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保護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近日頒布，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作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八項制度之一的生態保護補償，結束了沒有系統立法的歷史。

    司法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人在關于《條例》的答記者問中表示，目前，我國基本建成世界上覆蓋范圍最廣、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覆蓋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生態環境要素。

    在中國生態補償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靳樂山看來，此次《條例》的出臺，是我國總結過去25年來生態保護補償政策實踐經驗、提煉生態保護補償有效做法、穩定生態保護補償各方利益關系、明確各級政府和其他相關方生態保護補償責任的重要立法成果，具有里程碑意義。

    靳樂山說，《條例》的頒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針對生態保護補償全面立法的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已是生態保護補償力度最大、補償領域最全、政府投入最多、保護貢獻最顯著的國家，同時也成為補償法治化進程最快的國家。

    國家發展改革委地區振興司副司長王心同曾指出，生態保護補償涉及領域多、涵蓋范圍廣、綜合性強，長期以來存在補償周期不明確、協調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在中國自然資源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賈文龍看來，生態保護補償存在三大難點。首先是確權，確定生態保護補償的主體，誰來補償誰。對于不同的資源門類來說，公共產品易明確歸屬主體，而一些經營性產品不易確定主體。其次難在確定補償范圍。以林地為例，樹木不僅有生態價值，本身還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有景觀效應的森林公園可能獲得一定的收益，涉及的補償范圍更為復雜。如何核算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也是難點，而且核算直接涉及補償標準，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差異較大。

    《條例》對這些難點作出了回應。《條例》明確，“國家推進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完善生態保護補償監測支撐體系，建立生態保護補償統計體系，完善生態保護補償標準體系，為生態保護補償工作提供技術支撐。”

    《條例》明確了八大領域的分類補償，即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和水生陸生生物資源。對于補償的具體范圍、補償方式，《條例》規定，“應當統籌考慮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財政承受能力、生態保護成效等因素分類確定”。

    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已實踐多年。發源于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東入浙江省杭州市千島湖的新安江流域，是全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試點地區。按照“誰受益誰補償、誰保護誰受償”原則，兩省約定，年度水質達標，浙江撥付安徽1億元；反之，安徽撥付浙江1億元。2012年以來，通過三輪生態保護補償，新安江的跨省界斷面水質從Ⅳ類水提升至連續11年穩定在Ⅱ類水。

    “一江共護”“一域共富”的模式在多地得到推廣。2021年，山東、河南兩省簽署黃河流域首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最終，山東省作為受益方，兌現撥付河南省生態補償資金1.26億元。今年，山東河南兩省再度“續約”。

    《條例》首次給出了“生態保護補償”的官方定義：“通過財政縱向補償、地區間橫向補償、市場機制補償等機制，對按照規定或者約定開展生態保護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補償的激勵性制度安排。生態保護補償可以采取資金補償、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購買生態產品和服務等多種補償方式。”

    靳樂山認為，該定義界定了生態保護補償的內涵范圍，更加明確了“保護者得到補償”的基本原則，把生態保護補償界定為激勵性制度，而不是懲罰性制度，從而把生態保護補償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區別開來。這一定義使我國的生態保護補償概念和國際上的生態系統服務付費概念更加接近。

    靳樂山表示，《條例》的出臺，使得各級政府財政縱向補償有了法律依據和責任，地區政府橫向補償有了法律框架和規范，市場機制補償有了發展方向和空間。

    《條例》中涉及的財政縱向補償、地區間橫向補償都是由政府出資，市場機制補償則不僅是資金，也可通過碳排放權、排污權、用水權、碳匯交易、生態產業發展、生態保護補償基金等方式進行。

    在賈文龍看來，過去我國生態保護補償方式以政府主導的直接補償較多，這次國家層面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生態保護補償中的作用，并鼓勵、引導社會資金建立市場化運作的生態保護補償基金。

    王心同曾表示，制定出臺《條例》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提升生態保護主體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賈文龍表示，建立這些機制后，良好生態環境的供給方如果得到合理的、足額的補償，就會有積極性來進一步改善環境，周邊的老百姓也都會受益。《條例》的出臺是真正實現從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中邁出的一大步。（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