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樞既是近代中國知名洋務運動者，也是一位樂善好施的慈善家。細論唐廷樞之功績，當以創辦實業、推動洋務運動為著，次為唐氏編著之《英語集全》在中國翻譯史上的重要地位，最后為其慈善事業。

    他生平積極參加慈善公益活動，參與普育堂施粥，創設廣肇公所，收養孤兒，參與仁濟醫院管理，興辦格致書院，資助出版勸善書等，涉及賑災濟困、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方面，惠及各階層民眾。

    唐廷樞慈善活動之效果

    唐廷樞自1870年前后就開始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活動，直至其去世，先后參與仁濟醫院的管理運作，創設廣肇公所，賑濟貧困，收養孤兒等，通過實際參與和捐資兩種方式參與到中國近代慈善事業中。其慈善活動具有傳統和現代兩重性，是中國慈善事業近代化轉型的縮影。

    廣泛參與賑濟貧困

    近代中國天災人禍頻仍，百姓深受其苦，困境中百姓的生計成為一個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唐廷樞先后參與組織善會善堂、廣肇公所等賑濟貧困活動救助難民。沈毓桂在《恭祝唐景星方伯七十開一壽序》中稱：“伯舟麥濟故，囷粟饋貧，垂南山之云蔭茲窮鳥，決西江之水活此涸鱗，在人皆已難能，如公更為余事……”這是對唐廷樞參與慈善賑濟的總結。

    1870年，唐廷樞以紳董身份參與普育堂施粥活動，“城北施粥，設廠在新閘之魚藍廟，系普育堂紳董吳熾昌、唐廷樞、劉家泗、翟世仁等舉行，于絲捐內提銀，永遠長施，不以年月為限”。1876年，蘇北天災，民不聊生。李金鏞在前往辦賑前，于上海會商唐廷樞等人，獲得廣泛支持。1877年3月初，唐廷樞首先響應英國駐煙臺領事辦理山東賑務之呼吁：“所有山東災荒饑民疾苦之情，已可概見。西人借箸代籌、勸捐辦賑之舉，更可欽佩。本館既嘆西人之難得尤深，愿中國富紳大賈聞此義舉，亦皆踴躍輸將，救拯窮困，實為莫大之功德焉……以贊成唐君景星之美舉也。”

    唐廷樞還依托上海輪船招商局轉輸的便利條件，吸收善款辦理義賑。1877年4月初，香港東華醫院紳董交招商局銀7200兩轉寄山東賑濟，至26日，廣東寄交上海輪船招商局善款23460兩；上海同仁輔元堂首事梅益奎交輪船招商局募捐賑濟銀500兩；后上海果育堂亦將善款交由輪船招商局轉輸山東。這一時期上海輪船招商局的主事人即為唐廷樞、徐潤等。故靳環宇稱其為“中國近代義賑活動的最早發起人之一”“上海地區義賑行為（活動）的開端”。除參與義賑和募捐外，唐廷樞還私下助賑。《申報》載：“試用同知李金鏞等攜帶漕臣捐廉銀一千兩，并招商局道員唐廷樞暨該同知等捐資共銀二萬七千兩來東助賑。”唐廷樞對于慈善事業極為看重，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稱：“督籌賑務，懋著藎勤……較礦務恰為有益，蓋活人多命，系實在修持也，羨甚忭甚。”

    唐廷樞參與了廣肇公所的創建和實際運作。1872年，在旅滬紳商的共同努力下，廣肇公所創建，唐廷樞、唐廷桂兄弟參與其中并發揮重要作用。《創議成立廣肇公所緣起》載：“同治十一年壬申，先時，余與葉顧之、潘爵臣二觀察，合買二擺渡地方吳宅一所，計地基十畝，價銀三萬一千兩……唐景星諸公創捐集款，設席于余之寶源祥號……所短之數，議將產抵于麥加利銀行，繼由唐茂枝、韋文圃、周云甫諸君與余復議創集同鄉三益會陸續籌還。”廣肇公所的創建者為廣肇兩府最負聲望的紳商，參與了多種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救濟活動，起到了很好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廣肇公所創建前，已辟立廣肇山莊，徐潤稱：“新閘橋之西南，舊有廣肇山莊，乃先伯鈺亭公與梁次琚公、吳子石公、周樂山公初創，置地三十余畝，續經唐景星、潘爵臣、周云卿暨余先后添置，地共九十畝，并起造敦梓堂、地藏殿。”公所成立后，其主要職能中有三項重要內容與慈善事業相關：（1）建立廣肇山莊，以為粵人厝柩之所；（2）創辦義學，為旅滬廣肇子弟提供教育機會；（3）設立醫院，救治寓滬廣肇同鄉。對于旅居上海的粵人多有救助、救治之功。

    收養孤兒亦是唐氏慈善活動內容之一。1879年，為安置華北旱災后遺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孤兒，唐廷樞即以領取撫養作為資助。《唐廷樞關于領養唐姓男孩事致盛宣懷函》載：“承囑幼童一事，此系希有功德，輪船回南，自可帶往，毋需水腳，亦是情理宜然……如所來幼孩，乞查明有姓唐者，弟可領一二十人以為宗支繼嗣之選，望開明姓氏年歲，即可由弟發給收養之資，并可幫貼其家。”

    捐款資助近代醫院的運作和管理

    中國傳統慈善活動包含施醫給藥。鴉片戰爭后，伴隨著西式醫院在中國的建立，此種活動被賦予了新的內容。1843年，英國倫敦布道會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與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抵滬。經策劃，1844年在上海大東門外南道創建上海第一所西式診所。后因病患眾多及發展需要，雒魏林于1845年花費220元，購買位于后日之山東路與福建路之間的五畝半地，此為上海仁濟醫院之前身，該院自創辦之初就規定“施醫賜藥，毫不索謝”。

