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加5等于多少？”

    女生猶豫了幾秒鐘，沒說出李鑫期待的答案。

    站在李鑫面前的這名愛笑的高中女生，個子不高，做起數學題來很用功。李鑫一看她，她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可是李鑫看到她做的數學題，就忍不住生氣。

    2018年，李鑫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本科畢業后，參加了北大研究生支教團，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彌渡縣支教一年。站上彌渡一中的講臺之前，她腦中曾冒出許多擔憂：自己忘詞怎么辦？學生沒反應、愣神兒怎么辦？但她沒想到自己會面對這樣的情況。

    發完火，李鑫又為自己沒有控制住脾氣而懊惱：“她也不一定不會答，可能因為我在旁邊，她就有點慌，一慌就什么都說不出來了。”

    重返北大校園后，李鑫偶爾會想起在彌渡的那一年。她有時覺得，這段時光仿佛就在昨天，腦海中的人和事還很真切；有時又恍惚感覺，這些似乎已經過去了很久。

    到彌渡一中支教的北大研支團成員中，有人想走出從小到大身處的名校圈子，有人想走出習以為常的城市生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有人嘗試在此尋找人生的價值。

    支教時，她們是一群高中生的老師，同時也是社會的學生。在這一年里，這群年輕人找到了怎樣的答案？

    教學心態的“重建”

    2018年春，李鑫和第20屆北大研支團云南分團的3名成員第一次來到彌渡縣。這個位于云南省西部的縣城，素有“花燈之鄉”“民歌之鄉”的美稱，還是東方小夜曲《小河淌水》的發源地。這里住著23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11%。

    與豐富的民間文化不相稱的，是“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以及匱乏的教育資源。從2012年起，北京大學對口幫扶彌渡縣；2014年，北大開始派研究生支教團到當地高中教學。

    來這里支教的北大研支團同學，總會在師兄師姐那里得到類似的告誡：心態要平和，千萬別著急、生氣。這些“學霸”高中時考試基本都是高分，但他們要教的學生基礎卻很薄弱。即便如此，學生能來上高中，已經說明這個家庭比較重視教育了。

    李鑫任課之前，還不理解師姐所說的“三四十分的水平”意味著什么。帶著緊張感講完第一次課之后，李鑫發現，有相當一部分學生連基礎的內容都不會。

    研支團的年輕教師幾乎都能講出幾個“心態崩了”的瞬間。對第21屆研支團的盧夢婕來說，這個瞬間就是第一次看到月考成績的那一刻。

    看到手里的試卷，盧夢婕懷疑，自己教出來的學生怎么可能是這種水平？她初中、高中、大學一路讀名校。剛來支教時，她以為只要自己一教，學生的成績就會蹭蹭漲，以為自己可以在一年的支教中做一番事業。可是現實“教育”了她。

    盧夢婕在給學生教高中數學時，還沒講到本課應學的知識點，卻發現初中的知識點對學生來說都是個障礙。為了教高中的知識，她和同事得先幫學生溫習初中的知識：教數學的，得帶學生復習直線方程、練習計算題；教英語的，要從音標開始教起。

    心態的“重建”，大概是研支團每名教師都要面臨的一關，也是他們要學習的第一課。

    “我的成就，來自于學生的成就”

    漸漸地，李鑫進入了高中教師的角色。

    每次講課之前，她要提前好幾天看課本、做習題。她每周二上午參加數學教研組的研討會，平時還要參加教師間的評議、聽別的教師講課，每學期講兩次公開課。

    上了一段時間的課，李鑫可以把學生和名字對上號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她能根據筆跡判斷出是哪個學生的作業。

    和學生在一起時，她感覺很放松。一起上課、一起做題，把自己會的東西教給別人，這給李鑫帶來一種簡單的快樂。

    每周一晚上的數學晚自習是固定的小測試時間。李鑫在講臺上花十來分鐘做完題，然后去教室里“巡邏”，看學生在試卷上“寫各種奇奇怪怪的答案”。她覺得這時是在與學生進行無聲的互動。

    交卷時，班里一片“哀嚎”：“老師，又沒做完！”“老師，題太難了！”李鑫笑嘻嘻地說：“哈哈，你們斗不過我的！”李鑫只比這些高中生大六七歲，學生們也喜歡這個沒有距離感的新老師。

    對李鑫來說，學生的基礎薄弱，不算是最大的困難。“看到成績差的學生在努力之后有了進步，哪怕只有一點點進步，我也會很開心。”有些學生雖然成績不好，但在李鑫看來也很可愛，他們有時會在作業本上給李鑫畫小人兒“比心”。

    第一學期期中考試，李鑫教的普通班里，一名學生的數學考了全年級第一名，李鑫“整個人都快樂了”。作為教師，“我的成就，來自于學生的成就”。

    接受采訪的研支團成員，幾乎都提到了自己初來乍到時的雄心壯志。但隨著時間推移，她們逐漸意識到，“自己能改變的其實很有限”。

    “給學生提出希望、鼓勵，又避免向他們傳達‘分數就是一切’的觀念。”李鑫清楚自己能力的限度。“但如果你愿意改變，我會盡最大努力幫助你。”

