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軼倫

    上海上一次大疫，源自長江入海口下的一個巨型深坑。

    1987年10月，上海港疏通水道時，挖泥船在啟東江段，意外挖出一個長20余公里、深約3米的毛蚶帶。渾濁冰冷的江水下，數以億計的毛蚶層疊累積，最開始還能挖出泥，后來每鏟下去都是毛蚶。

    眾所周知，那時候的上海人酷愛生吃毛蚶，貝肉帶血為上品，養活了山東一批毛蚶養殖戶。彼時突然出現天量的毛蚶，無疑是一張張鈔票。于是，臨近無數的村民駕駛農用船、機帆船，甚至自制簡易船，加入搶毛蚶的大軍，然后日夜兼程，向上海進發。

    事后統計，深坑共挖出毛蚶約4000噸，大半以上流向上海。價格也為之極低，上海人開始成袋購買，大快朵頤。然而，他們并不知道，那些毛蚶在江面下日夜被污水沖刷，運輸船上有大量糞肥殘留，甚至有運輸者為保鮮活，用糞水潑喂毛蚶。

    疫情陰云不斷聚攏，陰云下的上海卻一無所知。1987年的最后一天，疫情終于以腹瀉的方式，全面暴發。

    當日，上海多家醫院涌入大量腹瀉病人，醫生詢問飲食史，發現絕大多數吃過毛蚶。醫院密集上報后，上海全市緊急禁售毛蚶。然而，毛蚶仍源源不斷涌向上海。僅1月6日，交通部門便攔截毛蚶300余噸。此后，毛蚶銷售減少，腹瀉病情停歇。

    但少數醫學專家卻在擔憂，甲肝病毒潛伏期比細菌長，一場大流行或將到來。可惜，因官僚作風和麻痹大意，專家的預警并未得到重視。

    1988年1月18日，上海《解放日報》角落登出453字短訊，題為《衛生部門和廣大市民請注意，毛蚶可能攜帶甲型肝炎病毒》。然而為時已晚。第二天，大疫情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到來，大批病人現身醫院，他們因甲肝導致皮膚和眼球發黃，黃色成為上海夢魘……

    1988年1月16日和17日，上海市黃浦區傳染病醫院和黃浦區中心醫院楊廉奎、劉小慶兩位醫師向《解放日報》記者費智平反映：據不完全統計，至17日下午3時許，兩家醫院已發現20余名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這20多名已被初步診斷為甲型肝炎的患者，是在1987年12月上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瀉，年齡大都在20至40歲之間。

    敏銳感受到一絲不尋常的記者，詢問了上海市衛生局防疫處的朱同志，對方告訴記者“雖然目前還不能最后斷定這批受污染的毛蚶中是否含有甲型肝炎的病毒，但是，這兩家醫院所反映的情況應當引起衛生部門和廣大市民的關注，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1988年1月18日，在《解放日報》登出的這篇只有453個字的題為《衛生部門和廣大市民請注意，毛蚶可能攜帶甲型肝炎病毒》的短消息里，記者費智平寫道：“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潛伏期為30天左右，以發病前5天和到發病后一周內傳染性最強。因此，曾經食用過毛蚶的市民，如果發現自己有厭食、惡心、發熱、尿赤等癥狀，應及時上醫院診治，確診后應住院隔離治療休息。另外，本市食品、飲食部門也要加強衛生管理。”

    這也是1988年甲肝暴發之年，《解放日報》的第一篇相關報道。

    就在記者發出預警的同時，上海的甲肝患者數量已經開始呈幾何級攀升，1月21日起，肝炎疫情從之前的一旬一報改為一日一報。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數量跳到了19000例。街頭巷尾的情緒一下子緊張起來。

    雖然對防疫有所準備，但后來誰也沒有想到，接下去上海面臨的挑戰會那么嚴重。從1988年1月1日起到1988年5月13日（此后與往年同期發病持平），上海暴發流行的甲型肝炎，一共發病310746例。在1月19日至3月18日的兩個月中，累計發病數為292000多例，日報告發病數超過1萬例的長達16天。

    要知道，當時上海人口總數不過1250萬。這次甲肝發病來勢之猛、發病之集中、覆蓋面之廣，為國內外醫學史上所罕見。

    上海市傳染病醫院，原來設有肝炎床位290張，平時主要收治病情嚴重和患慢性肝炎的病員。這次本市流行甲型肝炎，市傳染病醫院為盡可能多地收治病員，想方設法另辟隔離病區，增加了1228只床位，先后收治了2084個患者。

    此外，他們還因人制宜設置家庭病床328張，由醫生、護士組成家庭病房組，定期上門巡回治療。到2月11日，已有537人經市傳染病醫院治愈出院。還有9名得了甲肝的孕婦在院順利分娩。

    時任院長巫善明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說：“一個年輕媽媽帶著自己兩個月不到的嬰兒一起住院。原來，辦滿月酒的時候，餐桌上有毛蚶。大人覺得好玩，給寶寶舌頭上舔了舔。沒想到媽媽和寶寶都得了甲肝。”

    似曾相識的眾生相

    和每一次疫情一樣，醫務人員沖到了抗擊疾病的第一線。

    上海市傳染病醫院里的“陳麗萱醫生的兒子和女兒都同時染上了甲肝，需要她照料，但她一心撲在醫院里照料病人。醫院工作人員、歸僑方群父親病危，但她為了治療甲肝病人的需要，沒有請過一天假。父親逝世的第二天，她就含著眼淚來院上班了”。