    據載，1904年前仁濟醫院的捐獻資金除來自上海工部局、法租界工部局以及會審公廨各不同機關外，還有相當部分來自華人士紳捐獻。徐潤稱：“上海醫院以山東路仁濟醫院開設最早，設有中外董事，唐景翁與余亦董事之一。此外，輔元堂、清節堂、仁濟、元濟堂、格致書院，唐與余并為董事。”可知唐廷樞和徐潤二人作為香山杰出代表，已經作為該院董事參與醫院的管理，并為醫院的建設和運行捐獻資金。故王爾敏稱：“仁濟醫院建置于上海商業區，給于地方居民就醫極大方便，華人防除病患趨之若鶩，而熱心公益之地方巨紳，亦往往出錢捐助，并出力為醫院貢獻其德慧才智。”

    興辦近代教育機構，宣傳慈善思想

    慈善教育是近代中國慈善事業的重要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傳統慈善活動中重養輕教的狀況。唐廷樞在參與廣肇公所興辦教育的活動外，還參與興建格致書院。1874年麥華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等籌議創設格致書院，成立董事會選舉董事，西人四位，為麥華陀、福弼士（F. B. Forbes）、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傅蘭雅（John Fryer），華董為唐廷樞。格致書院類似于晚近時期之學堂，“其意欲令中國便于考究西國格致之學、工藝之法、制造之理”唐廷樞同徐潤一道為格致書院“助洋一百元”。不僅如此，唐廷樞還作為“監院”參與格致書院的管理。

    唐廷樞還以捐助出版慈善書籍的方式宣揚慈善事業。1869年，余治輯錄的《得一錄》刊行，得到吳宗瑛和吳熾昌、蔡桂培和唐廷樞的資金捐助。《得一錄》作為一部推廣教化救急的善書，對促使慈善理念的傳播產生了深刻影響。

    綜上，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唐廷樞廣泛參與到慈善救濟、慈善救治和慈善教化活動中，不僅從身體上進行救治，更進一步從思想上進行教化，豐富了慈善活動的內容，對于中國慈善事業的近代化轉型具有促進作用。

    唐廷樞慈善事業之特色

    唐廷樞利用自身的身份地位和社會影響廣泛參與到慈善救濟、慈善醫療和慈善教育等活動中，在具體執行時又將三者結合起來，這也就使得唐氏的慈善事業具有了明顯的特征。

    以實業與商業為經濟基礎

    作為一名買辦及洋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唐廷樞自1861年開始代理怡和洋行生意，其中包括航運、茶葉、保險、鹽業、鴉片、食糖、大米等業務。

    唐廷樞還先后創辦了多家機構，1858年在香港開設兩家當鋪，“前后搞了四年，每年能賺取25%-45%的贏利”，1863年開設修華號棉花行，盡管市場不盡如人意，但是仍能“轉虧為盈”；1866年，唐廷樞與林欽接辦楊坊的當鋪，“三十萬兩的營業額，每月利息按3%計算，毛利就是十萬八千兩，除去營業開支和保險費用一萬六千兩以外，凈收入為九萬兩，即40%的投資盈利”。

    1873年唐廷樞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同時還陸續創辦崇德錢莊、仁和水險公司和濟和水火險公司、對外貿易銀行、宏遠貿易公司、開平煤礦、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投資池州煤鐵礦、天津煤氣公司，開設長源泰和長發兩棧，接辦熱河承平三山銀礦，與鄭觀應、徐潤等商辦佛山碼頭，唐氏在每個機構均占有股份。1885年唐廷樞退出招商局后，先后創辦開平鐵路公司、唐山細棉土廠，增開林西煤礦，投資建平金礦，接辦香山天華銀礦。他還與鄭觀應等集資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運銷開平煤，僅此一項便獲利巨大——碼頭投入股本銀3萬兩，至1903年前后，已價銀240余萬兩。

    在眾多的商業和實業機構中，以上海輪船招商局成效最著。十余年間，唐廷樞等為輪船招商局贏利便達397000余兩。雄厚的商業資本和實業的創辦成為唐廷樞從事慈善事業的根基，也為他的慈善事業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以養教兼施為指導理念

    中國傳統的慈善行為多為臨時救濟，但是唐廷樞所從事的慈善活動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就注重“教”和“養”兩個方面。除仁濟醫院的創辦以及后來所從事的義賑活動外，他還積極參與格致書院的創建及運作，以使“中國士商深悉西國之事，彼此更敦和好……以便訪求新法，格致機器小樣，并購買泰西新出書籍，邀同西士，講解理法……將來風氣日開，人才愈眾，再行推廣，于各省會另設分院，自可無借西人矣”。唐廷樞在其慈善活動中著力培養國人學習西方科技知識，符合當時洋務運動的需要。

    以創設機構為重要依托

    從唐廷樞的慈善經歷來看，其所參與的慈善事業兼及賑災，創設慈善機構，創辦近代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在上述事業中，他多次捐獻巨款，創設各種慈善機構，救濟災民，其中發揮較大作用的主要有仁濟醫院、普育堂等。唐廷樞還依托上海輪船招商局轉輸的便利條件，吸收各地善款，辦理義賑事務。

    《申報》曾稱贊唐廷樞：“西人既有是舉，中國人必不讓其專美，唐君果有是舉，其余紳富必不令其獨任。”1892年，唐廷樞去世，《北華捷報》載：“他的去世，對于中國人和外國人來說，都是一個永遠的損失。”

    （節選自《唐廷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