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金陵久者，當無不知魏八先生。魏名家驊，字梅孫，自署剛長居士者也。”這是南京著名詩人盧前在《冶城話舊》中描述“剛長居士”魏家驊的一段文字。魏家驊是清末“雙料進士”，后積極投身民族工業，創辦“魏廣興”緞號，成為遠近聞名的實業家和慈善家。魏家驊晚年得子，他告誡獨子，“以誠敬為本，能修能戒，則為君子為善人”。

    魏家驊（1863—1932），字梅蓀，又字梅孫，復字梅村，晚號貞士，又號剛長居土，江寧（今南京）人，著名慈善家。早年，魏家驊就讀于南京尊經書院，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高中進士，光緒二十九年（1903）再中經濟科進士，成為“雙料進士”。魏家驊既有才干又有學問，著有《教務紀略四卷》。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山東東昌府知府。民國后，又相繼擔任西南地區法院院長及南京商會會長等職。

    初涉慈善

    魏家驊肄業于江寧尊經書院，師從有“江南通儒”之稱的馮煦。受馮煦的影響，魏家驊走上了慈善救濟事業的道路。

    1902年，魏家驊參與治理安徽無為縣江堤的工作。1903年，魏家驊經考試，被授予編修。8天后，魏家驊又考取經濟特科，奉旨保舉為知府。1904年，魏家驊補山東東昌府知府。

    魏家驊任東昌府知府后，積極疏浚運河，造福一方。從山東臨清到東昌一段的運河被疏浚后，來來往往的商人和百姓無不交口稱贊。魏家驊知東昌府期間，東昌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江蘇通志稿·人物志》記載：“東昌所屬十縣，夙稱腴美，頻歲以不得良有司，吏治民事漸即窳敗。”魏家驊以興修水利為第一要務，他知人擅用，盡可能讓下屬發揮所長，并一心為百姓著想。“察屬吏之長厚愛民者，與共從事，周循河道”。作為一方父母官，魏家驊“夜則篝燈制圖，晝則計畝分功”。上任一段時間后，在魏家驊的治理下，東昌府被治理得井井有條。

    1906年，魏家驊母親去世。他丁憂去官，回到江寧。這一年，江北的淮安、徐州、海州（今連云港）等地發生洪災，魏家驊應端方舉薦，到淮安賑務、修河堤，以工代賑。其間，魏家驊在南京中華門外見子橋義倉巷創辦了“私立義倉”。其宗旨是冬季開辦粥廠，施材、半賒材、荒年籌辦平糶等。主要以積倉救濟貧窮為目的，完全屬于慈善性質。城南一帶的百姓，也記住了這位慈善家。正如南京著名詩人盧前在其所著《冶城話舊》中所言：“客居金陵久者，當無不知魏八先生。”意思是說，外地的人，在南京住的時間長了，也會知道魏家驊這個人的。

    擔當重任

    1913年，魏家驊與仇徠之等人創辦了地方公會，聯合舉辦冬賑救濟災民。盧前的《冶城話舊》中說，南京有慈善會也是從魏家驊開始的。

    盧前的父輩、祖輩都是文人，在南京城南，與魏家算作世交，兩家“往來不絕”。盧前小的時候，經常見到魏家驊。“居土慈眉善目，須發皓首”，這位慈善家的慈祥面貌，給盧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隨后的日子里，魏家驊及其所辦的義倉、公會，在救濟災民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魏家驊認為，從事慈善工作，既是做實事，又能造福鄉民。這種理念，一直激勵著他去開展各種各樣的賑災救災活動。

    1922年，“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在南京創辦，會址設在大香爐。“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成立后，魏家驊眾望所歸，被推舉為負責人。“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的主要職責是賑災、掩埋、救護、施藥、施材、施衣、施米、施粥，并設有貨物救濟處。在魏家驊的主持下，“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成為民國時期南京知名的慈善團體。

    這一年，魏家驊得知韓國鈞擔任江蘇省省長，立刻去函表示祝賀：“茲聞公復長蘇，喜出望外，東山再起，蒼生莫大之幸也。”由于韓國鈞任江蘇民政長期間，為百姓做了許多善事，深受百姓愛戴。魏家驊十分了解韓國鈞的為人，他向韓國鈞推薦聲名俱佳的浙江人鮑秉忠到省署任職。魏家驊在函中稱，鮑秉忠的品學不僅為馮煦所重，而且鮑秉忠與自己也是“道義深交”，可以說是難得的人才。

    1926年，南京人甘仲琴重刊甘熙《白下瑣言》，邀請魏家驊題跋，魏家驊欣然而為。魏家驊說：“予自癸丑來，關于鄉里慈業，與仲琴共事久。”（自1913年癸丑之役以來，關于家鄉的慈善事業，魏家驊與甘仲琴共事的時間最長。）倆人知根知底，交情深厚。從魏家驊的題跋中，可以看出，魏家驊為了家鄉的慈善事業，盡心盡力，鞠躬盡瘁。

    熱心佛事

    民國十年（1921），魏家驊結識民國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大師，并于1929年皈依后者。魏家驊學佛之后，對于佛教慈善事業作出了不少貢獻。

