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明敏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前不久，云南大象北上及回歸之旅，展現著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成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礎。

    10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上，宣布中國將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中方呼吁并歡迎各方為基金出資。

    期間，多家社會組織積極跟進，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綠發會”）先行捐贈100萬元支持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并展開后續捐贈對接。中華環保聯合會發布“環保民間組織助力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行動共識”。

    社會組織已成為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動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近日，《公益時報》走訪多家社會組織，傾聽15億生物多樣性基金下的民間聲音。

    中國“設立”15億基金

    COP15大會中一個重要話題——生物多樣性保護財政支持政策，讓生物多樣性保護獲得了積極進展。

    資金支持成為COP15大會中各方共識，發達國家出錢支持發展中國家被認為是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

    中國綠發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晉峰認為，氣候變暖、發展與保護沖突已成為生物多樣性的巨大挑戰。首先，全球氣候變暖對生物多樣性帶來挑戰。發展中國家對自然資源過度使用，過多索取，砍伐樹木等行為使得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發展與保護時常沖突。新建工程對生物多樣性也帶來挑戰，通過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有著實際意義。

    創綠研究院生物多樣性項目負責人徐嘉憶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全球環境的角度來說，不斷退化的生態和資源態勢是緊迫的，中國提出的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也是向固有的發展模式發出了信號，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上的積極表態會將該信號傳至供應鏈、價值鏈相關聯的其他國家。

    從經濟發展方面來看，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發展高度依賴環境與資源，更是因為新冠疫情加重了債務，對于平衡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不利。

    該基金的設立可以引導這些國家走上疫后的綠色復蘇之路。徐嘉憶說：“要肯定這個基金從國際治理、環境、經濟發展上的意義，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擔當，也是提出新的中國方案的智慧。”

    社會組織行動進行時

    近年來，騰格里沙漠污染案、三江源保護區木里煤礦案、麒麟山生態破壞案、深圳灣疏浚工程案，這些知名案件最早通過公眾舉報形成社會影響，公眾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發揮著重要作用。

    2019年，中國綠發會向聯合國發出信函建議COP15會議主題定位生態文明，希望從COP15開始不要只保護瀕危物種，要全體人民共同參與保護區內、外雙重保護，這被認為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出路。

    周晉峰介紹，作為民間組織，綠發會派員積極參與世界保護聯盟系列會議，并在多個委員會任職工作，參與WCC第七屆自然保護大會期間提出6個動議，通過投票成為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條例，積極參與國際機構新人士選舉，表達立場。

    有數據表明，現階段中國已經建立170個中華保護地，并積極向國際社會傳播鄰里生物多樣性保護思想，為人類提供環境解決方案，這讓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公眾知曉率大幅提升。

    中華環保聯合會國際部副部長倪垚就社會組織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提出三點建議：

    首先社會組織應當圍繞《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采用多元的形式，傳播正確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和知識，從而提高社會各界認知水平和議題關注度；

    其次，中國社會組織也可以將自身積累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具和方法，通過民間渠道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各國之間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經驗交流；

    最后，應當充分發揮社會監督作用，促進企業和金融機構在開展業務時避免生物多樣性風險，盡可能的減少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

    9月28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召開，中華環保聯合會發布“環保民間組織助力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行動共識”，倡議各環保民間組織采取行動，廣泛傳播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理念和系統性解決方案，關注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對于生態系統的影響、減少各類污染物進入自然生態系統、實施基于自然的氣候解決方案。

    當前，中國綠發會已啟動了人民參與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專項，搭建公眾募捐平臺，方便社會各界共同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資金支持，讓人民的參與成為助力中國和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不竭動力。

    基金設立并非首次

    目前，中國率先設立15億生物多樣性基金，性質尚未有更多信息，更多細則有待公布。中國呼吁各方加入的對象，狹義上理解是第15屆締約國大會的締約方，廣義上理解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利益相關者。

    周晉峰認為，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公益基金，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為目標的國際基金，將來會形成一個以COP15來協調的獨立公益基金，共同服務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一項人類行動。

    “目前，最大的一個可能性，中國作為首個出資國會深度參與其中，COP15會獨立設立一個協調、議事、管理機構。”周晉峰說。

    徐嘉憶也表達了相同觀點，全球超過80%的生物多樣性資金來自公共資金，以政府財政支出、雙邊和多邊發展援助資金為主。中國新建立的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在前期應該也會以公共資金為主。但對于社會資本的帶動作用可觀。邀請各方共建，指其他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也可以指其他利益相關方，尤其是私營部門和慈善資金的注入。

    周晉峰認為，當前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面臨兩大類風險。第一，現存棲息地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自然性惡化與人為相關，人口饑餓過度開墾導致環境破壞，基金將幫助生產生活中減少環境破壞。第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之中免不了對環境破壞，基金幫助妥善避免減少生物多樣性損害。

    有數據表明，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資金缺口為6300億至8900億美元，而現有的全球環境基金無法達到原定的承諾規模，建立一個新的基金便是注入了新的資源。

    徐嘉憶表示，基金同時還能一定程度解決生物多樣性與發展中的公正問題。中國建立該基金的主要接收方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亟需更多資金改善經濟發展問題的國家。對于緩解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矛盾有積極作用，比如說緩解發達國家兌現資金承諾緩慢的問題以及國際合作與對外投資貿易中的一些爭議問題。

    設立國際事務專項基金并非首次，中國出資15億有著創新做法，倡導更多新的加入方，現存管理機構磋商形成協議，完善管理體制，以期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護最大效能，實現幫助發展中國家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宗旨。

    2010年在名古屋市召開的該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COP10）上，主席國日本設立了“生物多樣性日本基金”。2015年，在氣候變化議題下，中國宣布出資200億元人民幣建立南南合作基金。

    工業文明成最大挑戰

    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對人類棲息地生態系統構成挑戰，這與工業文明發展密不可分，農藥使用、森林開墾等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

    周晉峰表示，第六次生物大滅絕區別于前五次就是因為人類工業文明的發展，毫無疑問成為了最大挑戰。現在看來只保護瀕危物種，保護區類保護已遠遠不夠。

    他舉例到，德國5個保護區進行為期20年的昆蟲監測，20年間5個保護區昆明喪失70%，并非保護不好，恰是地球整個工業系統發展中全面崩潰而引發，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最大挑戰是人類生產生活方式。

    徐嘉憶表示，從全球的角度來說，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一樣，屬于全球公共物品，但是全球多邊治理的推進緩慢、目標不夠清晰和高遠、執行機制和措施不夠確切，都是主要問題。

    “從國內的眾多挑戰來說，經濟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平衡依然還是主要問題。習主席提出的‘兩山論’是很好的生物多樣性議題主流化的方針，但是對于企業和金融機構來說，生物多樣性可能帶來的投資風險和對生態系統損害的意識仍然不夠，需要加強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問題的認知，以便能夠積極調整策略，適應國際國內的環境保護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