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幫我看看對方是不是騙子？”“我好像買到了‘星期狗’，能不能幫我追回損失？”“怎么立遺囑？”……

　　 這是武漢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耿如昀開展服務時，常要面對的問題。耿如昀是一名在校法學生，她利用業余時間在該校法援中心無償為經濟困難市民和符合法定條件的其他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等法律援助服務。

　　 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是在我國現有法律援助資源不能充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援助需求時的一項創新舉措，有利于有效解決弱勢群體“維權難”的問題。

　　 前不久，司法部聯合中央社會工作部、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工作的意見》，進一步強化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體系建設，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與改革發展高校法學教育緊密結合，有力促進法律援助服務均等化。

　　 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元軼看來，國家多部門出臺這份文件特別關注高校群體，尤其是法學專業的師生，體現了對法學背景人才的重視。法律援助工作持續進行，關鍵在于不斷引入新的人才力量，而高校作為人才儲備庫，大有潛力可挖。此意見的出臺旨在激活并引導這股后備力量。

　　沒想到這么多人需要我們

　　 朱泓宇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大二法學生，剛一入學，他就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協會法律援助中心，“感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每周四下午，他都要到學校東門的法援中心值班，為上門求助的當事人無償提供法律咨詢或撰寫法律文書。

　　 朱泓宇所在的校區位于北京市昌平區，屬于市郊，從最近的地鐵站下車還要走上將近兩公里。令他沒想到的是，他第一天到崗值班，法援中心就來了3位當事人，忙不過來的師兄師姐讓他單獨接待一位老人。“他穿著一件深綠色的軍大衣，衣服上打了好幾個補丁，手上拖著一個破舊的麻布袋子，袋子里裝著證據、信件等材料。”朱泓宇說。

　　 把文書拿在手里，朱泓宇感到了被需要的“重量”。他說：“每一個當事人都是立體鮮活的個體，我手里的不只是案卷，也是別人的人生。”

　　 一年來，他接待了許多來自天南海北的當事人。“有剛剛忙完秋收就從沈陽趕來的農民，有從廣東包車趕來的維權人士。”朱泓宇說，“要對得起他們的這份信任。”

　　 今年是張靈羽在廣西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參與志愿服務的第五年，5年里，她接待過形形色色的當事人，“有來華留學生，有家庭婦女，還有附近中學的孩子”。

　　 相較于社會上的法援中心，高校法援中心的援助對象普遍范圍更廣，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如果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代理人，且符合規定事項的當事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事實上，大多數高校不對求助對象進行審查。“老師告訴我們，能幫就要幫。”張靈羽說。

　　 司法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國法律援助機構已依托高校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00余個，6.2萬名法律援助志愿者活躍在法律援助服務一線。“在法援中心，接觸最多的是婚姻家庭糾紛、合同糾紛這類民事案件。”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余晶晶認為，高校法律援助中心在民事案件中作用明顯，“一方面，民事案件相對簡單，學生有能力解決，另一方面，這類案件更容易涉及困境群體，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

　　與時俱進的高校法援服務

　　“00后大學生的加入帶來了新的觀念和技能，為高校法援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廣西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廣西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熊超注意到，許多00后大學生擅長運用數字化工具和社交媒體進行普法宣傳，提高了法律援助的普及率、趣味性和影響力。

　　 陸星園來自廣西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今年8月，她收到當事人求助稱，被人以“投資”的名義騙走了兩萬元。陸星園決定幫他追回這筆錢，并把這件事以視頻的形式發到了社交媒體。在她看來，通過新媒體傳播立案過程，是對普法形式創新的一次探索。“我現在在堅持收集證據……一定和這個人（失信被執行人）磨到底。”陸星園在第一條視頻里表達了自己要“幫到底”的決心，評論區里有幾十條評論，其中有一些負面的聲音：“好像沒那么簡單吧”“這根本就不可能立案”“還是太年輕”。

　　 今年8月以來，陸星園陸續在微信視頻號、小紅書和抖音發布了7條視頻，記錄了她幫助當事人的過程。在最后一條視頻里，陸星園幫當事人拿到了立案告知書，這條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共收獲了8.7萬點贊。有人在評論區里分享自己遭受不法侵害的事，跟著有網友回復他“要報警報案，不能讓壞人逍遙法外”。這些互動讓陸星園感受到網絡普法宣傳的價值：“很高興能影響他們，讓他們愿意為自己的權利爭取。”

