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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5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婁勝華
澳門作為較早實行博彩合法化的地區，在本地慈善發展過程中，通過博彩活動籌集慈善資源，卻是慣常現象。澳門地區不但集中了中西不同形式的慈善機構與博彩活動，同時，也最早將西式彩票引人中國，用作籌集善款的工具，可以說，澳門是華人社會使慈善與博彩嫁接的實驗區。
以仁感堂彩票為代表的慈善彩票
作為澳門歷史最悠久的西式宗教性慈善組織，仁慈堂于1569年創立后一直以貧民、窮弱孤寡及婦女、兒童為對象開展救濟性慈善庇護服務，曾先后開辦澳門第一所西醫醫院(貧民醫院)和第一所孤兒院(育嬰堂)，以及附設麻風病院、婦女收容院等機構。
由上可見，澳門仁慈堂的慈善服務范疇十分廣泛，龐大的慈善救助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因此，以發行彩票募集慈善資源的葡萄牙仁慈堂彩票被引人澳門，仁慈堂彩票因此而成為澳門發行“慈善彩票”的最早記載，也是中國范疇內第一個西方彩票。
仁慈堂彩票依專門規章發行，初由仁慈堂發行，每年開獎四至六次，由澳葡當局監督。1833年后，改由澳葡政府國課衙門直接以招標方式面向社會公開招攬承賣人，實行專賣。有意承投者，以暗票投標，最終由出價高者獲得承賣權，并訂立定年期的承售合同，以此提高彩票發行效率。彩票按照批準額度發行后，扣除彩金、售賣商所得及其它發行成本后，彩票利潤撥給仁慈堂作為善款。發行數量、總額及票面值不同年份有所區別，例如，1963年共發行4000張，每張2元，共8000元。一年內分四次發行，每季在規定日期開獎，共開獎四次。每次發行1000張，其中，不同獎額等級的中獎票120張，白票880張。1898年共發行10000張，每張4元，總金額4萬，仁慈堂從中獲利3200元。據稱，自1897年起仁慈堂彩票進入“黃金時代”，直至1907年。10年間共發行119期彩票，平均每年12期。而作為一種具特殊用途的慈善彩票，仁慈堂彩票確實協助該慈善機構籌集到了一定的經費，從而使仁慈堂可以持續性開展慈善活動。據記載，在1835年至1850年間，仁慈堂從彩票出售利潤中獲得16055.65澳門元。而1898年6月至1999年6月的一年間，更獲取彩票利潤72400澳門元。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慈善機構籌款工具的慈善彩票亦曾惠及其他慈善機構。據記載，1927年，澳葡當局批準由仁慈堂與鏡湖醫院共同發行特別彩票為兩機構籌措慈善經費。該彩票共發行22000張，每張10元，合共22萬元。具體分配是，彩金占70%，為15.4萬元;7.5%歸出售彩票的商人;1%予海外機構;21.5%在扣除支出后，由仁慈堂與鏡湖醫院攤分。次年，兩機構再次共同發行特別彩票籌款，此次發行8000張彩票，每張10元，合共8萬元。兩機構各獲純利為6677.5元。
除了仁慈堂彩票外，以發行彩票籌集善款的方式也被運用到教育等其他慈善項目。例如，1852年9月20日，議事會獲批準每年可發行一次彩票，以籌集維持所辦學校的經費。1862年1月，一所由葡籍民間人士創辦的名為“新澳門人學校”成立。該校設中學部與小學部，招收女生，并對貧困學生免收學費。為了籌集辦學經費，學校獲澳葡當局批準，發行一次彩票，集資額為1200澳門元。又如，1862年6月，議事會理事官馬葵士建議，召開會議討論為紀念1622年反荷蘭入侵澳門勝利而豎立得勝花園紀念碑。會議決定該紀念碑所需經費除由個人認捐外，還通過發行彩票方式募款。相關資料記載，在仁慈堂彩票發行的前10年，議事會從中獲得150475元之多。另據《華友西報》刊登的彩票廣告可知，發行彩票的目的是將盈利的15%扣交政府司庫作為公共工程的費用。
賭商個體性慈善捐助
澳門兩個聲譽交馳的華人慈善機構——鏡湖醫院與同善堂都是由澳門華商創建的，創建者中不乏因賭致富的華商。
成立于1871年的鏡湖醫院是澳門華人創建的最早的綜合性慈善機構。鏡湖醫院提供的慈善服務，除了從事贈醫、施藥、安置瘋殘、停寄棺柩等與醫療相關的慈善活動外，還包括救濟難民、賑災、筑路、居民食水、平抑物價、排難解紛、敬重字紙、珍惜文化等多項社會公益事務，并統理全澳各廟宇及善社產業。
1892年創立的同善堂雖然時間上晚于鏡湖醫院，可是，作為又一所華人慈善機構，其在公益服務活動范圍方面，與鏡湖醫院頗多相似之處。
