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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竹小淳

    葛家楣第一次走進祁桂榮家中時，后者的丈夫已經幾乎沒有了行動的氣力。2018年，上海浦東的這一對退休夫妻雙雙檢查出癌癥，隨后又共同簽署了遺體捐贈協議，吸引了一批本地媒體的關注。

    當時59歲的退休工人、“綠洲公益”食物銀行行長葛家楣從電視臺的畫面中瞥見了熟悉的門洞。順著鏡頭中拍到的門牌號，葛家楣當周便帶領著自己的團隊敲開了祁桂榮的家門。

    在當時，“綠洲公益”已開展了5年“愛心食物包”活動，只要征得對方同意，便每月為需要食物的家庭提供價值120元的食物包。除了最基礎的油米以外，還包括各家企業捐贈的其他食物，以幫助一些家庭節省開支，用于醫療等更需要的地方。

    祁桂榮對于他們的到訪頗感意外——雖然已經接受了政府和社區的幫助，“綠洲公益”是第一個“找上門來”的公益組織。葛家楣回憶，當時祁桂榮床榻上的丈夫雖然精神不好，但仍“很高興”，“沒有想到除了政府和社區之外，還會有其他人來幫助我們”。

    生在上海卻難求溫飽的人

    除了祁桂榮，“綠洲公益”的捐助名單上還有原因各有不同、但困境十分相似的數百個家庭。

    病痛、意外傷殘、親人早逝，“綠洲公益”的絕大多數受助者遭遇過迎面而來的厄運，或至今仍在漩渦中掙扎求存。食物包最早的受益人之一朱叔是一位癌癥患者，確診不久又遭遇失業，妻子也在這一系列打擊下離去。依靠著食物包，朱叔當時初二的兒子今年已完成學業，即將開始工作，但朱叔的健康狀況卻在此時驟然惡化。“眼看孩子大專要畢業工作了，心里的事要放下了，身體一下子就不好了。”

    失獨家庭的情況則尤為揪心，其中一戶的兒子成年不久就不知所蹤，“小孩到外國去，想掙鈔票，死在外面了。哪里死、怎么死的都不曉得，也沒賠到錢，二十多歲年紀，就死在外面了”。被留下的父母如今已經白發蒼蒼。

    “現在隨著貧富差距的加大，人們對貧困也認知得越來越深刻。”“綠洲公益”創始人李冰感嘆。十幾年前，不少人對于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卻仍需要食物接濟的人感到不解，認為他們或懶或貪。“現在大家越來越理解到了，他們只是真的無法擁有。”

    讓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作為中國唯一被世界食物銀行認證的分支機構，愛心食物包背后的“綠洲公益”數年來踐行著一個聽起來非常直白的理念：讓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顯示，全球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食物在上桌前就已被丟棄，造成巨大資源浪費和垃圾處理壓力。而與此同時，超九分之一的人口每晚爬上床時仍舊腹中空空。

    “一方面有很多食物被浪費，一方面很多人吃不飽飯，把本來會被浪費的食物給到原本吃不上的人手中，就是我們做的事情。”理科生出身的李冰用手在空中簡單地比劃了一個環。

    “綠洲公益”是食物銀行模式在中國大陸的本土化嘗試。目前，它主要接受企業捐助，多為臨近保質期限或賣相有瑕疵、難以賣出好價錢的食物。“綠洲公益”的年報中對這些收集來的食物用了“搶救”二字：截至2018年底，食物銀行搶救了462噸即將被浪費的食物，分發給了43萬人次。

    與此同時，上海每天要銷毀1200噸有機垃圾，其中大多數是食物。

    “并不是所有過了銷售日期的食物都一定要被扔掉。”李冰說。在環保主義盛行的歐洲，有不少關于食物食用與保質期限的指導，食物銀行也為大眾所普遍接受，但在中國，這樣的嘗試才剛剛起步。

    在塘橋街道分發點背后的倉庫中，除了糧油米面，貨架上還整整齊齊地碼著進口風干果脯、金槍魚罐頭以及日式零食。原則上，“綠洲公益”鼓勵企業捐贈的是臨期食物，而臨期還未銷售出的包裝食品往往多種多樣，所以食物包里的品類也頗為混搭。

    截至2020年初，與“綠洲公益”有長期合作關系的200余家捐助企業中大部分是外資企業，2018年春節，“綠洲公益”成為世界食物銀行認證分支機構之一，此后找上門來的企業變得越來越多。“剛開始做那陣子一年大約能收到20噸左右的食物，現在有200多噸了。”但這仍不足國際食物銀行平均受贈食物體量的五分之一。

    “企業害怕”

    是什么阻礙了食物銀行在中國的本土化？“很多捐贈者并不希望告知外界他們有做這樣的捐贈行為。”李冰和葛家楣都在采訪中提道，“企業害怕。”

    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了解什么叫做臨期食物，而捐贈食物的企業可能會面臨公眾指責。“我們接觸下來的這些企業都非常害怕，很大一部分，他們怕出錯。”

