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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4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趙冠軍
一百多年前，成立不久的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北京捐建了協和醫院。據說落成時，小洛克菲勒參加開幕儀式，胡適去看了說：“中國一百年以來都沒有這么莊嚴的儀式”，言下之意甚至超過了皇帝登基以及慈禧大喪。
除了捐建醫院、燕京大學等，洛克菲勒家族還是中美建交和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推手。基辛格在擔任尼克松的國務卿之前是納爾遜•洛克菲勒的顧問和密友，納爾遜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傳人戴維•洛克菲勒的哥哥，曾擔任福特的副總統。尼克松訪華后，戴維任董事長的大通銀行就成了中國銀行的代理行，還推開了外資進入中國的大門。
實際上，洛克菲勒家族影響遠不至此。從老洛克菲勒往下六代，幾乎每一代都有社會公認的精英出現。
家族創始人約翰·洛克菲勒鼎盛時期的資產曾占美國GDP的1%，掌控冶金、軍火、汽車、飛機、化工、橡膠、食品、保險等行業巨額股份。福布斯發布過一份美國歷史上的富豪榜，洛克菲勒家族創始人以3053億美元名列榜首。
其后代中比較著名的有美國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阿肯色州州長溫斯羅普•洛克菲勒、慈善家約翰•洛克菲勒、風險投資業開創者勞倫斯•洛克菲勒、摩根大通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等。
洛克菲勒家族的六代傳承被視為傳奇，而這一切的源頭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建立。其捐贈行為不僅使家族聲望得到提升，還影響到了接班人的性格和行動。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讓擁有巨額財富的洛克菲勒決定急流勇退，建立基金會持續進行捐贈呢?公開的原因是，他身體不好積勞成疾，因曾弱肉強食壓力巨大，勞資沖突引發宅院受到襲擊而蒙受重大打擊，社會負面評價造成巨大心理問題。
紀錄片《誰造就了美國》描述了一個細節，由于擔心墓地被破壞，洛克菲勒的棺木被放在一座炸藥都無法炸開的墓穴中，上面還鋪上了厚厚的石板。
在這一背景下，洛克菲勒從旗下的很多企業中退出，并建立了基金會，從事慈善事業。
在美國，基金會主要分為四類，社區基金會、私人基金會、公司基金會和運作型基金會，其中私人基金會的資金來源于個人或家族捐贈，也被稱為家族基金會，洛克菲勒捐贈成立的就是私人基金會。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除了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等財團領袖也紛紛成立私人基金會，美國出現了富豪發起成立私人基金會的群體現象。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現象呢?恐怕就不能用洛克菲勒家族的個案來解釋了。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一過程，會發現群體捐贈現象的出現，有著政治、經濟、文化、公益等方面的深層原因。
20世紀初，美國正處于經濟改革期，是政府的自主改良和社會批評等一系列因素推動了基金會的集中設立。分析當時的整體環境，對于當下的公益事業發展而言，或許有著特殊的意義。
第一，政治改革、反腐壓力改變政商關系。
19世紀末，美國外來人口達到新高潮，大批移民進入城市，1900年城市人口從1860年的600萬增至2400萬。經濟高速增長，1870至1913年美國GDP總量增長了2.4倍。人口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這個階段卻也成為美國歷史上腐敗最嚴重的時期之一。財富集團實現了對官僚集團的收買和控制，弱勢群體的權益無從保障。
1881年，加菲爾德總統被求職未成的公民槍擊身亡后，社會開始集中抨擊腐敗現象，催生了1883年通過的《彭德爾頓法》，要求改革文官制度。與此同時，經濟危機引發了大規模工人運動，促成反腐敗法律和機構的快速出臺與建立，徹底改變了原來的政商關系。在這樣的環境中，財富集團需要重新謀求影響政治權力的方式。
第二，壟斷經濟解體，財富集團需要重新分割。
反壟斷對托拉斯企業的經濟權威產生了巨大壓力，托拉斯企業遭遇極大的不信任。1904年美國共有318個工業托拉斯。在工業壟斷的同時，銀行業也向集中和壟斷發展，出現了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相結合的金融資本。
1901年銀行巨頭J.P.摩根組織美國鋼鐵公司、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掌握花旗銀行，最終導致了謝爾曼和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的通過，以及宣揚打擊托拉斯的西奧多•羅斯福的民粹主義，財團最終被迫解體。
第三，遺產稅開征及稅制改革。
