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標準----在如下的一個或幾個方面對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1.在方法/工具/技術/政策/知識/理念/思想等方面對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產生重大、持續的促進作用；

 

2.呈現出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重大拐點或重大趨勢，其中，拐點開啟了全新的路徑或局面，趨勢至少在未來五到十年內仍具有發展活力。

 

3.揭示出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面臨的重大積弊或挑戰，且這些積弊與挑戰至少在未來五至十年仍須重視、直面和加以有效解決。

 

評選規則

 

1.從以下22個提名備選熱點中選出10個；最多可選10個；

 

2.如果你認為這些提名備選熱點不足以完整反映2008-2018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熱點和重點，歡迎在表格內補充新的提名內容；

 

3.投票截止時間：2018年6月15日23:59。

 

備選熱點介紹

 

1.民間力量參與南方冰雪與汶川地震救災，觸動中國社會治理體系重構

 

2008年中國重大自然災害頻發，特別是年初南方的冰雪災害和“5·12”汶川的地震最為嚴重。大災激發了中國社會各界空前的慈善捐助熱潮。截至12月初，各界地震捐贈款物達751.97億元，其中，個人捐款達458億元，首次超過企業捐贈。大災中迸發出的巨大民間力量影響深遠，使得2008年被稱為“中國民間公益元年”。往后十年，中國民間公益在曲折中走上專業化、組織化、協同化的道路，觸動了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重構，促使社會力量被逐步納入政府社會治理改革范疇。

 

2.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激發志愿服務熱潮，加速中國志愿服務體系構建

 

受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等重大事件的需求激發，2008年中國志愿者至少增加了1472萬人。在相當程度上，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普及了志愿精神、拓展了社會的志愿服務認知、推動了公民的志愿行動、觸動了志愿服務管理體系的構建。這一影響持續發展，終在2017年推動《志愿服務條例》出臺與實施，填補了中國志愿服務國家層面的立法空白，標志著中國志愿服務進入制度化建設階段。

 

3.三聚氰胺事件引爆奶粉安全危機，暴露中國行業協會生存與發展困境

 

2008年9月，三聚氰胺毒奶丑聞曝光，僅嬰兒奶粉，就共檢出22家企業69批次產品含三聚氰胺，其負面影響蔓延至國際，引發了全社會的聲討和反思。除政府瀆職、市場失靈外，奶業協會未能正常發揮行業自律與監管作用也是問責重點。中國行業協會與行政機關職能邊界不清、治理失范、公信力低下等問題暴露無遺。2015年，《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印發，啟動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試點。截至2018年4月，全國性行業商會已有388家完成脫鉤，占試點方案總數九成以上。

 

4.阿拉善SEE凝聚中國民營企業家，通過承擔環保責任參與公共事務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成立于2004年，由中國民營企業家中的先行者自發組織，嘗試承擔社會責任，參與公共事務。該會于2008年12月發起成立阿拉善SEE基金會，資助和扶持中國民間環保NGO成長。二者合稱“阿拉善SEE”。阿拉善SEE的制度設計帶有明顯民主治理探索特征。在處理民主和效率、集權和分權、環保組織和企業家俱樂部、企業家和專業團隊、商業和公益等關系方面，其探索頗具價值。

 

5.玉樹地震善款“匯繳”惹爭議，凸顯中國公益慈善政社關系困局

 

2010年4月，青海省玉樹縣發生7.1級大地震。地震再次掀起全國性慈善捐贈高潮。政府先后下發多個文件規范社會捐贈及善款的管理使用，其中《青海玉樹地震抗震救災捐贈資金管理使用實施辦法》要求所有渠道募得善款全部須匯繳到民政部，由民政部撥付青海政府統籌使用。該辦法一經公布便引起社會各界激烈質疑和討論，被認為是2006年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預慈善主體性和獨立性的“慈善風暴”的延續，將抑制民間公益的創新與活力。在社會各界呼吁下，政府最終調整了有關政策，但慈善事業中的政社關系、慈善捐贈資金的有效管理使用等問題并沒有得到完滿解決。

 

6.陳光標式慈善引發大討論

 

2010年1月，商人陳光標高調募集4000多萬元向西部貧困地區發紅包。2011年1月，陳光標去臺灣發放現金，要求受助者必須面對面接收現金，同時對他本人鞠躬……陳光標的慈善行為被稱為“暴力慈善”，有批評者稱陳光標慈善數字造假，靠倒賣拆遷項目賺錢，涉嫌騙捐款、騙頭銜、騙項目。2016年3月，陳光標涉嫌詐騙被查，同年6月，財新傳媒以《陳光標：“首善”還是“首騙”？》為題發表特稿，全面調查了陳光標；同年9月，財新傳媒再次以封面報道《再看陳光標》，揭露陳光標自我包裝、營銷以及謊言漸次剝落的荒誕歷程。

 

7.壹基金輾轉落戶深圳，開啟中國民間公募基金會時代

 

2007年，著名功夫片明星李連杰與中國紅十字總會合作設立“中國紅十字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以獨立運作的慈善計劃和專案的形式在中國大陸開展公益事業。2010年12月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在深圳市民政局的支持下正式注冊成立，擁有獨立從事公募活動的法律資格。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舉行揭牌儀式，成為國內第一家民間公募基金會。在2014年的“4·20”蘆山地震中，壹基金累計募款3.86億元，不少媒體認為，這是中國民間慈善機構的公信力首次超越官辦機構。

