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碧城（1881-1943），中國近代著名女詞人，被稱為‘近三百年來最后一位女詞人’。她是中國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同時也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同時也是女權運動家，終生未婚，可謂奇人。

    由呂碧城作為主要推手創辦的中國保護動物會，在中國近代保護動物史上影響甚大，是一個由中國人自己主張興辦的保護動物組織。

    呂碧城其人

    呂碧城在清末及民國時期的中國文壇享有相當盛譽，早年專心于中國女權事業的發展，在擔任《大公報》撰稿人期間發表了許多令人贊許的詩詞作品而受到廣泛關注，女權倡導者秋瑾就曾與其互相傾慕，秋瑾甚至使用過“碧城”二字作為筆名。

    1904年，秋瑾從北京趕往天津，特意拜訪呂碧城。雙方一見如故，但二人在革命與女權事業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最終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呂碧城的選擇，是創辦女子學校，傳播現代女性教育，而秋瑾則在1907年被捕并被殺害。

    1907年，呂碧城赴北京演講，認為女子教育是當時“最重大及急迫不可緩的要點”，認為“我國女學不發達，實因沒有一總會聯合研究的緣故”，由此提議設立女子教育會。

    民國元年，呂碧城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秘書。1914年，呂碧城加入當時著名的文學組織——南社。南社是清末由柳亞子、陳去病、高天梅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的革命文學團體，在呂碧城加入的前一年已經開始發起聲討袁世凱的各種文學活動。因此，作為袁世凱總統府秘書的呂碧城加入南社，其象征意義是非常巨大的。次年8月，呂碧城便辭去總統府秘書一職。

    后世所見呂碧城最早提及戒殺動物觀念的文字，是她本人訴說自己于1903年初抵天津時，在報紙上見到伍廷芳提倡的“蔬食衛生會”后，便致信伍廷芳，認為“衛生義屬利己，應表明戒殺，以宏仁恕之旨”。其后很長時間，呂碧城則全身心投入到女權事業當中。

    1918年，呂碧城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1922年學成歸國。在其1926年再次啟程游歷歐美之前，呂碧城于上海短住，期間曾欲與步林屋共同創辦《護生月刊》，但被拒絕，后者認為呂碧城的愿望過于宏大，不甚現實。1926年秋，呂碧城游美，又打算和日本人一起提倡戒殺，卻未收到好的效果。

    呂碧城說，從1926年“庖廚戒殺”后，雖“久欲蔬食”，但因正漫游歐美諸國，也因當時歐美并沒有專門的素菜館，致使其未能實現一直踐行素食的祈愿。在此期間，呂碧城發現自己戒殺的思想觀念與佛教的某些觀念頗為契合，便有了皈依佛教的打算。

    1927年7月，呂碧城抵達維也納，因工人罷工導致的騷亂被困，數日后去往柏林。在歸途中，有兩件事令她感嘆，其一便是“菜場列牲類之生鞟多件，毛色如生，血痕新漬，而駕車之牛馬適行經其處，彼等見之亦有感覺否？牲類為人服役，永無同盟罷工之舉，而反遭屠殺，世有仁者為之呼吁乎？企予望之”。呂碧城認為，人類遭遇到不公能夠舉行罷工等活動進行抗議，動物卻沒有這個權利，因此為這些動物感到不平。

    上世紀20年代的倫敦正是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煙囪林立，天空常見濃煙滾滾，泰晤士河臭氣熏天，基本見不到什么魚及飛鳥，這些狀況引起英國人民的不滿，請愿成立“護生協會”，要求當局改變現狀。呂碧城也經常參加這類活動，還被“護生協會”授予榮譽獎章。

    留歐期間，呂碧城偶然看到《泰晤士報》刊載了皇家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公開信，便產生了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的念頭，她“心復怦然，立即馳牘討論”，“遂決計為國人倡導，以禁止虐待及鼓吹戒殺同時并行，倡言無諱，為根本之挽救”。呂碧城在《謀創中國保護動物會緣起》一文中說：“予頻年役形塵網，計畫屢輟，主義未遷。”又因在此間其朋友于街頭得到《印光法師嘉言錄》以及聶云臺的佛學小冊子，呂碧城開始學佛。同時，呂碧城經歷了一次胃切除手術，養病并定居于瑞士，由此斷葷，成為動物保護主義者。

    此時的呂碧城，受邀出席國際性動物保護會議，并作為《大公報》的歐洲聯絡人，常年在國內報紙上發表相關文章，倡導動物保護理念。

    1933年，呂碧城從瑞士回國，在上海住了3年，捐款十萬元給紅十字會，倡導動物保護。“七七事變”后，呂碧城再次出國，輾轉于歐美國家，致力于倡導佛教，希望用佛教理念“護生戒殺”來阻止野蠻的戰爭。隨著二戰開戰，呂碧城于1940年返國，寓居香港，潛心學佛，室中懸掛觀音大士像，常以戒殺勸人。

    1943年1月24日，呂碧城病逝，享年61歲。她將全部財產二十余萬港元布施于佛寺，并遺囑：“遺體火化，把骨灰和人面粉為小丸，拋入海中，供魚吞食。”

    保護動物會之創立

    在呂碧城等人看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保護動物的傳統，在世界保護動物運動大興之際，中國有理由也有必要成立一個保護動物的專門組織。而佛教恰恰與禁屠、吃素、護生、戒殺等都有密切聯系，由佛教在背后推動成立保護動物的組織便是情理之中。

    呂碧城最早曾以信函向太虛法師與常惺法師請教，并以中國籌組保護動物會一事征詢常惺法師意見。但常惺法師于回復呂碧城1929年7月11日的函中，表示當時尚無實現之可能。

