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常年的社區觀察、行動實踐和專題研究，我們清晰地認識到新時期的社區治理發展面臨著最基本的“三重困境”，即“村居委會困境”、“居民共同體困境”和“治理主體協作困境”。筆者認為，只有我們切實正視和深入體悟“三重困境”才能為找到破解之道奠定基礎，本文特對此進行如下分析。

    “村居委會困境”，讓社區組織被困其中，行政化色彩較重，并使得社區治理與服務供給顯得非常不足。社區治理伴隨著社會轉型和行政改革的雙轉型進入了關鍵時期和相對艱難的爬坡階段，但是當前社區工作依然存在行政化色彩濃烈的突出問題。來自于各個黨政部門的各種繁瑣的行政事務使得基層社區負重不堪、“沉浸”其中、難以抽離，“上有千根線，下有一根針”及“社區是個筐，啥都向里裝”都是非常形象的比喻。實然定位與應然定位差異帶來的功能錯位、權責不對等，更使得社區治理與服務缺失嚴重，包括社區自治共治、社區養老、兒童照顧與保護、新老市民融合、困難社群服務等。再加上新老問題深度交織使得社區治理和民生服務需求的復雜化、多元化和個性化的基本特點更加突出，同時社區居民對于社區治理和服務水平的期待越來越高，這就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讓“居（村）委會困境”顯得更加嚴重。

    “居民共同體困境”，社區內人情味不足，亟須回歸熟人社區。社區是一種基于特定區域的生活共同體、情感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但是當前我國社區建設中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就是社區認同和社區參與嚴重不足，也就是說社區在更大程度上僅僅是一個地域概念，社區建設在較大程度上還停留在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反之，社區居民的認同度不高、歸屬感不強、參與積極性不高、公共精神乏力、主人翁精神丟失，雖然全國各地都在鼓勵基層社區并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其中，但是效果還不夠明顯。這就使得“居民共同體困境”得以產生。與此同時，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機會、渠道和平臺則較為有限，能夠獲得的支持相對有限。自下而上的居民參與需要更多空間和載體。

    “治理主體協作困境”，不同治理主體力量逐步參與和在場，但聯動協作較為薄弱。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通過社會治理體制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其中相對清晰地明確了黨、政府、社會力量、社會公眾等不同治理主體的基本定位和角色，全國各地尤其先發地區通過治理改革和創新舉措也在實踐層面上進行了積極嘗試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不同治理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發展中所呈現出的基本樣態和場景，大都是停留在淺層面上的形式協作遠遠大于實質性和深入性合作。實踐場景中已有不同力量基于自身優勢參與基層治理，但是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真正意義上的深入協作或持續合作之態還在遠方，要實現從多元參與到多元共治還需要更多充滿智慧的努力，包括搭建多元化共治平臺、創設多樣態共治項目、確立常態化協作聯動機制等。

    民政部培訓中心雙師型講師  盧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