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趙明鑫 實習生 夏子雅

    2023年底，COP28（《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屆締約方大會）召開期間，胡濤在迪拜工作了十多天。即便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胡濤仍在思考與回顧這個國際會議產生的實際影響。

    “talk show for money”（為了錢的脫口秀），胡濤的觀察與總結帶有一些調侃。

    他進一步解釋道：talk是指“這些國際會議反復地談，總是在談”“說的多做的少”。至于show則是他的一些直觀感受，COP28期間，胡濤注意到很多展覽、宣傳片、各種花式表演的作秀活動，他印象很深的便是一個展位擺放了“給地球模型做心肺復蘇”的裝置。無論是talk還是show，本質上是“發展中國家想多要錢，而發達國家則想少給錢，不愿為自己過去的排放買單”。

    不過，胡濤也認為，冷靜觀察與參與國際會議的同時，也要正視這些活動的重要作用。胡濤指出，“Loss and Damage Fund是COP28的重要成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發布的信息中，將Loss and Damage Fund解釋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設立損失和損害專項基金，為遭受洪水、干旱和其他氣候災害重創的脆弱國家提供損失和損害資金”。

    至于中國在這些國際會議中的表現，胡濤則是用“做的多，說的少”來概括。

    “這其實從我國新能源的發展中便可以窺見一二。”胡濤以社會組織發起人的身份，親身參與國內新興能源應用實踐與國際傳播，“我跟外國人講，中國有城市新增汽車類型為電動汽車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絕大多數公交車為新能源車，他們都感覺到震驚。”

    接受《公益時報》記者專訪時，胡濤分享了很多前沿觀點，也對諸多問題給予解答：未來新興能源是否存在新的增長點？社會組織如何參與可持續發展議題？關于氣候應對與可持續發展，哪些中國經驗值得進一步傳播與分享？

    甲烷利用：

    未來可期的新質生產力

    2024年兩會，“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胡濤所關注的議題與新質生產力密切相關。在他看來，對新質生產力的關注應該分為“新”和“質”兩方面，“從0到1是‘新’；從1到10、從10到100是‘質’，即提高質量，提高現有生產的效率；至于100之后，則是已經常態化、常規化增長的生產力。”

    對于“從0到1的‘新’”，胡濤給出了一個判斷：甲烷或許會成為下一個全球排放關切與新興能源熱點，“從COP28的情況來看，未來COP29、COP30上，或許會圍繞甲烷排放形成新的全球減排協議”。

    2023年11月7日，生態環境部、外交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11部門印發《甲烷排放控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指出，“甲烷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具有增溫潛勢高、壽命短的特點。”

    胡濤表示，甲烷排放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他進一步解釋了甲烷的五大類主要來源：第一類是石油天然氣行業，天然氣的主要成分就是甲烷；第二類是煤礦行業，煤層氣的主要成分之一也是甲烷；第三類是畜牧業，主要是牛羊這類反芻動物會排放甲烷；第四個是農業，特別是稻田甲烷，因為甲烷菌適宜在厭氧環境下生存，而水稻田就提供了良好的厭氧環境。第五個是有機廢棄物領域，像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糞污、作物秸稈等容易腐爛發酵產生甲烷。

    《甲烷排放控制行動方案》明確提出一系列實際工作任務：（一）加強甲烷排放監測、核算、報告和核查體系建設。（二）推進能源領域甲烷排放控制。（三）推進農業領域甲烷排放控制。（四）加強垃圾和污水處理甲烷排放控制。（五）加強污染物與甲烷協同控制。（六）加強技術創新和甲烷排放控制監管。（七）加快構建法規標準政策體系。（八）加強全球甲烷治理與合作。

    “限排二氧化碳促進了可再生能源產業、新能源汽車行業的蓬勃發展，甲烷減排技術也可能催生一些新的行業”，胡濤認為甲烷利用或將建立一個與現在碳行業相近類似的另一個新行業。“甲烷的全球增溫潛勢（GWP）值很高，也就是與碳的當量比值相當高，這一比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研究一直在更新，從早期的1:22、1:23，到現在的1:28、1:29，甚至還有研究認為這一比值能到1:86。”

    視角聚焦到具體的實踐研究，胡濤分享了一些甲烷作為能源使用的方向：除了作為能源直接利用之外，甲烷也可以裂解出碳和氫氣，成為制氫的一種方式。如果再加上二氧化碳，通過一些催化劑作用，也可轉化形成甲醇。甲醇本身是工業原料，此外，目前甲醇汽車已經在研發中。相比于氫，甲醇在常溫常壓下是液態，比較穩定、便于運輸。

    支持研究：

    社會組織如何推動SDGs

    不過胡濤也直言，甲烷作為能源的“變革時機尚未到來”。

    “我曾經對一些企業建議做甲烷減排，但不少企業都是半信半疑，覺得國際上目前只是忽悠而沒有行動。”胡濤講起這些故事時語氣中有些無奈，面對現有的國際氣候應對環境與甲烷利用技術現狀，他也表示理解。

    “后來我看勸了半天沒人做就自己做了。”胡濤說道。

    躬身實踐是胡濤在政策推動外的另一個選擇。“我們研究院在廣東韶關、浙江湖州都做了示范項目。”