除了上述通過發起或參與創建本地慈善機構進行社會公益活動外，無論是澳門，還是內地，每遇天災人禍又或其它需要救助的時候，澳門賭商常以“善長仁翁”形象不遺余力地直接組織或參與款物捐募活動。例如，1889年間，中國北方地區遭遇自然災害，澳葡政府組織公會，發動全澳居民“捐款送往賑濟，以舒民困”，華商盧九、何連旺擔任公會“主筆”，“襄助辦理”，“多方設法勸捐銀兩，以便賑濟北方災民”。1895年5月，鼠疫襲澳，為安置病人，需要在灣仔搭建一座大棚，盧九、何廷光“竭力襄助，立督工匠人役，擇得石角嘴地力附近拱北開關廠海旁曠區，建成大廠，分作兩層，容數百人之廣，即日分將醫院病人二十名運載赴廠，何盧各題捐善費銀一千元”。1914年，盧廉若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
實際上，在澳門，賭商因熱心公益事業而具慈善家聲譽之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傳統。
澳娛專營時期的公益參與
1930年，澳葡政府決定改造博彩業，限定博彩公司數量，更消防蒙地卡羅在豪華酒店內設高級娛樂場，希望借機將澳門發展成“東方蒙地卡羅”。當年更采取公開招標、包稅經營方式批出賭場專營權予黃叔平、范潔朋等商人合組的聯合公司。自此，澳門博彩業進入規范管理、壟斷經營階段，直至回歸后的2002年才被適度開放與有限競爭的博彩新政所取代。
1961年2月，葡萄牙海外省頒布第18267法令，澳門被定義為“旅游區”、“博彩區”。同年7月4日，澳葡政府頒布規范博彩經營的第1496號法律，自此，賭博被定義為一種“特殊的娛樂”。次年，以霍英東、何鴻燊、葉漢及葉德利等組成的澳門旅游娛樂有限公司(簡稱“澳娛”，STDM)投得澳門博彩專營權。此后40年，透過多次修改合約內容簡續約形式，一方面澳娛擴大了博彩項目專營權，除賭場以外，還在不同年份取得了白鴿票及鋪票(1961年)、泵波拿(Tombola，1972年)、賽狗(1984年)、即發彩票(1987年)、賽馬(1991年)、足球彩票(1998年)和籃球彩票(2000年)，也就是說，包括幸運博彩、相互博彩、彩票博彩三大類在內的澳門博彩悉歸澳娛專營。另一方面，澳娛維持了其壟斷經營地位，直至2002年3月31日為止。
作為擁有澳門博彩業壟斷經營權的澳娛，在“一座城市一家企業”的格局下，自然承擔了超越普通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澳娛專營期間，就其公益參與來說，可以說多元廣泛、無所不包。此僅就其與政府簽訂的合約責任范疇考察其具體公益參與。
澳娛博彩專營時期的
合約責任
作為博彩專營公司的澳娛，按照與政府簽訂的合約，其責任范疇與公益參與覆蓋面十分寬泛，且40年期間有所變化。
按照合約規定，除了博彩稅收、基礎設施投資、經營成本外，澳娛純利的10%用于澳門慈善事業，余下的90%用于澳門發展。其次，從稅務責任看，征收方式由固定稅收到比例稅收，漸趨合理科學。至1991年，澳門娛樂向政府繳納的博彩稅為其毛利的30%。40年間，博彩稅從1962年的316.7萬元增加到2001年的62.9億元。第三，慈善救濟責任逐漸讓位于城市發展責任，尤其表現在交通設施與城市基礎建設方面，從與博彩旅游業相關的配套性設施(如外港碼頭、海運中心、船塢、直升機場)到疏浚水道、電力建設、興建國際機場。以及新口岸與氹仔都市建設、徙置居民大廈，甚至還要發展紡織業以外的加工工業。可見，作為博彩專營公司，澳娛的責任遠超出慈善救濟范疇，而承擔起發展與繁榮澳門的重大社會責任，包括創造出的14000多個就業崗位，占2001年就業人口的6.8%。換個角度看，則意味著澳門政府越來越依賴博彩專營公司。
除了合約責任外，在非合約的公益資助方面，澳娛還資助了一系列澳門賽事活動，包括澳門格蘭披治賽車、國際藝術節、國際音樂節、國際煙花匯演、國際龍舟賽等。在教育方面，澳娛參與籌建了澳門大學前身——東亞大學。此外，在賑災救難、文物捐獻、文化教育等方面，澳娛同樣慷慨捐助與積極參與。
總之，回顧澳門博彩合法化以來博彩與慈善之間的互動，在博彩業越來越成為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支配者角色的過程中，博彩業始終是慈善發展的資源供給者之一，其供給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覆蓋領域是廣泛多元的，且趨勢上呈現出由傳統慈善到現代公益的擴展。然而，對于博彩經營者來說，在慈善資源供給方面仍然表現出“間接為主，直接為輔”與“被動為主、主動為輔”的特征，存在著規范化與制度化程度不足的問題，也缺乏持續牲規劃，以至于盡管博彩業暢旺而積累了巨額財富，卻未有出現代慈善形式或培育出慈善品牌。因此，為了促進博彩經營者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及更多地惠及慈善事業，需要博彩監管者以立法規范與鼓勵引導相結合方式適度介入，從而奠定博彩支持慈善發展的制度化基礎。
■ 婁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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