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靜

    嚴康懋（1878-1929），浙江鄞縣人，為民國早期“寧波幫”杰出代表，在滬、寧兩地擁有多家銀行、錢莊、木行、藥行等，曾為上海總商會第八任會董。嚴氏一生節儉好義、樂善好施、扶貧賑災、惠及鄉里，在20世紀20年代的寧波是婦孺皆知的愛國愛鄉的金融家、慈善家。

    當時，寧波街頭最流行的順口溜曰：“一言堂百貨多，二康楙鈔票多，三法卿木器多，四明藥房藥片多，五芳齋點心多……”其中的“二康楙”便是指嚴康懋，表面上是講他從事工商業賺錢多，深層次上則是他以此為依托進行慈善活動，造福桑梓，受到家鄉父老的敬重。

    嚴康懋從小聰明，讀書用功，領悟力強，成績遠遠超過一般兒童，深得老師喜愛。15歲那年，父親去世，嚴康懋甚感痛心，守孝在家，將其家中商務一并委托他人代理，幾年之后，生意收益逐漸蕭條。18歲時，嚴康懋帶著父親的經商資本前往上海創業，憑其敏銳眼光和出眾的能力，1897年，他和葉澄衷、朱葆三等便在滬開辦了第一家民族資本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二年又在寧波設立兌換處，發行和兌換該銀行的鈔票。后又與人合資陸續開辦錢莊以及其他工商事業，如在寧波江廈錢行街開辦了泰源、鼎恒等四家“大同行”錢莊，在杭州、金華、寧波開辦了木行、藥行、參行等。1922年，他又在上海創建“懋昌商輪公司”，與陳子壎合作在上海閘北安慶路地段開發房地產事業，形成“福壽里”371弄。嚴康懋的工商事業可謂如火如荼，他也成為寧滬兩地響當當的一位人物。1927年，嚴康懋出任上海總商會第八任會董。1928年，嚴康懋在寧波、上海兩地總商會任職，期間曾發起抵制日貨運動，喚起民眾反對侵略的愛國熱情。然而，嚴康懋發跡后不講派頭，穿長衫布鞋，吃粗茶淡飯，樂善好施，熱心社會公益活動。

    設義莊、義田、義學、義倉

    設立義田、義莊、義學是寧波地區長期以來就有的民俗現象，特別是世家大族多有采之。

    義莊是嚴氏家族慈善事業的重要內容之一。1921年，嚴康懋在鄞縣維勤鄉嚴家匯頭置田1000余畝、市屋3所，興建嚴氏義莊，贍養族內孤苦無靠者，并附設完全小學。

    嚴康懋族人大多都是以農為業，生活貧苦。經商的嚴康懋不忘捐資贍族的祖訓，除捐千田畝、置房屋外，對其生活所用的器具、婚喪嫁娶之事也都廣為救濟。不僅在生活物質上給族人以保障，對其子弟的精神教育也頗為關心。“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而以崇廉恥之風，將使從官者清白自持，為士者專意學業”，故嚴康懋在呈請設立義莊之內，還設立義學。

    為此，嚴康懋于1917年出資13400元創辦私立康懋小學，“建西式樓房3樓3底，辟操場3畝，并在城區購屋數間作為校產，另置校田34畝”。凡族里的子弟及附近窮困人家的子女均可免費入學，小學畢業成績優良可繼續免費保送上中學及大學。這個學校開辦后，使很多窮人家的子女不會因家境貧寒交不起學費，而失去就學的機會或中途輟學。幾十年來，為社會培養了不少有用人才。

    嚴氏義莊除義莊、義學外，好包括谷倉、祠堂。據后來勘察發現，谷倉當時是與祠堂平行而建的。谷倉作為救濟貧民的重要場地，對其記載僅見于后人對其的介紹：“鄞南一帶地勢普遍較低，所以谷倉的地基高出道地六七十厘米，當年，有短木架梯在谷倉與道地之間，人必須走梯子才能將稻谷送進倉里。”無論是義莊、義學，還是谷倉，嚴氏義莊“不獨嘉惠同族、教養兼施、且遇有天災亦能推及于外姓”，這種敬宗睦族慈善為懷的品行，在當時人們看來是極為罕見。

    據《寧波市志》記載，寧波地區多發生各種災害，人們無以為生，出現大批貧民、災民。每當天災人禍發生或每年青黃不接民食危難之時，最直接的解決民食的辦法就是開局平糶，壓低米價。商人嚴康懋也主動參與平糶一事，獨資在城區江東石戲臺跟創辦平糶局一所，被當時的《時事公報》譽為“足為平糶局模范”。

    1921年夏，寧波一帶水災為患。為了進一步賑災濟民，在會稽道尹黃慶瀾的推動下，在寧波成立了寧波華洋義賑分會。《申報》報道說：“會稽道尹公署，昨日下午開華洋義振會……董事中六人，屠鴻規，費冕卿，陳南琴，余潤泉，嚴康懋，胡詠騏。”由于嚴康懋等人的鼎力相助，使得該會工作進展順利，影響廣泛，對于推動各地賑災工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多渠道籌款，嚴康懋還曾與總商會負責人屠鴻規、袁端甫等發起“勸節筵資賑濟災民活動”，特印發傳單，分發各店鋪，倡導“省一餐之食，活多數之命……款繳商會，集腋成裘，藉充急賑”。

