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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何

    “你們終于開門了！”這是疫情高峰過去之后，終于隨著北京市初步解封而重開的北京石景山區樂齡養老服務中心，與它的創始人王艷蕊，幾天里聽到最多的話。

    解除封鎖的通知一下，滯留在外的老人馬上開始返回，哪怕仍需經過核酸檢測和隔離14天才能進入中心，這些苛刻條件也沒有攔住他們返回的決心。

    “家屬都要崩潰了，家里不知道怎么照顧老人，也沒有能力照顧，沒有人。”王艷蕊解釋，“不止家屬，也有老人在家覺得住得不合適，也想回來，但之前誰也沒辦法（回來），他們就天天來問。”

    也有在院老人的家屬在樂齡公眾號文章下留言：“這些日子，可把你們辛苦壞了……不是一個謝謝就能讓我們心安的。”

    現實困局

    “養老”這件事，其實遠非很多年輕人想象中的那樣平和溫馨：陪老人說說話，散散步，幫忙買生活用品，在老人身體不適的時候陪他/她去醫院，或在重病住院階段去醫院看望和陪護。

    在現實中，早在最終宣告情況危急之前很久，家里的老人可能就已經難以自己行走，可能失去語言和表達能力，可能失明失聰，可能逐漸失去思維和意識，變得無法交流，可能陷入幻覺乃至于做出一些家人無法理解的舉動。

    “失能失智”，我們一般這樣稱呼這個老年人群體。他們需要的不再是“陪伴”，而是實實在在的“照料”，需要有人幫助完成大小便，幫助洗澡擦身，需要喂飯或者流食，需要有人24小時關注情況變化，制止危險舉動——就像照料一個新生兒那樣。

    樂齡接待過這樣一個家庭：家中兩位高齡老人均為重度失能失智，老父親失明且患有阿爾茨海默癥，母親則常年癱瘓在床，除了雇傭了一個住家保姆之外，還需要四個子女以月為單位輪流在父母家陪護，但實際上，四個子女本身也都已經過了退休年齡。

    找到樂齡的是這家的大女兒，輪到她值守的那個月剛好趕上她自己的女兒懷孕分娩，住家保姆照顧一位癱瘓老人的生活起居已經工作飽和，而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老父親一刻離不開人。當“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機，被拖入近乎沒有止境的時間索取，幾乎無法避免顧此失彼的結局。

    她因此選擇了向樂齡求助。

    起初她為父親嘗試的是日托形式——早上她出發去女兒家前把老父親送到樂齡站點，晚上再接回，盡管家到站點只有大約一百米距離，這種方式還是很快被證明行不通：移動過程中的困難還都在其次，阿爾茨海默癥患者極其依賴熟悉的環境，而對于這些近期記憶幾乎為零的老人來說，每天兩次往返其實意味著一整天都在陌生環境中度過，而患者會因此格外焦慮不安，對于失明老人，這種影響尤其強烈。

    “我能把他暫時放在你們那兒嗎？”那位阿姨這樣問王艷蕊，“晚上也不接了。”

    這是樂齡嘗試老人入住模式的開始，王艷蕊將護理員們的排班從原本的統一白班修改為24小時倒班制——這位阿爾茨海默癥老人只是龐大失能失智群體中的一個，實際護理起來，幾乎每一位老人的情況都有不同：有失智老人沒有辦法睡整覺，有行動不便老人臨時需要起夜上廁所，臥床老人需要定期幫忙翻身，因為容易墜床而應用約束保護措施的老人則出于防范意外的考慮，需要定期巡視。

    沒有家庭能夠承受如此強度的長期照護工作，因為這意味著至少犧牲家里其中幾個人的全部生活，包括睡眠，在個別極端情況下甚至也包括照料者自己的健康。

    與照護困局同樣現實的還有家庭財政負擔：目前市場價而言，照料一個失能老人的保姆薪水至少在7000元，如果有專業技能，上萬也很常見，即使在北京，這也不是一般人的退休金可以負擔得起的費用。

    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更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除了海量時間精力之外，照顧老人又是一件處處需要專業技能的事。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挪動老人——把失去行動能力的老人從床或者輪椅上挪下來，這聽上去并非難事，現實中沒有經過訓練的人卻很有可能發生意外：弄傷老人，或者弄傷自己。

    “我們護理員培訓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床上的挪動，從床上挪到輪椅上，或者從輪椅上挪到床上，那么首先你應該從什么位置下手去抱老人，不提前做這些培訓，有可能你一拽，老人就骨折了，脫臼了，或者你自己發力不對，把腰閃了，這還都是沒有摔的情況。”王艷蕊總結，“其實是真的挺難的。”

    挪動只是第一步，照顧一個失去行動能力的老人，意味著每天在固定時間完成的一系列身體清潔，按照健康狀況安排的特殊飲食，具體到小時的娛樂和休閑活動，定期翻身以及巡視，考慮到沒有人能夠獨力承擔如此繁重的工作，照護當中還涉及不同班次之間的工作銜接與記錄……