    悉心“耕作”得到回報

    上課睡覺曾是課堂“一景”。為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支教教師們得想各種辦法。曾有師姐傳授訣竅：不能一直自己講，必須不停地跟學生互動，確保他們聽懂了。

    第21屆研支團的李照青負責教高一英語。她上完一節課，班上約三分之一的學生都會被提問。學生們的英語基礎普遍不好，有的一聽到英語就頭疼，李照青得用哄小孩兒的口吻“誘惑”學生，“我不停地跟他們說，‘真的，你已經很棒了’‘一點一點來，一定會有更大進步的’。”

    盧夢婕上課時，也喜歡提問，“可是問得多了，學生就不理我了”。她得“再想辦法逗逗他們，比如講個本學科的笑話”。

    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盧夢婕教化學時，會給學生找來化學版的《驚雷》、化學版的歌詞改編，“溶水吸熱硝酸銨，神通蓋世數頂尖”，給課堂加點料。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彌渡一中的學生上了兩個月網課。隔著屏幕聽老師講課，學生的注意力更不容易集中。

    為此，盧夢婕新設了一個小欄目：每節課的開頭給學生講十來分鐘小說、名著。

    她講《圍城》《邊城》《三體》，還特意講了《奈飛文化手冊》，告訴學生成年人應該怎樣做事。因為她發現學生們對待學習太情緒化了，“喜歡這個老師就多學一點；不喜歡某個老師的講課風格，這科的成績就不好”。

    增設這個欄目后，盧夢婕在班級群里感受到了學生的熱情。學生把她的講課截圖做成表情包發在群里，呼喚“盧老師快來上課”。

    盧夢婕平時跟學生總是嘻嘻哈哈，每逢節日還給學生買小零食。但她有時不得不板起臉來。

    最近一次月考，有個學生的數學考了7分。盧夢婕花了兩節晚自習，把考題和涉及到的概念、公式逐個講給這名學生聽，再讓學生給她講一遍。“我要讓其他同學看一看，如果數學考低分的話，會被老師找兩節課。”

    日復一日的悉心“耕作”，逐漸得到回報。

    現在李照青的英語課上，幾乎沒有學生睡覺，這是她判斷教學效果最直接的標準。李照青曾參加過短期支教，也聽說過人們對于短期支教的負面評價。她自來到彌渡就下定決心，要融入當地的教學情景，決不能抱著玩的心態來教書。

    第一學期結束后，李照青讓學生寫下各自第一次月考的英語成績和期末考試的英語成績，他們看到了對比：前者多是二三十分，后者則是60多分。

    兩個月前，李照青在支教日記中寫道：相傳，古代彌渡是一片浩瀚的水鄉澤國，行者易迷津，故名“迷渡”。

    她說：“這一年的時光里，我逐漸領悟到了做教師的使命：我愿意做一個擺渡人，在春暖花開里等待孩子們的歸來。”

    快樂和金錢外的成就感

    盧夢婕剛來時抱定一個信念：要給這里的孩子講講外面的世界，讓他們產生出去看看的愿望。班會上、課下聊天時，她給學生講自己的高中經歷、大學生活。

    可是在這里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后，盧夢婕第一次對自己產生了質疑：是不是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太過自信了？

    小城里的人們生活得快樂、平靜，長壽的人很多，“這種安安穩穩的生活，也值得尊重”。

    李照青則是大學4年來第一次有了自主安排時間的自由，可以悠閑地讀書、學畫畫。大學里，她感覺自己“一直被外力推著走，有趕不完的DDL（截止日期）”，要交讀書報告、要寫作業……

    工作之余，她能夠從容地拿起一本書——出于興趣，而不是為了完成學習任務。在放松的閱讀中，她也發現了新的學術興趣。和在彌渡縣掛職副縣長的師兄聊天時，這名政府管理學院學生還驚訝地發現，基層的政治運作與課本上宏大的政治理論竟有那么大的差異。

    支教一年后，李鑫認真地把“當教師”列入自己以后可能從事的職業。“把自己知道的東西教給別人，那種感覺很快樂。”

    對這名法學專業學生來說，法律同樣寄托著她的情懷。在大學里，她曾到律師事務所實習，那時，她希望得到老板、合伙人和客戶的認可。對她來說，法律不僅是理想，也是生計。

    但來彌渡支教則有所不同。“不會太考慮自己付出多少，只想把所有的光和熱都在這一年散發出來”。

    這名研一學生有時會思考未來的工作，她覺得：“我需要做一份能讓我有成就感的工作，不在于能掙多少錢。”在彌渡的這一年，她感受到了與人相處中得到的快樂以及金錢之外的成就感。

    李鑫聽說，參加過研支團的師兄師姐，有的考取了選調生，有的成了大學生村官，很多人都去了基層工作。

    李鑫知道，支教這一年，不一定能幫她找到高薪工作。可是她問師兄師姐時，每個人都告訴她，他們不后悔這一年的經歷。

    李鑫當年教的學生今年已經升入高二。去年離開前，她和學生約定：等高考時，她再回來，為他們加油。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