    同年10月4日，正是西方的“世界保護動物節”，呂碧城在《大公報》發表了《今日為世界保護動物節——保獸會欲在中國設立分會》一文，提議由中國人自己組建保護動物會。12月7日，中國佛教會致函太虛法師，回應呂碧城主張，提倡設立世界保護動物會中國分會，擬以王一亭為籌備主任，太虛法師等為籌備員。

    1933年，《申報》載，動物保護會之所以要發起組織，是“鑒于人類虐殺動物，實為以強凌弱有乖正誼之事，我國古禮，有無故不殺之條，近代列邦，有禁止虐待之會，雖未能遽止殺生，而猶能節制，因思種殘忍之因即造戰爭之禍，故世界戰爭之能消弭與否，不系于國際之約章，而系于人心之慈暴，于是乃發起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以勝殘去殺”。

    1933年5月20日，王一亭等84人于上海功德林蔬食處召開第一次發起人大會。9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許可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

    1934年2月25日，中國保護動物會成立大會在覺園召開。主席葉恭綽報告發起宗旨，他認為，就當時中國的情況，保護動物會的工作“一定是不容易收速效的，顯系一種永久的事業，亦可以說是一種移風易俗的事業。說不定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地下去都可以，但我們應有很堅久的力量，繼續我們的工作……”

    保護動物會理事中，許多人都是當時社會名流、政要以及知名的慈善家、動物保護主義者、宗教界人士。《佛學半月刊》刊載了動物保護會部分章程摘要，章程中提出，保護動物會“以發揚本國固有道德，制止或減少人類殘殺行為，保護動物之生命與自由為目的”。章程規定其行事方法分為消極和積極兩種，消極的辦法是“以政府法令禁止虐待動物、限制捕殺動物、禁止屠殺動物”，積極的辦法是“以宣導力量感化大眾減少殺生、戒除殺生、維護動物”。

    根據保護動物會的章程，保護動物會主要工作，一是調查，二是研究，三是宣導，四是訴請。保護動物會設立動物收養處、動物治療所、蔬食會、掩埋隊等機關。按照自身捐贈及勸募資金多少，該會設有不同等級會員。

    動物保護之踐行

    由于保護動物會所倡導的現代思想與社會認知有所沖抵，包括魯迅在內的名家都對其產生過質疑，足見那個時代對保護動物會的看法。加之日寇侵華正酣，與救人相比，動物保護常被評論家嗤之以鼻。

    只是這些聲音從未讓保護動物會停下自身的腳步。

    在成立初年，保護動物會就做了許多事，尤其是向各地宰殺動物的機構進行函問、責令說明情況，請求各地政府機關對保護動物作宣揚，并請各地設立禁屠日。從這些來回函復的內容來說，保護動物會確實是凡動物，事事關心，也符合其立會之根本。

    7月22日，保護動物會召開第三次干事會議，指出“法租界方面近又舉行捕捉野犬、狀甚殘忍。查龍華地方舊有圈養野犬所一處，久已廢辦，亟應恢復收養，以重物命，決議先行派人前往調查，再行設法續辦”。

    8月13日，該會召開第五次干事會議，報告指，《護生報》致函該會，請求制止杭州將野犬抓捕后在烈日下暴曬致死這種行為；致函宣城縣政府，請轉飭孫家埠公安局，禁止人們捕捉烏龜出售兩例。會議對動物節如何宣傳、接洽出版特刊、制作張貼標語、舉行宣傳大會、聯絡西人一致保護動物等內容進行了探討。

    9月16日，保護動物會召開第三次理事會，決定函請上海市政府于10月4日動物節通令全市禁屠一天；派張一塵理事前往邑廟董事會，接洽弘正佛會函請救濟邑廟九曲橋魚類；決定租用龍華野犬豢養所屋址辦一個放生園，力圖恢復龍華野犬豢養所；設立放生部，由黃涵之擔任部長；聘請獸醫，決議函聘中華職業社獸醫部全體師生為義務獸醫；動物節宣傳經費，決議由各會員認捐；其他。

    ……

    此等救助動物措施，不一而足。

    在傳播自己理念的層度來考察，保護動物會為了宣傳方便，制定了會標，官方宣稱為“動物標記”，因為歐美各國動物保護組織多用“毋忘我”花作為動物標記，所以該會也同樣以“毋忘我”花作為動物標記。

    在具體的宣傳上，一方面，保護動物會在各種報紙上刊登保護動物的理論文章，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會印制一些宣傳出版物。而《申報》每年都會為該會發行動物節特刊，每次特刊都會有知名人士為刊物題寫相關文字。

    1937年4月，保護動物會向佛學會書局商定辦法，決定先圍筑矮墻開辟池沼。最初的時候雖然場地是由保安寺免費撥給使用，但是建筑以及動物飼料仍要自己解決。其后，佛學書局下設的宏法基金將利息2000多元撥給保護動物會使用，該基金每月利息有200多元，也將撥給放生園作飼料費用。直到這時，該會經費問題才算是部分解決。

    1937年抗戰已經開始，此時的保護動物會已經不止于將力量投入放到保護動物方面，該年10月4日動物節，報稱：“本年之動物節日，應致力于傷兵難民之救濟，茲悉該會已商準滬地各電臺，義務舉行護生播音外，所有捐助該會宣傳經費，概行移作救濟傷兵、給養難民之用，又該會全國會員，并于今日素食一天，將節省之資，移充救濟款項云。”

    直至1943年的抗戰關鍵階段，《佛教半月刊》《海報》等刊物依舊能見到以中國保護動物會為名發行的動物節特刊，足見該會倡導動物保護理念之堅持及不易。（高文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