    而定期監測身體指標，為每一位老人安排需要按時服用的藥物，及時識別危險信號并聯系醫院或出診醫生，更是每一位護理員的工作日常。

    “我自己來說，如果有一天我父母離不開人了，要人照顧了，我肯定第一時間就會找人。”王艷蕊說，“情感支持和具體的護理工作是兩回事，我當然會陪著，但是護理的事情，我做的肯定沒有我們護理員好。”

    但她也承認，現實并不是可以這樣非黑即白劃分清楚的事，親人的照料與專業護理之間應該如何抉擇，仍然受到更多條件的限制，而機構所能做的僅僅是為這些家庭和老人提供多一種選項。

    在當下，更迫切的問題并非老人或家人應當如何選擇，而是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缺少選擇的機會。

    做雪中送炭的事

    “我們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那些錦上添花的事情。”王艷蕊總結。

    2006年最初創辦社區養老公益機構“樂齡合作社”時，王艷蕊和她在社區動員起來的老年志愿者團隊同樣沒有特別注意過深處輿論水面之下的失能失智老人群體，在當時，動員本地社區力量，實現老人群體內部的互幫互助，被認為是解決老年人孤獨等問題的先進理念之一。

    但真正的剛性需求逐漸浮出水面：不斷有老人因為家里保姆“斷檔”而尋求同為老年人的志愿者團隊的幫助，老年護理方面的家政服務存在巨大缺口，盡管熱心志愿者愿意提供一些幫助，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樂齡的全職家政護理員很快上崗，不久后爭取到了部分社區居委會的場地支持，從上門服務發展到日托，之后又在家屬要求的推動下，進一步從日托發展到入住。

    “重度失能老人的護理是有極高需求的，有些家庭是臨時找不到保姆，有些是剛出院的需要特殊護理的老人，家屬擔心照顧不好于是尋求專業幫助。”王艷蕊解釋。第一個開放入住的站點最初的六張床迅速滿員，隨后開始加床，王艷蕊也收到了更多社區“能不能開到我們這里”的詢問。

    摸爬滾打多年，王艷蕊始終堅持要做平價養老，要為普通人、普通家庭解決養老困境，但在此之前，樂齡始終沒有解決需求端與服務端之間經濟上的巨大鴻溝：一邊是需要職業培訓、需要穩定工資和五險一金的全職員工，另一邊卻是節儉了一輩子，最不舍得往自己身上花錢的老年人群體。

    但從接收長期入住老人開始，樂齡雖然仍舊虧本，但終于開始有了穩定收入。“我們要做的是居家、社區和機構一體化的綜合服務。”王艷蕊說，“這幾年我一直在倡議，那些需要照顧的老人才是真需求。我們要做小型嵌入式的綜合養老服務，但更多地偏向于失能失智、高齡、空巢、獨居等群體，那些低齡的活躍老人，我們希望他們能來當志愿者。”志愿者模式，是14年前“樂齡合作社”的延續。

    在找到正確經營模式之后，樂齡漸上正軌，2019年，樂齡接收的托管老人人數達到146人，老年餐服務超過4萬次，直接接受服務的老人則達到1046人。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突如其來，王艷蕊原本期望樂齡能夠在2020年第一次實現收支平衡——但疫情打亂了一切。

    為了有尊嚴的生命

    過去幾年，樂齡在聯合多方力量推動“長期介護險”的發展，希望能夠通過社會保險的方式幫助支付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晚年照護費用，這也是一部分養老產業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在多年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當前解決方案：調用類似醫保的社會保障系統，讓老年人有機會在晚年獲得更專業的照料，而不至于為此搭上畢生積蓄。

    盡管仍在起步階段，但類似的社保理念已經開始在小范圍內落地。2020年開始，北京市石景山區——也就是樂齡目前所在的區——將推進失能老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全區覆蓋，樂齡的經驗，也正在更多地方獲得引進和推廣。

    對王艷蕊和樂齡來說，考驗仍舊接二連三。剛剛過去的這個六月，隨著北京疫情的反復，原本已看到一線轉機的行業再次遭遇沉重打擊，服務中斷使得不少機構的資金流狀況愈發艱難，一如王艷蕊在6月初發布的樂齡2019年報序言中寫過的句子，“真的是沒有最難，只有更難。”

    但在從業十四年后的今天，回看自己為之投入無數精力金錢的養老事業，王艷蕊提起的是那個經典寓言：雨后的沙灘上，一個小男孩把淺坑中擱淺的小魚一條一條扔回大海，路過的每個人都告訴他，他不可能在淺坑干涸之前拯救所有小魚。

    小男孩回答說：“能救一條也有意義。”

    （據微信公眾號“世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