    創辦醫院、貧兒院、教養所

    鴉片戰爭后，寧波醫藥界受西學東漸的影響，逐漸形成中西并行的局面。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受西方傳教士“興辦醫院，治病救人”思潮的影響，寧波逐漸開始新辦一大批醫院，旨在為廣大貧病者提供優惠或免費醫療服務，公益慈善的性質已彰顯出來。

    商人嚴康懋也投身于興辦醫院的潮流中，于1911年與余保三、旅滬商人徐慶云等，在江東缸甏弄水仙宮原址集資創辦了普仁醫院。該醫院在嚴康懋的組織領導下，規模逐漸擴大，醫士的水平也得到極大的提高，求診人員也較之以往呈上升趨勢，這些都反映出普仁醫院在初創時期對寧波地區醫療衛生的改善是做出了極大貢獻的。

    除公立醫院外，嚴康懋還參與臨時性慈善醫療活動——時疫醫院的建立與發展中。時疫在當時主要是指瘟疫，是受疫癘之氣造成的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的統稱。霍亂作為時疫的一種，在民國初年，對民眾的健康和安全威脅最大。當時“寧波公立普仁醫院院長張箴言于前月中旬在糖行街某行經理家診癥曾發現”，該病癥狀極似猩紅熱，認為“若不亟起撲滅，后患何堪設想？”該病傳染極快，“鄞江鄉罹是癥而死者已達八九人之多，他處亦時有所聞，而在往年視為無足輕重之猩紅熱（即紅痧），今年亦大肆其虐，罹者朝發夕死云”。1919年8月間，鄞縣城廂一般慈善家發起臨時治疫醫院者，已有三處：寧波臨時時疫醫院、寧波公立時疫醫院、甬東臨時治疫醫院。其中甬東臨時治疫醫院“系嚴君康懋等所組織，院址在三江口得懋木行舊址。”凡病人來院就診者，均不取醫藥金。在江東公會臨時治疫醫院中，嚴康懋又被推舉為經濟董事，提議“江東區內為客籍伙友養病或身故成殮起見，議決建筑新房舍為永久場所，約九間，三間一局，均用平房，經費三千元”，同時，隨著民間社會辦醫助醫活動的迭起，嚴康懋又為救助“鄉里人民貧病起見”，于1921年初將其設立的嚴氏康懋國民學校舊校舍“加工修飾，開辦醫院”。

    傳統的慈善救助開始邁向近代化之時，在以收容、留養的基礎上，開始重視教的功能，采取“教養并重”，以便被教養者日后能自立于社會。嚴康懋參與籌建的四明貧兒院，便深刻貫徹了這一思想。

    四明貧兒院是嚴康懋與錢業巨子董維揚、俞佐庭于1925年發起籌建的。該院“擁有西式樓房5幢，西式平房10間，中西平房16間，運動場、農場各一”，具有完備的章程，規定了貧兒院的目的以及經費來源的方式。為了貧兒院順利發展，嚴康懋對其進行大量的金錢資助。

    20世紀20年代末，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加之頻繁的戰亂與水災，產生了大批失業人群與無業游民，從而加劇了鄞縣城鄉貧困問題。據統計，當時“城區失業人口男4300余人，女50000余人，救濟失業，實有迫不容緩之勢”。解決游民與城鄉貧民問題開始與救助貧兒孤兒問題一樣，成為了當時政府及慈善家所關注的重點。

    寧波七邑教養所開始于1924年，其成立目的在于“安插此輩游民與乞丐，而授以教育，給以工業上知識，使之為社會生產者”。嚴康懋對其成立不遺余力地進行捐助，在游民教養所籌備會上“與趙宇樓合一隊，每隊千元”。

    興修水利與近代交通

    寧波城廂地處奉化江、姚江、甬江交匯之地，城內多以浮橋鏈接兩岸，隨時間推移，其損壞程度日益嚴重。寧波各界開會對其進行討論，各紳商開始采取具體的對策整修老浮橋。

    在后續會議中，嚴康懋對老浮橋的修建提出自己的意見。作為臨時董事，他對老浮橋的修建盡職盡責，不僅在對策方法上給予老浮橋幫助，對其修建所需資金也鼎力相助。當時為了防止遭遇風潮、橋排沖壞，對其進行全新改造，“共計萬余斤”，會議決定由“各董事籌集五千余元，現尚虧負三千余元，由各董事分墊”，嚴康懋積極響應。

    寧波作為近代開埠較早城市之一，馬路建設卻遲遲沒有提上日程。嚴康懋作為財政股之一，參與興修了鄞縣江東大石碶至白轱鶻橋一帶道路。該道路作為東南二鄉的要道，行人穿梭其間絡繹不絕。但因年久失修，崎嶇不堪，加之荷塘倒坍，凹凸不平，時有失足落水之事發生。鑒于此，“該地巨紳嚴康懋、梁文臣、陳福壽、房王君、卓葆亭、史濟訓、姚和清等，擬集巨資，發起興修，籌募經費”，該道路修成之后，“行人受惠，實非淺鮮也”。

    嚴康懋還涉及對渡船、市政部門的改造與建設，將大道頭倉門的渡船改為義船，在兩岸建筑碼頭，以便旅行。還和士紳周友勝為改造大衙頭咸昌門二渡，在功德林召開整頓渡頭大會。同時，嚴康懋還參與巡防董局、監獄的建設，他出席鄞縣巡防局董事會，討論其募捐數額、購置槍械以及因巡防經費支出，務請全數認捐，以便分派駐防等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