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勇

    近日，《2021年城市社區居民生活廢棄物管理信心指數與意識行為研究報告》對外發布。《報告》顯示，城市社區生活廢棄物管理持續取得向好發展。在意識層面，個人減量和廢棄物管理信心度穩步上升；在行為層面，垃圾分類效果進步明顯。但與此同時，隨著居民生活方式的不斷更新、集約化政策的深入推進，目前國內城市社區生活廢棄物管理中存在的薄弱與待改進的環節也有所顯現。

    《報告》聚焦城市社區居民生活垃圾減量分類行為意識和垃圾分類減量信心指數，是萬科公益基金會和‘零點有數’在城市社區生活廢棄物管理領域第四年度的合作。項目通過問卷調查收集了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長春、蘇州、武漢、鄭州、西安、成都、廈門、許昌、徐州、秦皇島、九江、東莞、湘潭、瀘州20個城市的數據。

    在延續2018至2020年研究內容的同時，更加著眼于微觀，一方面通過描摹居民近年來養成的生活習慣和產生的社會心理，為典型群體畫像，進而制定‘一群一策’的精細化解決方案；另一方面通過梳理‘一城一策’的公共管理成效，了解社會反響，進而研提精細化政策建議。通過以上兩點，希望促成行為上的實質性轉變，打通城市社區廢棄物管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線上消費帶來新難題

    調查顯示，居民主動節約減量與再利用的意識仍在提高，生活垃圾源頭減量與再利用的行為也更加普遍，但與線上消費有關的垃圾減量行為不增反降。在所有的品類里，外賣和快遞衍生的垃圾增量增速是最快的，而對這些垃圾的回收恰恰又是最難的。

    點外賣已經成為很多人生活中的“標配”。方便快捷、選擇豐富、優惠多多，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挽救了失去“做飯自由”的人們。再加上疫情影響的催化作用，中國外賣市場的規模呈現逐年飛漲。根據CNNIC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上外賣用戶規模達4.69億，占網民整體的46.4%。

    本次對點外賣場景的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人一周要點上很多次外賣；53.5%的人選擇會在家點外賣，比選擇會在工作單位點外賣的比例還高4.5%；除了早午晚餐，奶茶、咖啡、水果、甜品蛋糕和其他零食都經常通過外賣購買。回家，并不就意味著做飯；不愿做飯，也不是點外賣的唯一理由；外賣，儼然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習慣。

    隨著外賣市場規模的急速擴張，外賣產生的垃圾也與日俱增。外賣包裝越精致，產生的垃圾就越多。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循環經濟產業研究中心研究顯示，外賣包裝中非降解塑料仍占大比重。帶有油污的外賣餐盒在回收時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大量的外賣垃圾產生了嚴重的堆積之痛。據央視網測算，全國僅一天的外賣餐盒堆積起來，就可以達到330多個珠峰那么高。

    外賣解決了“食”的需求，快遞則可以解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需求，《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8.12億，較2020年12月增長2965萬，占網民整體的80.3%。

    在快遞數量飛速增長的背后，快遞包裝垃圾也給環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紙盒、塑料填充物和膠帶均為快遞垃圾。據快遞物流信息服務平臺“快遞100”統計，快遞包裝垃圾增量已占特大城市生活垃圾增量93%，部分大型城市在85%至90%。據估算，我國快遞業每年消耗的紙類廢棄物超過900萬噸、塑料廢棄物約180萬噸，膠帶可以纏繞地球上千圈。如果按業內每個快遞包裝0.2公斤的標準計算，2020年我國全年的快遞共產生了1600多萬噸的“天量”固態垃圾，相當于約1.5億個成年人的體重。

    外賣和快遞深深嵌入居民生活，隨之帶來巨大的垃圾產量，但居民對這兩類垃圾的分類認知率卻較低，尤以外賣垃圾最為明顯。如果說快遞包裝垃圾僅在回收、降解和焚燒間尋求解決之道，外賣餐盒則與廚余垃圾密不可分，尤其伴隨著塑料餐盒的增量巨大，分類錯誤的影響就顯得格外明顯。調查顯示，95%的居民都能正確分辨出沒吃完的飯菜是廚余垃圾，但對于沒洗凈的外賣餐盒，只有不到一半居民能分辨出它屬于其他垃圾，對于洗凈的外賣餐盒，也只有68%的居民能夠正確認識到它屬于可回收垃圾。

