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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皮磊
2012年，孫莉莉與王石、萬捷、厲偉、陳勁松等企業家及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共同發起成立了深圳市紅樹林濕地保護基金會(以下簡稱紅樹林基金會)，這是全國第一家民間背景的環保公募基金會。
基金會成立后不久，由于第一任秘書長倉促離職，孫莉莉接過了秘書長的職務。從成熟干練的企業家到公益新人，為了讓基金會盡快步入正軌，孫莉莉到處拜訪行業內的專家學者，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與政府部門溝通，同時在世界范圍內招聘最優秀的人才……擔任秘書長的五年時間，她因工作原因飛行里程超過60萬公里。
除了要做中國濱海濕地保護的領導者，推動建立基于場域的自然教育中心相關標準和培訓認證體系，孫莉莉還希望將紅樹林基金會打造成推動民間環保外交以及國際交流的平臺。其創建的“政府+社會組織+公眾參與”的自然保育模式在紅樹林及濱海濕地保護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得到了國內外廣泛認可。未來，孫莉莉希望將這種模式推廣到更多地區的濱海濕地乃至更廣泛的濕地保護區域。
為做好秘書長，孫莉莉辭去了自己參與創辦的企業的一切職務，而彼時企業已經上市，正是發展最好的時期。同時，為了不分散精力，她賣掉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票。同樣是企業家轉型做公益，孫莉莉對于基金會的管理有什么獨到之處?她對于環保公益的發展又有什么看法?近日，《公益時報》記者對孫莉莉進行了專訪。
五年飛了60多萬公里
《公益時報》：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決定轉型做公益且投身環保領域呢?
孫莉莉：最開始投身環保公益事業也是機緣巧合。2009年，我在北大的校友厲偉邀請我參加王石和馬蔚華組織的晚宴，在飯桌上他們給了我一張表，是成為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會員的登記表，由此我在飯桌上就成了他們的會員。
也是通過這次機會我認識了萬捷、陳勁松、劉小鋼等人，他們都是阿拉善SEE的老會員。進一步了解之后，我發現他們做的事情特別偉大，他們想推動企業家階層的覺醒。他們對公益的情懷、熱情和付出打動了我，我覺得企業家階層的覺醒能夠帶動整個社會階層的變革。
這次見面也為后來阿拉善SEE深港中心的成立以及紅樹林基金會的成立埋下了種子。而且公益一直也是我的一個理想，尤其在認識劉小鋼之后我就成了她的粉絲，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她那樣的人。之后，紅樹林基金會的成立讓這個理想實現得比預期提前了。第一任秘書長因個人原因辭職后，我們面臨著一個問題，重新找秘書長。但當時沒有合適的人選，我想也沒想就答應了，因為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
《公益時報》：當時您辭掉了自己參與創辦的公司的一切職務?
孫莉莉：為了保證足夠的工作時間，我也做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因為當時我的公司已經上市，處于發展最好的時期，我作為公司的副董事長責任特別重。但是我再三權衡，不想錯過這次機會，而且公益也是我的理想，我不想當一個指手畫腳的捐贈人，而是想身體力行去做事。所以當時就決定辭去公司的所有職務，把股票也全部賣掉了，真的是一干二凈地離開了自己的企業，馬上就投入到基金會的工作中。
《公益時報》：從一個知名的企業家到一個沒人認識的公益新人，有沒有感到一種落差?
孫莉莉：最大的落差其實來自政府的態度。一開始我們基金會也沒有名氣，公益人的身份在政府面前不受歡迎。我們跟政府部門談合作的時候，他們一開始很不屑，認為我們的專業性很低，政府本身擁有很多專業人才，不需要我們的介入。
但這些激發了我的斗志，激發我去學習，我要具備跟政府對話的能力，不能總是由對方掌握話語權。為此，我拜訪了很多專家并邀請他們做我的老師，找機會參加各種行業會議，邀請相關領導到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香港濕地公園等地參觀學習，滿世界范圍內招人……過去五年，我飛了60多萬公里，去了很多國家，見了很多人，聽了很多故事，參觀了很多保護區，上了很多課。通過這些努力，我逐漸了解了濱海濕地保護這個領域，并且站在了一個很高的起點。我做的這些事情也打動了基金會的企業家發起人，大家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當對基金會的工作有不同意見時，一切以秘書處意見為主，以秘書長決定為主。
借鑒上市公司的經驗做法
《公益時報》：紅樹林基金會在國內眾多基金會中率先嘗試公開推選理事和監事，當時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這一做法對基金會的運行管理及長遠發展產生了什么積極影響?
孫莉莉：我們借鑒了上市公司設置獨立董事的做法。上市公司一般都設有獨立董事，他們參與到企業的治理中，一方面不會產生利益沖突，另一方面也能夠讓企業的內部治理更加透明。對于公益機構來說，透明就意味著能夠增加機構的誠信，意味著機構的生命線。基于這層考慮，我們決定設置三分之一的公眾理事、監事，由公眾推選產生，他們和其他理事、監事擁有同樣的權利。
我們會在報紙、網站、微信公眾號等渠道發布信息，所有人都可以報名。每三年選一次，他們要自己拉票、發表演講，還要有一定的專長。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特別設立了一個未成年觀察理事，由中學生擔任。因為我們覺得，環境保護應該從兒童和青少年抓起。我們的這種做法吸引了很多青少年，也推動了校園環保社團的建立。
《公益時報》：對基金會進行企業化管理，其實也和您個人多年在企業界打拼有很大的關系?
