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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5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在印度，即使是現在，兒童還通常被監護人作為私人“財產”對待，監護人可以對他們隨意驅使、威脅和壓迫，絲毫不認為他們是被賦予了權利和自由的“人”。大量童工的出現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無法上學。
關于印度兒童，還有下面這一系列數據令人觸目驚心。在印度出生的兒童中，每1000名中既有95人活不過5歲，有70人活不到1歲;超過50%的印度兒童營養不良;6-14歲兒童的入學率不足50%，有一半的女孩從未上過學;平均每個小學的教師人數不足3人;1/6的女童死亡事件是由性別歧視引起的，1/4的女童在4歲前曾遭受性虐待;18歲以下的性工作者占總數的40%，每年有50萬名兒童被迫進入這個行業;已婚女性中，75%不足法定結婚年齡……
在這樣的背景下，早在1979年就成立于印度的非營利組織“兒童權利與您”(CRY, Child Rights and You)就顯得彌足珍貴了。這個機構與眾多NGO合作，旨在改善無數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印度兒童的生存狀況。
NGO聯結者
CRY的創始人是瑞潘·卡普爾(Rippan Kapur)。他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初，和很多人一樣，他對于富裕兒童和貧困兒童之間的不平等深感不安。他不喜歡看到孩子們在街邊乞討，或給富人幫傭。所以，從年輕時候起，他就開始投身改善兒童生存狀況的行動之中。
他參加了學校里的社會服務俱樂部，為盲童讀書，到醫院去看望兒童，教流浪兒童讀書和寫字，并為該俱樂部援助的一個貧民區開辦了免費診所。
這些經歷讓他富有智略和決斷力。他認識到，行動主義的最大障礙往往不是缺乏行動的欲望。印度充斥著眾多絕望和貧困的兒童，人們對他們的視而不見，并不僅僅源自于中產階級的無私和冷漠，而是一個放棄了理想主義的社會的必然產物，人們也許想要提供幫助，但卻沒有任何實際的方式來實現，最終只寄希望于別人來收拾殘局。于是，他決定成立一個組織，在為促進兒童權利而行動的同時，讓各地的志愿者以此為平臺，為兒童權利的提高做出貢獻。1979年，時任航空公司乘務長的瑞潘和另外6位友人，秉持著“讓每個孩子的生活與以往不同”的信念，在他母親的餐桌旁成立了“兒童權利和您”，啟動資金僅50盧比。
盡管CRY創建者們的動機和背景如此，他們卻沒有選擇創辦一家草根級的行動機構，去直接救助貧困兒童，而是將CRY作為一種渠道，將無數資源提供者和想要為兒童謀利卻苦于缺乏資源的草根民眾或組織聯結在一起。
在CRY成立后早些年間，困難重重，瑞潘憑著激情和信念度過了那些日子。他堅信，每個人都能以某種微不足道的方式，為社會的改變出一份力。當足夠多的人都為之努力時，社會就會產生良性的長期變革。他請求所有人都利用己之所長，為CRY提供必要的援助。他說：“我們一定要做力所能及之事。”1994年，瑞潘在40歲時去世。但CRY延續了下來。
CRY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個人或組織捐贈。在2012-13財政年度，通過捐贈、產品銷售及利息所得，其總收入超5億盧比。大約1億8千萬盧比被用于增加收入，9300萬用于建設和其他開支，超3億盧比被分發至印度各地的上百家機構。
變革者在行動
“在孟買，我們常常能見到在紅綠燈處叫賣花環的兒童，卻并沒想到這些孩子本應在學校里接受教育。”?CRY志愿者阿爾培西·坎多伊(Alpesh Kandoi)說。坎多伊是一個典型的CRY“變革者”(changemaker)。他是一家雜志的市場經理，一直想要找到適當的渠道，釋放自己對于攝影的熱情。最終他在CRY找到了將激情和社會責任感結合的完美機會。他發起了名叫“照相權”(Click?Rights)的倡議，該倡議旨在彰顯為什么都市貧民的孩子不能上學。他和另外四個志愿者參加了為期兩個月的兒童權利相關培訓，并完成了專業級的攝影課程，然后在街上為兒童攝影。“照相權”所展示的遠不是催人淚下的圖片集錦。照片中，孩子們或在玩耍、交朋友或談話，但正如坎多伊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孩子“與其他孩子甚為不同的是，當別的孩子可以受到父母精心照顧并接受學校教育時，他們卻在為生存而掙扎。”