聯邦遺產稅在1788年開始作臨時課征，1916年開征總遺產稅，高達40%。為了減少偷稅行為和公平稅負，政府又在1924年開征贈與稅作為遺產稅的補充(最高一級稅率為50%)，但捐贈可以從應納稅額中扣除。一直到1976年以前，美國遺產稅和贈與稅分設稅率，分設抵免項目和扣除項目，為其他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
第四，社會批評力量暴漲。
作為進步力量的新聞媒體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隨著印刷技術的改進，報紙成本大幅降低，城市的擴張和人口的增長又使報紙需求量迅速增加。這一時期，市場化的推進，新聞媒體在財政上脫離對政治機器的依附，新聞媒體不再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而視個體為社會良心的代表，努力表現出與它們涇渭分明的立場。
1870年，獨立性報紙的比例僅為11%，至192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62%，媒體開始集中對社會的不平等現象進行尖銳的批評，冷酷、貪婪、“強取豪奪”、“強盜大王”等詞匯被用在富豪們身上，引發了人們對財富的反思。
第五，宗教財富觀。
洛克菲勒的兒子小約翰•洛克菲勒在1962年的《時代》雜志采訪時說：“洛克菲勒家族的財富屬于上帝，我們只是管家。”這樣的表達與新教倫理中關于財富創造的虛擬價值鏈是一致的。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勞動是人的天職，與懶惰相比貪婪并不可怕，上帝的“理想國”是人人富足而快樂，拼命賺錢和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上帝的理想，財富的所有權是上帝的，慈善是一種利已行為，捐于他人拯救自我。
作為追溯美國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的《清教徒的禮物》一書作者提出，美國植根于17、18世紀來自歐洲淸教徒們的四大精神禮物，理想主義的使命感、親歷親為的工匠精神、集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觀，以及互?與共治的組織能力。美國雖然是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宣告獨立，但主體移民都是曾經英國富有冒險精神的一批人，清教徒來到美洲新大陸，就是因為不接受英國圣公會的權威。
在此之前，綿延的西方文明如果從克里特文化算起至少也有4500年以上的歷史，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基因是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希臘文化強調現實和諧，羅馬文化強調功利主義和物欲主義，基督教文化強調唯靈主義，通過近代的文藝復興，特別是宗教改革，得到了徹底的發展，形成了現代西方文化，被武漢大學的趙林教授總結為“雜交優勢”。
第六，捐贈稅制優惠和基金會提升競爭力。
按照制度設計，捐贈享受稅收減免和資本收益，既免除捐贈者所得稅，也免征遺產稅;基金會投資收益只需繳納1%~2%的消費稅;遺產捐贈成立基金會之后，資產性質發生變化，私人資產成為了公共資產，接受社會監督和法律保護;基金會可以為特定對象提供高薪工作，家族成員可以長期受益;基金會可以提升財富競爭力，擴大家族在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方面的影響力;基金會雖然要求每年必須至少用掉其資產的5%，但這包括管理費用，而且剔除房屋等固定資產，即便是所有支出都是行政辦公費用也不違法。
總體來看，成立基金會既可以助力解決社會問題，樹立積極正面的社會形象，還可以避開繳納遺產稅和贈與稅、個人所得稅，同時還可以建立、傳承家族政治、文化人脈。基金會的投資收益稅非常低，且家族對基金會仍可以長期行使控制權。
僅有捐贈的動機和愿望是不夠的，創立基金會需要巨額財產作后盾，讓富豪們把錢捐出來離不開外部的壓力和制度設計。19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找到了最適宜的發展的土壤，促進了經濟發展，產生了第一批巨富，從而為基金會的產生奠定了物質基礎。20世紀初，政府的自主改良和社會批評則十分有效地推動了公益的力量，促成了進步主義運動，有遠見的富豪們順勢而為融入潮流。后來的發展證明了當時這一行動的明智與敏銳。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費里德曼曾評價：“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于華爾街和硅谷，不在于空軍和海軍，不在于言論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于長盛不衰的法制及其背后的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由蠢材們運作的體系”。
海面上波濤澎湃的時候，最大的風浪也只能影響到海平面以下幾十米，一百米以下是寧靜不動的，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很多規律是不動的。
這一演變過程告訴我們，審視公益行動的過程，既要尊重崇高的意義，也不能高估資本的道德血液，理性是促進這一事業發展的核心動力。(作者為《公益時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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