孫莉莉：借鑒上市公司的經驗做法，我們做了一系列的戰略梳理、回顧及定位，同時還在制度上進行了創新，如設立專家委員會。考慮到基金會整個內部治理結構的設計，我們在理事會下設置了財務預算、戰略發展、項目、籌款四個專業委員會。
我們的戰略發展委員會邀請了溫迪·保爾森，她是美國前財長及保爾森基金會主席亨利·保爾森先生的太太，也是知名的鳥類保育專家、環境教育專家。同時我們也邀請了北京林業大學保護區學院院長、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區伙伴關系前輪值主席雷光春教授等知名濕地研究和保護專家。他們的加入能夠幫助我們的團隊更加專業地工作。
《公益時報》：紅樹林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中有很多專業人士，你們是如何留住這些人才的?
孫莉莉：作為深圳市的政協委員，我一直在呼吁政府給予公益人才更好的待遇。目前基金會的專家型管理人員已經被政府列為高級人才進行管理。現在深圳給予公益人才的待遇和科技人才一樣，但我覺得還不夠。除了物質方面，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精神方面，即政府是不是把公益行業當成一個行業，是不是把公益人才當成人才，這對于行業的發展是有巨大影響的。
這些專業人才之所以愿意留下來，我覺得首先是因為他們的公益情懷，他們對于濱海濕地保護的現狀和我們有著同樣的認識，希望能夠貢獻自己的力量。另外，國內的環境保護事業剛剛起步，公眾的環保意識逐漸覺醒，政府也在大力支持，因此對于行業來說，環保事業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公益人才也有巨大的成長空間。
不能總是覺得委屈或偉大
《公益時報》：環保領域還有很多比較弱小的草根機構，這些機構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應該怎么做?
孫莉莉：我覺得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一定要有運營的想法，環保人士不能總是覺得自己委屈或者偉大。我們要做的是喚醒政府和存在污染的企業，而不是與他們對立，我們要推動他們從政策、導向和行為上進行改變。
因此，中小型環保機構必須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并提供精準服務。我們要做的是教育公眾、引導公眾、帶動公眾，支持科學研究，用科學的觀念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另外，我們要保持專業性，要不斷學習成長，只有這樣才能突破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如果想要得到別人的支持，尤其是大機構的支持，你的內部治理水平一定要讓對方看明白，要讓別人看到你的亮點，這也是需要磨練的。
《公益時報》：相對來說，可能環保基金會籌款比較困難。作為秘書長，您和團隊采取了哪些措施推動基金會籌款?
孫莉莉：剛剛成立時，只有阿拉善SEE資助我們，第一年給了我們60多萬元，房租、人員工資等開銷都是由我和其他企業家發起人承擔。雖然企業家可以用自己的資源，但那也不是一家公募基金會的長期籌款策略。
從另一方面來講，中國沿海地區城市化發展程度高，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如何變濱海濕地保護的壓力和挑戰為動力和資源，就需要公眾了解、關心和參與。所以，我們覺得公眾小額捐款尤為重要，籌款亦是籌人。所以我們也必須開啟公眾籌款。我們設計的第一個月捐產品叫“紅樹林家庭計劃”，每人或每個家庭每天捐一塊錢，一個月捐30塊錢。后來我們把這個產品升級成了“紅樹林家族計劃”，我們想借此傳遞一個理念，即人跟樹木、濕地等都是生存在地球這個大家庭的一員。
去年我們創辦了另一個籌款品牌，“紅樹林之夜”，第一年籌款300多萬元，今年籌到了1000多萬元。除了上述籌款渠道，我們還會爭取國際國內大型資助型基金會的資助。
希望推動民間環保外交
《公益時報》：紅樹林基金會希望將自身打造成一個國際交流平臺，推動民間環保外交，在這方面基金會做了哪些嘗試?
孫莉莉：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深圳承接了很多國際會議，無論是哪一類會議，紅樹林基金會所管轄的場域都是他們的一個參訪點。同時，我們也承辦了很多國際會議，比如中國-東盟濱海濕地生態保護與修復技術合作論壇、中國-東盟生態城市論壇等。我們還發起了深港濱海濕地保護論壇。另外，我們跟中國-東盟中心的合作也推進了“一帶一路”生態建設的腳步，與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合作項目正在探討中，與泰國方面的合作備忘錄在簽署過程中，泰國相關政府部門在走流程。
《公益時報》：紅樹林基金會成立只有五年時間，如何才能實現上述目標?
孫莉莉：紅樹林基金會是由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和王石、萬捷、厲偉、陳勁松等30位華南的企業家共同發起的。我們的發起機構中聚集了一批國內優秀的企業家，而像王石等發起人還擁有在海外學習工作的經歷，而且阿拉善SEE的資源對于我們來說也都是特別優質的資源。
另外，從成立之初我們就設定了國際化戰略，我們的團隊也是按照國際化的標準組建的。當時我們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圍內招人。別人都覺得我們的人員如此高配是“殺雞用了宰牛刀”，比如在美國學習工作八年多的博士回來做副秘書長，我們挖來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出身的審計師，我們另一位副秘書長也是從國際機構過來的。但是幾年過去了，大家現在不這么想了，因為有了前期的鋪墊，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遇到太大的瓶頸。反之，如果沒有之前的鋪墊，要成長為一個國際化的基金會肯定是非常困難的。
■ 本報記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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