　　 很多高校法律援助中心已經有近30年的歷史，他們一直在探索怎樣為弱勢群體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務。

　　 “以前我們在線上主要依靠郵件提供法律援助。”來自中國政法大學準律師協會法律援助中心的鄭鑫昕提到，隨著時代的發展，他們也在轉變服務方式，“現在微博微信成為我們線上開展法律援助的主要平臺，因為現在的交流越來越注重即時性。”

　　 “一些來求助的人可能不懂公眾號，不會用小程序，但他一定會用微信。”張靈羽發現，微信是更普適的交流平臺，廣西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為此專門創辦了西大法援的微信號。“一個來求助的當事人不識字，我們就在微信上發語音指導他去收集證據。”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6個QQ咨詢群，群內成員加起來近3000人。他們還開放了微博、抖音等渠道，在對接當事人的線上咨詢時，當天值班的同學必須在半小時內給出回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援中心的吳易筱一開始覺得有點困難，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后，她認為現在自己“能夠給出更加準確、更有建設性的意見”。

　　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在探索中前進

　　 每次當事人拿著出具的法律文書離開法援中心時，張靈羽都會在心里默默地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不要再回來”。

　　 因為依據經驗來看，當事人再找到法援中心，往往意味著“事情沒有解決”。“一部分當事人拿了文書離開后，就不再聯系我們了。”朱泓宇告訴記者，“我們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結果”。

　　 不少高校法律援助中心都禁止志愿者和當事人私下聯系。“我們都是用法援中心的官方微信和電話與當事人進行聯絡。”張靈羽介紹說。

　　 “這是為了確保法律援助的公正性和專業性，避免志愿者因個人情感或利益而與當事人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保護學生志愿者的人身安全。”熊超告訴記者，高校法律援助中心會制定規范的接待和咨詢流程，確保志愿者能夠在法援中心的指導下為當事人提供服務。

　　 如何進一步改進和提升高校法律援助的服務水平，一些師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朱泓宇希望法援中心能建立回訪機制。“隔段時間給當事人發一個問卷，詢問他們事情是否得到解決，并對我們提供的援助打分。”他認為，這樣可以及時了解當事人案件的后續情況，并依據當事人的評價和建議，優化高校法律援助工作。

　　 采訪中，不少志愿者提到他們不能出席庭審為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問題，由于不具備代理資格，志愿者只能為當事人提供訴前引導。

　　 2013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刪除了“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作為訴訟代理人的規定。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下列人員可以被委托為訴訟代理人：第一類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第二類是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工作人員；第三類是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

　　 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往往會從第三類人員里謀求代理空間，但在實際操作中，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出于各種考量，往往不愿意給出推薦函，志愿者的代理資格就會受到質疑。

　　 熊超提到，這一變化主要是出于對訴訟代理人要求的專業化、合理化的考慮。在2013年版民事訴訟法實施前，“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參與訴訟代理工作，但這有可能導致法律服務質量參差不齊。刪除這一條款是為了盡最大可能讓訴訟代理人均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或者與當事人具有一致的利害關系。

　　 “這一法律條款的改變，對于高校法援而言具有重大影響。”熊超認為，法院在訴訟代理人的委托上的話語權被削弱。“以前很多與法援中心有合作關系的法院都愿意和允許法援機構參與訴訟代理工作，新的條文規定后，法援中心很難再繼續參與訴訟代理工作。”

　　 據了解，目前大多數高校的法援中心很多時候只能做一些訴訟的外圍工作，比如接受法律咨詢和幫助起草法律文書。

　　 耿如昀認為，和學校里的模擬法庭相比，在莊嚴肅穆的法庭里參與真實的訴訟活動可以更好地提升同學們的專業能力。

　　 “尋求法律援助的當事人普遍經濟困難，無法請律師為自己進行訴訟。”廣西大學法援中心的蘇時彬注意到，“在法庭上面對法官或者對方當事人的律師，他們可能會緊張得說不出話來”。

　　 “如果我們能夠作為代理人出庭的話，可以為當事人提供很大的支撐，他們也需要我們。”耿如昀說。“希望能給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獨立地授予一個訴訟代理的身份。”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