“照相權”活躍于孟買和加爾各答。卡普爾和伙伴們的初衷并非直接深入草根階層，而是充當想要提供援助的人和需要援助者之間的紐帶。這個理念一直延續到今天。CRY讓那些擁有資源的人得以充分利用其所有，幫助貧窮兒童。所以，“照相權”活動的目的并非為拍攝對象募集資金，而是促使人們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重要的是，這都是由志愿者們使用他們自己的設備完成的。CRY只是提供了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利用時間和技能的機制，以及讓他們見證這個項目開花結果的動力。他們的圖片在孟買的維多尼亞車站展出，因此無數人都可以看到。
索尼·巴特納加爾(Soni Bhatnagar)是德里大辛普利安置區的一名主婦，這里設施奇缺，街上到處都是四處晃蕩的孩子，她為此十分心憂。于是，她加入了旨在改善兒童生活的CRY志愿者組織Manorath(渴望)，開始著手兒童狀況的長期改善。最開始，志愿者們受到了當地人，尤其是學校教師的抵觸，他們認為志愿者們的活動干涉了他們的生活。但志愿者們通過聆聽來自各方面的需求，和他們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理解。他們以教師、父母尤其是孩子們自身的需要和關注為出發點，最終在這一地區取得了進展。
CRY的核心使命始終是“推動長期變革”。它不滿足于快餐方案，如偶爾給孩子發放包裹，或推進通過無關痛癢的政府法案，而是旨在促進長期的良性變革。它所實施的方案考慮到了兒童生活的方方面面，試圖甄別他們喪失各種權利的根源，然后著手調動具體社區的志愿者們進行解決。由于對兒童問題有著廣泛深入地了解，組織從不同角度實施行動，這些行動同時作用，超過了單個援助團體所涉及的范圍。最終的效果可能始于“照相權”所涉及的孩子們，也可能始于大辛普利學校的學生。由于無數兒童從眾多社區受益，這種成效終止于何處無法知曉——可能遠至遙不可見的未來。
與眾多組織機構合作
CRY在美國和英國都擁有伙伴組織，在其他幾個國家也有互助小組。美國CRY在全美建立了“行動中心”，以籌集資金，支持其在印度的行動。成效十分顯著。比如，在遭受經濟危機重創的2009年，通過年度晚宴以及電影短片和繪畫大賽等，西雅圖行動中心共籌集了12萬美元。同時，英國的CRY志愿者們也正通過各種方式，促使人們關注印度及印度兒童所處的困境。“我們試圖建立讓英國等地的人們與印度相連的便捷途徑，這里有第三四代的印度移民，盡管他們在時空上遠離印度，但他們仍能參與到印度社會的變革中來。”英國CRY的施盧蒂·坦納(Shruti Tanna)說。CRY在其他國家也擁有眾多“CRY之友”團體，這些團體致力于籌集資金和宣傳。其中包括科威特的CRYket，以及在博茨瓦納舉辦的“印度晚宴秀”活動。
CRY通過與眾多NGO組織合作，將籌集到的資金投入到各項目中去。合作主要采取以下形式之一：提供獎金、協助進行能力建設、動員社區、網絡和合作構建、推進有利兒童權利的政策、組建資源中心、節點組織等。
“照相權”的一個攝影師比斯瓦斯(Sharmistha Biswas)說：“理想主義已經重回潮流。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的民眾認為，我們對于改變國家的現狀無能為力，這就是致命的。”對于像他一樣的印度國內外的同道者，通過個人努力提高兒童權利似乎不切實際，但是在CRY的支持之下，看似不可能實現的事物很快就變得可能。
海內外影響
為了使自身及受助對象制定出明確、可衡量的目標，CRY制定了一系列全面有效的影響力參數，以用于項目評估和規劃。這些參數也將孩子們的生活所發生的變化予以量化，從而有助于我們向捐助人、志愿者和支持者匯報進展。隨著時間推移，每個項目逐漸成熟，所獲取的支持也發生了質與量的改變。
經過CRY約30年的努力，印度18個州共2500個社區已經致力于根除兒童權利實施中所面臨的阻礙。通過與500多家NGO組織合作，CRY印度調動社區力量，共為超過150萬名兒童提供了眾多機會，而這些機會是孩子們從來不曾夢想到的。如果沒有印度國內外共計15萬名個人以及1萬個組織機構的捐助和熱心參與，這些奇跡不可能發生。
而在美國CRY成立后的幾年中，它共資助了47個項目，徹底改變了1762個社區中超過28萬兒童的生活。這些改變之所以成為可能，得力于上萬筆捐贈，以及500名志愿者慷慨地貢獻出他們的時間和資源。
如今，通過CRY的努力，已經有372個村莊的兒童入學率達到了100%。在沒有學校的地區，政府創建了596所學校。在363個村莊消除了童工。而成千上萬個貧困社區也都已經卷入這場變革之中。
“只有貧困社區積極參與到尋求解除貧困的途徑中來，且從社會公正的角度全方位地解決問題，可持續改變才可能發生。”美國CRY的桑德拉說。“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已經見證眾多村莊實現了全入學，零童工，擁有有效的公眾健康設施，并成功解決了童婚和剝削兒童的問題。僅僅給兒童發放食物或將他們救出血汗作坊并非長久之計。根除性別、等級歧視之類的古老偏見，對于社區至關重要，否則就不會產生持久性改變。”
(據印度《NRI》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