    根據胡濤提供的《廣東韶關碳中和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項目結項報告》資料，湖石研究院基于“整體、協調、循環、再生”的生態工程原理，開發出一套資源環境、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生態系統 （AIERERE - Al Ecosystem for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Renewable Energy）。胡濤介紹：“該系統可解決目前高全球增溫潛勢(GWP)溫室氣體甲烷無序排放問題，資源化利用農業廢棄物，解決由此帶來的水、固廢、土壤等環境問題，并提供綠色電力。”

    簡單可以理解為，“為生活污水、廚余垃圾找到一個好去處——就是把它們放到發酵罐里進行發酵。”在自然狀態，這些有機廢棄物會逐漸被分解、釋放出甲烷，排放到大氣。但使用發酵罐可加速發酵，再將發酵產生的氣體進行過濾，可實現甲烷的回收利用，而不是直接排到大氣中。

    這被業內視為“負排放技術”。胡濤解釋道，如果廚余垃圾、生活污水、畜禽糞污不處理，作為溫室氣體的甲烷就會釋放到大氣中，這是“基線”；而把這些本來要釋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給吸收，就是把“基線”下拉，“這就屬于負排放了”。

    面對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目標，胡濤在解釋過程中反問道，“碳中和是實現一點排放都沒有嗎？”

    “不太可能。”胡濤對于這一問題又給出了自己的回答，有些必然的排放需要在“達峰”之后有所抵消，“負排放是實現碳中和一個絕對必要的路徑。減少排放、零排放、負排放這三類技術都需要。”

    胡濤相信這些技術有商業化前景，并正試圖推動這些技術商業化來實現可持續發展，“要可持續，必須要有商業的動力”。至于目前，公益是支持胡濤進行技術研發實踐的重要資金來源。

    “廣東韶關的項目是由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中和鄉村促進中心、韶關鄉村振興基金會資助，主要在農村開展，處理農村的生活污水、廚余垃圾、畜禽糞污；浙江湖州的項目是由全球環境基金（GEF）、萬科公益基金會資助，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管理的項目，主要在城市開展，引導廚余垃圾分類及處置利用。”胡濤進一步介紹道。

    本身便作為湖石研究院這一社會組織的發起人，胡濤認為：“我們是政府、企業工作之外的非常好的補充，在大的政策框架下，我們這些社會組織、公益機構就像是毛細血管般積極發揮作用，把社會力量動員起來。”

    胡濤還以其擔任理事的公益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舉例，“他們還做了大量的數據收集、資料整理工作，為有關部門開展相關工作提供了支持。”

    協同控制：

    值得分享傳播的中國經驗

    胡濤所闡釋的社會組織參與有關議題實踐的實際作用，背后或許藏著胡濤關于“系統”“協同”這一理念的認知。

    在做垃圾分類和能源利用工作時，胡濤發現如果后端的問題不解決，前端的工作就很難推進。“我們當時做城市廚余垃圾的時候就遇到一個問題，如果后端關于分完的垃圾如果處理不好，前端的積極性就不好。”胡濤有些調侃地說道，“如果居民做好垃圾分類，但垃圾車過來不做區分的一起拉走，居民肯定有怨言覺得行動沒價值。”

    從很多實踐成果來看，給行動賦予“價值”，是做環境工作的利器。

    在接受《公益時報》專訪中，胡濤也談及了CCER（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重啟一事。根據《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是指對我國境內可再生能源、林業碳匯、甲烷利用等項目的溫室氣體減排效果進行量化核證，并在國家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注冊登記系統中登記的溫室氣體減排量。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CCER就創造了一個從‘綠水青山’到‘金山銀山’的價值實現機制，像現在處置農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這些原來沒有價值的事情也有了價值。”胡濤表示，“CCER鼓勵企業多減，在價值實現機制下，除了零排放外，很多企業都開始探索負排放。”

    胡濤在多個場合的演說都提及“協同效益本身也是中國智慧的體現”這一觀點。簡單可以理解為，在“系統”的理念下思考問題，考慮系統間各要素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特點，協同則是利用系統間要素聯系、促進要素共同發展的選擇，反過來又促進系統發展。

    “中國在環境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我認為協同控制是一個重要經驗。”胡濤認為，“這個協同可以分為幾個層面。首先是觀念和認識的協同，再是技術層面的協同，最后再是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協同。其中，社會組織的參與必不可少。”

    由胡濤牽頭的《減污降碳 協同控制——中國經驗對世界的貢獻》報告中對于“協同控制”做了詳細的解釋：很多排放物……同源于化石能源的燃燒過程……有些控制措施在減少某一類排放物的同時，并不會減少另一類排放物，甚至相反，導致了排放增加。治理措施，越是前端越協同，越是末端越不協同。減污不降碳、降碳不減污的技術協同性問題的本質，從決策科學的角度看，是多目標決策問題。

    對于這一經驗，胡濤在多個國際會議上做了分享，胡濤認為，我國之所以能夠創造性地提出并實踐“減污降碳、協同控制”，也是在“四個自信”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中國的“減污降碳、協同控制”環境治理的道路是不同于歐美日的一條環保新道路，這是“四個自信”中的“道路自信”在環境治理領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