    外賣餐盒垃圾的處理應該從以往的“硬著陸”過度到“軟著陸”，特別是借助數字方式來解決。調查顯示，27%的居民認為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在多方主體中排名第一。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看似簡單直接，通過加稅、加費、“一刀切”的方式出臺行政命令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一種“硬著陸”，勢必會帶來外賣、快遞價格的上漲，甚至會使整個線上行業進入衰退，因此這種方式并不可取。

    分類意識與行動割裂

    調查顯示，有分類習慣的居民比例逐年增加。從2018年至今年，參與研究的各個城市居民分類習慣進步明顯，2021年，上海、北京、廈門、天津四地居民分類的比例達到或接近100%。

    從分類正確率上來看，居民垃圾分類知識的積累與行為的實踐都有了較大進步，城市垃圾分類宣傳管理工作成效明顯。本年度數據結果顯示，所有受訪居民對20類垃圾分類的平均分類行為正確率為68.54%，相比于2020年（52.3%）、2019年（33.7%）有顯著提升。

    簡單將居民的分類習慣分為四類：嚴格按要求分類、基本按要求分類、偶爾分類、從來不分類。結果顯示，總體上七成居民表示自己能夠做到嚴格或基本按要求分類。同時，由于各城市推進垃圾分類進展不同，居民的分類習慣也表現出了較大的城市間差異。上海、北京、廈門的居民進行分類的比例高，居民中表示能夠做到或基本按要求分類的比重超過95%，表示在生活中會進行垃圾分類的比例都接近或達到100%；長春、西安、成都較低，居民中表示能夠做到或基本按要求分類的比重僅在50%左右。

    居民表現出了較強的垃圾分類責任意識，但其主動性不強，對外界力量的依賴性明顯。從對有關垃圾分類各類說法的認同度上來看，80.7%的居民認同垃圾減量、分類、再利用是居民的法定責任和義務。但值得注意的是，85.3%的居民認為垃圾分類需要社區居委會、居民和社區物業共同發力，80.9%的居民認為解決城市垃圾分類問題更應該依靠技術的發展。同時，依舊有一部分居民的分類主動意識不強。42.6%的居民表示在法律沒有強制規定懲罰不分類處理垃圾的情況下，對垃圾分類無所謂；45%的居民表示就算法律規定要分類投放處理垃圾，也沒辦法監督控制個人行為。

    垃圾分類仍是全民工程

    基于居民生活廢棄物管理心理行為調查的結果，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分類習慣與行為正確率具有一致性，從不分類的居民與具有其他分類習慣的居民在分類正確率上的差距明顯縮小，垃圾分類進一步推進面臨分類意識與實際行動的割裂。既有宣傳方法對居民的可觸達性在減弱，以社區為圓心的宣傳方式已觸及天花板。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分類行為相對越好；收入越高的居民分類行為相對較好；其他人群分類間的差異沒有明顯特點，垃圾分類依舊是一項全民工程。

    建議在居民垃圾分類意識培養的基礎上更需加強對具體分類方法的宣傳指導。更重要的是，遵循社會關系的變動，跳出生活場景，進行與工作場景、社交場景聯動的宣傳。

    “懶牛心理”與“群羊心理”的影響下降明顯，但“鴕鳥心理”影響依舊占主導因素。

    建議各環節明確自身責任，同時盡快推進以居民為主、社區物業為輔的垃圾分類工作，取消社區物業二次分揀，強化居民的垃圾分類主體行為。

    外賣和快遞已成為現代人的兩大新興剛需，產生“社恐族”“阿宅族”“社畜族”“樹懶族”和“野人族”等典型群體。外賣餐盒垃圾與外賣包裝垃圾與日俱增，對環境的影響逐步擴大。

    建議采用軟著陸的方式，建立更加完整的回收鏈條，形成政策上閉環，同時也對外賣平臺、外賣員和消費者多方形成監督機制；從源頭減量，在保證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推廣“共享廚房”“共享廚娘”等，從而減少外賣餐盒的產生；加強知識傳播，例如在外賣餐盒上增加一些標識，以提示大家外賣餐盒在清洗后是可以作為回收物的。數字解決之道，亦可應用在所有廢舊物品的回收利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