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斌奇

    1922年，浙江遭颶風山洪襲擊，幾成澤國，尤以紹興、臺州、寧波三屬受災最重。

    8月6日至7日，紹興颶風海嘯，水勢滔天，‘此次災境，統計紹屬七縣，已占五縣，其中以諸暨為最，嵊縣次之’。臺州也是此次被災較重地區之一，因其地勢之故，時常受災。8月11日午間，‘此間忽發颶風，飛沙走石，至翌日七時許，風勢稍定，繼以大雨……城外江水陡增三十尺，灌入城內，平地水深十尺，低屋全浸水內，樓居亦復遭水，西門外房屋大都被水沖坍’，‘荒年景象已在目前’。寧波地區各縣8月6日、11日遭受兩次水災后，‘及至29日夜間，風勢漸作，至30日晨，大風驟起……迨至下午，風潮大作江北岸沿外灘馬路一帶，潮水均漲至一二尺或三四尺不等’，‘交通斷絕’?！疄那橹兀瑸榘倌陙硭匆??！?/p>

    其他各屬縣的災情亦相當嚴重，總計此次被災縣數達60余縣，占浙江72縣的八成之多，受災人數75萬。此次壬戌水災，災區之廣，災情之重，危害之大，均為浙江災荒史上所未見。

    災害發生后，地方政府、有名望的鄉紳紛紛向浙江軍政當局、旅外浙江各同鄉團體、慈善組織發送乞災電報，僅《全浙公報》9月18日至21日“各縣告災之電文匯志”專欄就有23縣之多?！渡陥蟆贰度愎珗蟆贰对借I日報》等亦刊登各地災害慘狀的報道，使旅外浙籍鄉紳商董能時刻關注此次水災。

    在近代的轉型過程中，近代民間慈善開始自主發展，與國家主導的社會救濟開始相互分離。民間社會更善于利用現代公共傳媒體系，近代社會公益慈善組織、同鄉公會等富有近代因子的網絡，突破了傳統地緣與區域的限制。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地方精英開始大規模參與地方事務。浙江人向以善于經商著稱，特別是自近代上海開埠以后，憑借其和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資本投資，浙商牢牢控制上海的資本運行，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同業公會、社會公益組織，支撐起近代上海的慈善網絡。

    此次浙災“旅滬浙人痛切桑梓，均抱救濟之懷”，浙商發起了全國性質的賑災救濟活動，如旅滬紹興同鄉會宋漢章、徐干麟、田時霖等召開“紹屬水災籌振大會”，當場認捐2.05萬元，共籌集賑款55萬元，居旅外同鄉團體所設籌振會之最；寧波水災急賑會朱葆三、傅筱庵、盛竹書“將跑馬廳提議演劇水災游藝會等”，當場認捐萬余元，并致電北京、漢口、天津、江蘇、營口、杭州、福建等寧波同鄉會要求協募賑款，募得善款五萬三千余元。

    以上反映出，各地旅外同鄉組織在賑災募捐中起領銜作用，有影響力的同鄉組織特別集中在江浙滬一帶。此外，各籌振大會多由本籍有名望的紳商擔任領導職務。以寧波水災籌振會為例，會長由朱葆三、傅筱庵、盛竹書擔任，三人都是寧波籍。朱、傅二人都歷任上?？偵虝L，憑借他們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能夠充分調動自身的影響力，為籌款募捐帶來最大效應。

    同鄉團體在近代的發展中，明顯具有了“現代性”的特點。以寧波旅滬同鄉會為例，四明公所（即寧波旅滬同鄉會前身）和寧波旅滬同鄉會在所從事活動，內部結構和組織制度等都有所不同，寧波旅滬同鄉會更體現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這類組織的社會功能更趨向單一，大多數同鄉團體從根本上轉化為公益慈善團體。從紳商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們推廣慈善的背后，除宗教和傳統的影響外，還有一個在近代城市文化發展比較特別的因素，就是以慈善事業及社會福利機構為參與地方政治或取得權利的階梯。

    募捐方式的多樣化

    有別于傳統社會的救災模式，近代社會救濟所運用的募款模式更能體現出傳統社會與近代社會的過渡。近代報刊對水災的關注，就是一種引起時人惻隱之心的宣傳模式。如《申報》報道《寧波急振大會記》：

    有一年約十五六歲之商店學徒虞瑞棠者，登臺演說，略謂瑞棠系一商店小學徒，平日所得無幾，焉敢言捐助二字。不過瑞棠連日聞家鄉災情，不禁惻然有戚。茲將平日店中所予之早膳費，按日節省，共得大洋三元，恭呈本會，充作賑款，以盡寸心，言畢鞠躬而退。寥寥數語，實引吾人好善之心不少。