    約定每月送出的價值120元的食物包，其實際價值往往達到200元上下，為了最大可能規避風險，企業通常選擇的都是保質期較長，容易長期存放的品類。

    也有企業提出替代方案：匿名捐贈，他們希望公益機構可以建立一個中心，把所捐贈的食物重新包裝、去品牌化、不再讓人知道食物來自于什么企業。李冰理解企業的顧慮，但這對于資金人力都不充足的民間公益機構來說并不現實。

    除了社區的低收入居民外，綠洲食物銀行也對接一些外來務工子弟學校和自閉癥兒童康復中心，為孩子們提供食品和教具。

    事實上，“綠洲公益”對于企業捐贈者早有詳細的審批流程，除食品安全外，操作衛生、員工健康、運輸貯藏過程也都是關鍵指標，已能夠有效控制住風險，只是企業的困境存在于另一個層面。在這方面，提高公眾認知度、加大法律層面對企業捐贈行為的鼓勵支持措施，或許是解決問題的希望所在。

    投身于“小確幸”的人

    聯系企業捐贈、核對日期和品質、整理食物、發放給受助者……這些事情不大，要日復一日地做起來，卻并不容易。在國內“首家食物銀行”的名聲背后，已經很少有人意識到“綠洲公益”其實是一家環境保護機構，還是上海第一家經民政局批準并正式注冊的民間環保組織。

    研究生畢業以后，李冰進入一家關注動物保護的國際公益組織，專注于東北虎保護研究。此后幾年，家庭原因使得李冰選擇離開，又全職投身于自己創立的“綠洲公益”。

    “一開始綠洲公益關注的是環保領域，這也和我之前做東北虎保護算是一脈相承。我們做過小水域的生態治理、做過田地小農場有機化、也做過低碳城市，但是做到后面就會面臨一些不知道如何突破的困境。”李冰回憶，“2013年底至2014年，我們聽說了這樣的一種形式在香港得到認可，就開始在長壽路社區做一個惜食分享的項目，開始收集和分發食物。后來受到邀請去美國參加了正式的培訓，意識到分享食物也可以做得很專業。”

    “其實我們一直的理念都是從環保出發。”李冰說，“我們不是專門的扶貧機構，只是在環保的基礎上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這不是更好么？”

    在李冰看來，食物銀行幫助了很多需要幫助到的人，這就夠了。“每天來領一份食物可能就是他們生活中的小確幸，是生活里推動他每天開開心心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他在很困難的時候、快要走上絕路的時候，這一點點幫助可能就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一點點日常的、持續的關愛感，可能會成為不少人生活中的一個“盼頭”。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李冰這樣形容自己，“只要有人可以捐，有人愿意拿，這個事情就可以持續地做下去。”

    直到2020年過年前，葛家楣的手機仍舊不時收到來自祁桂榮的信息。“有時候真的覺得活不下去了。”祁桂榮這樣寫道。葛家楣很了解，這是病情又反復了。兩年前，在“綠洲公益”介入的幾個月后，祁桂榮的丈夫便去世了，留下她一個人繼續與癌癥抗爭。

    “她是一個很開朗，很愛說的人。做治療也就是自己背個包就去了。”葛家楣說。在發來那條信息之后一個月，祁桂榮也告別了人世。

    疫情中的“危”與“機”

    2020年，由于疫情與隨之而來的經濟沖擊，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食物銀行在全球各地都登上了媒體版面，一面是驟增的失業人群突然涌向食物銀行的申領窗口，另一面則是香港、加拿大和美國多家食物銀行因捐贈不足、供應鏈斷裂而陷入困境，也有不少食物銀行因疫情防控的原因被迫關閉。

    危機之中，美歐多地出現企業主將自己的營業場地出讓給食物銀行進行分發和儲存物資的新聞，維護食物銀行，在許多國家正在成為人們維護自己墜落時最后一道“安全網”的共同努力。

    因為食物包早在年前就已發放到了受助者手中，疫情沒有對“綠洲公益”的活動造成太大影響。在戰疫最為焦灼的時候，也有不少企業聯系李冰，希望可以向武漢和湖北其他地區捐贈食品物資。“食物成噸成噸地來。”李冰說。但當地社區管制、加上物流運輸不便以及后期物資緊張局面得到緩解，“綠洲公益”的嘗試未能成功。

    2月初開始，“綠洲公益”恢復了日常的蔬菜發放，食物包的供應也恢復了正常。“事實上，疫情后期開始，我們收到的食物和資金援助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往年同期水準。一方面疫情期間有一些食物庫存的積壓，另一方面通過這次疫情，也許也讓更多人意識到了社會責任的重要。”

    目前，除了繼續之前的正常運營，“綠洲公益”還在尋求一些新的合作可能，比如將食物包派往更為貧困需要幫助的其他地區，與企業合作打包食物活動，以及最近正在策劃與農場合作的“丑食”分享。

    分享冰箱活動也在穩步擴展中，今年在上海預期能從20多個冰箱點擴展到50個左右，還會在廣州花都區開始試點。

    也許，還要買輛車。李冰說，她想要做一個移動的食物銀行，只是仍然缺人。“現在所有人都在滿負荷運作了，人手太緊張。希望可以能找到愿意和我們一起工作的人。”

    （據微信公眾號“世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