    后來的統計顯示，當時全市10多萬醫務人員中，約有6萬多人撲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線，在防治肝炎期間，全市共增設12541個隔離點和118104張床位，其中衛生系統增設了243個隔離點和60434張床位，衛生系統收治甲肝患者98591人，全市共設家庭病床29338張。

    眾志成城。到了2月15日，上海市區甲型肝炎發病人數出現下降的趨勢。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發病人數已明顯下降，日發病人數比最高的日發病人數下降了80%以上。

    危難之中，有人乘機“發國難財”。當時，“一些馬路投機商，倒賣兜售來路不明的板藍根，以四五倍的高價，勒索顧客。某些店家的過氧乙酸消毒劑，五天漲了五次價。某鄉衛生院和防治院，對于前往求治的甲肝患者，巧立名目，亂收費用，否則拒之門外”。

    湖北兄弟伸出援手

    曾是眾人向往的上海，一下子被人嫌棄了。

    “一時間，兄弟省市對上海人都比較忌諱，認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傳播源。上海生產的食品被封存；上海運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飛機上一些標有‘上海生產’的食品，都會被乘客當作垃圾扔掉；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館，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客滿’；上海人出差在外，下館子，服務員連連謝絕；上海人到北京開會，會場要給他們單獨劃定區域……”

    但疫情面前，也顯示真情，湖北省的兄弟為上海“雪中送炭”。

    2月27日，黃石市藥材公司已先后派出16輛卡車送來價值近200萬元的9種治療甲型肝炎中成藥支援上海。第一次派出的6輛滿載藥材的卡車行至安徽桐城縣時因道路積雪，有兩輛不慎傾翻，但其余車輛仍克服困難趕在春節前把藥送到了上海。

    小平同志的莫大鼓勵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鄧小平同志連續多年在上海過春節。1988年春節期間，工作人員跟鄧小平請示，說上海正在鬧“毛蚶病”，是不是過一陣再去。鄧小平果斷說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過春節，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得知鄧小平要來上海過年，上海春節聯歡會籌備小組嚴肅地宣布了一條紀律：演員就在舞臺與后臺活動，不要到臺前去，更不要與場內的領導接觸和握手——這是為了防止甲肝病的傳染。

    幾天后，聯歡會完美結束。全體演員謝幕，在舞臺上列隊鼓掌，歡送小平同志離開劇場。原本沒有首長上臺接見演員的安排，可誰也沒有想到，演出結束后，鄧小平站了起來，主動向臺上走去。他這樣做，出乎演員的意料，也出乎警衛人員的意料。

    他主動與站在前排的演員一一握手，對演員們的辛苦工作表示慰問。在走到表演雜技的小演員、上海馬戲學校學生金恣面前時，鄧小平還俯下身，像慈祥的爺爺一般在小姑娘的臉蛋上親吻了一下。全場頓時響起一片熱烈而響亮的掌聲。

    那一年，小平同志已經84歲高齡，他以最溫暖的行動，鼓勵著上海人民，堅定了他們戰勝甲肝的決心。

    盡管來勢洶涌，但數據顯示，在這次甲肝暴發流行期間，上海市直接死于暴發性肝炎的一共32例，上海的病死率為萬分之一左右，明顯低于往年，也低于國際上1%-1‰的病死率。

    反思沒有停止

    《解放日報》的《解放論壇》刊登署名張小云的文章《記住大自然的“懲罰”》，在文章中，作者反思：“漫步上海街頭，不難看到馬路兩邊大刷馬桶的景觀，更有甚者刷完馬桶的水就直接潑倒在馬路旁，盡管旁邊就是個大餅油條攤，也從不顧忌。進入公共廁所也不乏見到大糞四溢、小便橫流的情景。如果倚在蘇州河邊的欄桿上，很快就會發現不加蓋的運糞船正把那些未經處理的有機肥料運向鄉間。完全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不久后同樣這些運糞船未經任何消毒處理就運回一船船的青菜、各種農產品，當然也有毛蚶，然后賣到各家各戶的飯桌上。這些沒有任何消毒的運糞船加上當地同樣不符合衛生要求的糞便管理，又污染著沿海灘涂，包括毛蚶生長地。可憐的毛蚶這次大概就這樣作了傳染肝炎的媒介的。時至今日，怪天怪地都沒用了，應該立刻把糞便管理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而始終報道抗擊疫情進展的《解放日報》記者費智平在甲肝風波過去后，也寫了一篇《對上海食品衛生的思考》。

    謝麗娟也在事后思考，“這場甲肝暴發流行給了我們沉重的教訓，也讓我們獲得了很多寶貴的啟示和經驗，對于上海改善公共衛生條件、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建立流行病預警機制、構建現代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等方面具有積極影響。例如食品衛生聯席會議制度就是甲肝暴發后建立起來的。會議由分管衛生和財貿的兩名副市長主持，有關部委辦負責人參加，研究、決定重大的食品衛生問題。區縣政府也建立相應的聯席會議制度。又如市食品衛生監督檢查所、區縣衛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衛生監督員巡回執法隊，對重點行業、重點單位及重點品種進行監督執法；此外還修訂多個食品衛生管理規定，使食品衛生工作得到了有力加強……從整體而言，甲肝的暴發，給上海的公共衛生體系敲響了警鐘，也可以說，全體上海人民經受了一次考驗和鍛煉”。

    （據《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