    同時，華洋義賑會、中國紅十字會、各同鄉籌振會、杭州總商會、杭州青年會等，紛紛在報刊上刊登乞賑啟示，希冀諸大善人慷慨捐款。近代報刊是一種近代社會的產物，利用近代報刊籌振就帶有非傳統的特點，使得災害籌振突破了傳統地緣的限制。

    以娛樂的方式募款也是壬戌水災籌款的一種較普遍方式。諸暨水災籌振會在《申報》刊登廣告，借西湖鳳舞臺演劇助賑，特請裘劍飛、張仁艷、高秋顰等出演《嫦娥奔月》《貴妃醉酒》等劇目，且聲明：“諸君購票入場后概不另募捐款。”娛樂助賑的方式，以其喜聞樂見、簡單易行的特點，往往能達到較明顯的助賑效果。舉辦游藝會也是近代災害募款方式之一。9月24日，浙江壬戌水災西湖游覽會借西湖公園至照膽臺一帶開幕，會期15天，門券四角，場內不附另捐。悅昌文記綢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在場內設有支店，物美價廉。會務期間，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先生登臺助演數天。

    江浙地區自古以來是富庶之地，江南紳商憑借其雄厚的商業基礎，有較多的精力投入慈善事業。而北京以其獨特的政治中心地位，在京浙籍官吏議員憑借其與政界教育界的深厚人脈，運用與政府的關系從事慈善活動。災害發生后，浙籍國會眾議員傅夢豪、張浩等“提出院議即請咨達政府，急令地方政府先辦急賑，并查明被災各屬詳實情形，分別輕重蠲緩本年錢糧，一面再撥巨款”。據《浙江壬戌水災籌振會報告書》載，直隸、河南、安徽、察哈爾、江蘇、山東、湖南、上海等省，督軍省長、各省救災機構都紛紛捐款捐物。奉天張作霖捐助大米1667包，棉衣棉褲等10萬件，其他御寒衣物等若干。

    地方救濟中的公益組織

    在1922年壬戌水災的籌振過程中，上海華洋義賑會發揮了重要作用。上海華洋義賑會與浙江地區有密切聯系。成立初，即有浙商朱葆三任干事長（后稱會長），王一亭、宋漢章、傅筱庵等浙商也有重要地位和影響。壬戌水災發生后，上海華洋義賑會積極投入災后賑濟。9月中旬，杭州、寧波華洋義賑會先后設立，杭州華洋義賑會由錢塘道尹張庶詢、華洋義賑會總干事明思德為華洋會長；寧波華洋義賑會由會稽道尹黃涵之、浙江海關稅務司甘福履為華洋會長。

    “傳統的地方公益事業雖主要有散居民間的紳士和富商經營，但官方實際并未完全放棄去其督促、監督之責，有時也親自插手或協助紳士辦理。因此‘公’領域的本質特征，并非官民之間的分立或對峙，而是官民之間的合作，系國家權力與民間社會力量的相互滲透、批次依存、共同作用的領域，當然，其中民間社會力量又占據著主導地位?！?/p>

    官方背景的浙江壬戌水災籌振會與上海華洋義賑會的合作，使政府層面和民間層面形成良性互動。浙江壬戌水災籌振會明確規定：“隨時與華洋義賑會接洽，所有各縣冬賑與春賑，或分任辦理，或通力合作，各就災區情形商定，以求實濟?！?/p>

    籌款賑災是華洋義賑會為壬戌水災救濟的第一要務。上海華洋義賑會于《申報》刊登乞賑通電，并自12月1日起組織“浙災征募大會”，以大總統黎元洪為征募大會會長，何護軍使為專任團長，朱葆三、宋漢章和英工部局西總董、法國總領事等要員參與領導機構。以一月為限，分設25個總隊，以中國各省命名分處籌振。壬戌水災籌款，上海華洋義賑會通過杭寧兩分會，在浙江總共發放123萬余元，其中征募善款70萬元，中國華洋義賑會撥上海華洋義賑會33萬元，1920年災振余款20萬元，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余論

    慈善事業的兩端，即國家與社會開始相互分離，其中一個必然的前提，就是國家權力的衰落。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是近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局勢動蕩不安，權勢結構在戰亂中不斷重組整合；地方政府往往以軍閥為派系，斗爭不斷，戰火頻仍，從而社會民生之所指，自然讓渡給不斷壯大中的紳商階層。從傳統慈善救濟事業看，近代慈善事業無論從賑災群體、賑災籌款方式、國家和社會層面所承擔的角色等，都顯示出一種現代性的趨勢。商人階層的不斷興起，除一般傳統倫理、宗教救贖、社會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外，以慈善事業等社會公益事業為媒介，不斷深入地方政治，與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動，共同承擔起慈善事業的兩端。

    從慈善機構的種類而言，近代以前的慈善救濟機構，諸如善堂、同鄉組織等，在社會變遷中自身不斷利用新興資源，融入變動中的社會秩序。社會自身的運行模式在不斷調整磨合中，顯示出現代性的趨勢。

    （據《華人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