    民國十一年（1922）農歷十月，印光大師到南京，適值魏家驊與其老師馮夢華，以及王幼農、龐性存、妙蓮、心凈等諸善士，鑒于殺劫彌漫，想辦法挽救，商議購買南京三汊河若干畝田地，開辦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場。

    決議通過后，大家請印光大師作法云寺發起人，并請大師撰《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一則募緣，二則普勸一切人戒殺放生。魏家驊叫人把《放生池疏》刻板普遍流布。同時按照印光大師的提議，議定章程，法云寺作為專修凈業道場，長年念佛。

    魏家驊非常希望人們戒殺放生，他將《云棲法匯》中凡屬戒殺放生的語句，通匯一冊，名為《云棲戒殺放生匯錄》，刻板流通。把印光大師的《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也附在后面。

    民國十三年（1924），江浙交戰，魏家驊避居上海。印光大師將《二十二史感應錄》寄給魏梅蓀，勸他遍閱二十四史，選擇因果報應顯著的事跡錄為一書，以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鑒。魏家驊后曾多次與印光大師商量編輯辦法，終以年老精神不給，又無力請人代勞，悵然中止。1930年，由他人編輯，印光大師親自校對，最終出版善書《歷史感應統紀》。

    民國十六年（1927），魏家驊偶得明代善書《閨范》一本。其卷一，節錄四書五經，及諸傳記訓女之嘉言；二三四卷，詳細記載賢女、賢婦、賢母的善行。而傳前有圖，傳后有評。魏家驊認為此善書有助于提倡婦女道德和家庭教育，于是倡印一千本，并請印光大師作序。

    1926年，魏家驊又與鄧兆馥等人在三汊河地區開辟了一塊空地，建起了佛教慈幼院，專門招收貧苦人家的孩子。“收貧家子弟之無怙恃者，以養以教，授以謀生之藝。凡數歲，成材者及千人”。魏家驊等人創辦的“佛教慈幼園”這個民間慈善機構，相當于今天的孤兒院，對貧苦人家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印光大師對于魏家驊的善舉善行頗為贊許，他在《復卓人居士書》中說：“于慈善事業，不惜精神，極力提倡。若立慈幼院，若每年施粥。若近二年來，戰事發生，收養老弱婦女于法云寺，打數十間席棚令住，為之煮粥。戰事畢，量其遠近，發給路費令歸。一次有千多人，一次二千多人。每日吃了粥，令彼各念佛及觀音。三四次打仗，絕無一人受傷，且無一人生病，亦可謂難得矣。”

    傾盡一生

    1931年夏天，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水災，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聯合江蘇振務專員辦公處，在江蘇各縣成立了查放局（專門統計、調查災情，發放捐贈物資的機構），征集到的物品有衣服、面粉、米、面包、蘆席、稻草、醫藥、燃料等。

    設在南京的“江寧查放局”由三位江寧人魏家驊、蘇民生、潘哲人組成，時年68歲的魏家驊挑起賑災的重擔，擔任查放長，蘇民生和潘哲人則任副查放長。各界向江寧查放局捐資5萬元、捐衣服10442件，很好地幫助了水災災民。

    1931年的洪災救濟過程中，魏家驊起早貪黑，因“昕夕籌劃，因以致疾”，再加上其弟家驥去世，他的情緒十分低落。或許是自感到時日不多，于是在農歷的除夕之夜，魏家驊奮筆疾書，寫下了《剛長居士自述》一文，要求子孫“以誠敬為本，能修能戒，則為君子為善人”。

    1931年4月，南京80多家同業公會，改組成立了南京市商會，一致推舉魏家驊擔任商會會長。同年，魏家驊還被“南京市政府”聘為“南京市糧食委員會委員”。此時的魏家驊，不僅是出色的慈善家，還是成功的實業家。

    魏家驊在從事慈善事業的同時，還積極投身民族工業，他創辦了“魏廣興”緞號。正如盧前所說：“今吾寧緞業已衰，舊日所謂賬房者，漸次零落，惟高崗里魏廣興巍然尚在，亦可謂積善之家有余慶矣。”

    到1937年時，“魏廣興”緞號有機數150架、工人450人。這樣的規模，僅次于胭脂巷的“李久大緞號”，名列第二，在民國南京緞業占有一席之地。據民國《中國現代實業志》透露：“魏廣興絲織廠，每年產量在2000匹，每年產值80000元。”

    1932年夏，魏家驊因病不幸去世，終年69歲。

    作為南京城的名門望族，魏家后代子孫綿延，誠敬為本的慈善家訓也隨之代代相傳。魏家驊的兒子魏之霨（1916—1962），在抗戰后曾任善后救濟總會主任等職。魏家驊的孫子魏大年，為國家一級注冊結構師、南京市建筑行業高工評委，曾于汶川地震后第一時間奔赴受災現場給予技術支持和專業指導，并踴躍捐款。在南京的魏氏族人聞訊，也紛紛慷慨解囊，承續了魏家的慈善之風。

    “百行以德為首”，以誠敬為本，揚慈善之舉，南京魏家守望和呵護的家訓至今亦不失時代的溫度。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等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