 

8.免費午餐間接推動中國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

 

2011年4月，鄧飛聯合500名記者發起免費午餐基金，倡議每天捐贈3元為貧困學童提供免費午餐。截至2017年，募款已超3.6億元，開餐學校達900多所。免費午餐基金成立之前，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相關報告中提出，政府應把兒童營養干預作為基本職責，并由執政黨和國家作出政治承諾。報告被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批示。而免費午餐基金作為民間力量率先行動，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國家行動。2011年10月，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連片特困地區作為國家試點，為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所需資金由中央財政承擔。

 

9.郭美美事件引發信任危機，倒逼中國公益慈善行業提升透明度

 

2011年6月，郭美玲在網上炫耀其奢華生活，并稱自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而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郭美美事件”爆發后，社會捐款數以及慈善組織捐贈數額銳減，民政部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7月，全國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過50%。2014年8月，“郭美美事件”調查結果出爐，據警方調查，郭美美及其資金來源與中國紅十字會毫無關系。但政府部門的澄清并未消除網民對中國紅十字會的負面印象，人們對官辦慈善機構“暗箱操作”的做法不信任已久，直至今日，人們一提起紅十字會，仍會想起郭美美。

 

10.“愛心媽媽”收養孤兒陷困局，拷問中國政社救助體系與責任關系

 

2013年1月，河南蘭考縣城關鎮一居民樓發生火災事故，“愛心媽媽”袁厲害收養的7名孤兒罹難。此事引發社會對民辦托養機構的高度關注。“袁厲害事件”當年，民政部等七部委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棄嬰相關工作的通知》，要求著力解決民辦機構和個人收留棄嬰問題，嚴禁任何機構和個人私自收留棄嬰。2018年5月，河北省武安市政府將李利娟愛心村的74名孤兒棄嬰分流安置，再次引發社會對民辦托養機構的關注。在公共服務缺失的時期，愛心媽媽們用一種非正常的方式解決當地棄嬰問題，而政府的福利院又是否是更好的解決方案？這拷問著中國的政社救助體系。

 

11.“愛佑益+”崛起探路公益創投

 

2004年12月，愛佑慈善基金會的前身北京市華夏慈善基金會成立。2013年6月，愛佑推出了以資助非營利組織為主的公益創投項目，經兩年的試探后，于2015年6月加速投放，至2016年12月，累計資助101家的公益組織。“愛佑益+”是投資人跨界公益慈善領域的一個典型，他們在資助非營利項目時注重其規模化的潛力，同時，“愛佑益+”提供的“非定向”資助為大量優質公益項目提供了靈活發展的空間。

 

12.冰桶挑戰賽、騰訊99公益日、螞蟻森林等互聯網公益創新，開啟平民慈善新時代

 

2014年，歐美的“冰桶挑戰賽”傳至中國，引發一場互聯網公益嘉年華，這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公益的一個重要節點；2015年，騰訊基金會發起“9·9公益日”活動，截至2017年，已連續舉辦三屆，每屆都創下互聯網募捐的捐贈金額和參與人數紀錄；2016年，螞蟻金服推出“螞蟻森林”互聯網環保公益活動，不到一年讓超2億中國人碳減排67萬噸、種下超800萬棵梭梭樹……這些互聯網公益創新展現出巨大想象空間，不單開啟了平民慈善新機制，也在重塑著慈善行業生態。其間雖暴露出不少問題和挑戰，但前景仍值得期待。

 

13.社企論壇推動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進入市場構建期

 

自2006年經英國文化協會（BC）引入中國起，社會企業就受到了熱捧，影響力投資等創新的資本概念和模式也開始興起。它們為資金來源單一、渴望自我造血的中國慈善界帶來一種新的可能。2014年，17家中國機構聯合發起成立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改名“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論壇”），致力于推動構建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行業的生態系統。截至2018年，該論壇已連續舉辦3屆，并頒發兩屆“中國社會企業獎”。但對于該獎的評選標準，業內存在一些爭議，尤其是2017年的摩拜單車入圍引發了一輪激烈的討論。

 

14.西湖大學探索基金會辦大學的本土治理新路徑

 

2015年，西湖教育基金會成立。2018年4月，以西湖教育基金會為舉辦和籌資主體的西湖大學正式獲批準設立。基金會辦學的方式被認為有利于聚合社會資源、吸納社會智慧以及和社會各界互動，但西湖大學的不確定性依然巨大。能否完成巨額籌資任務以滿足大學的持續運營需要、能否在最快時間內集合一流隊伍并建立起開放且有效的教學和科研秩序、建成世界一流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等問題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15.國際公益學院成立，中外富豪慈善家合力探索中國公益教育創新

 

2015年，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成立。與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清華大學公益研究院等研究機構不同，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是中國首家由中美慈善家聯合倡議并支持創建的國際性公益學院。它有吸納中外慈善家資源和智慧的優勢，有望通過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建設培養榜樣型慈善家和高級公益慈善管理人才的教育系統，打造引領全球慈善發展趨勢和推動形成新型慈善知識體系的專業智庫，建成有影響力的公益人才培養基地。但是，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能否實現如上目標，還需要長期觀察。

 

16.尼泊爾地震救援，中國民間力量首次集體輸出

 

2015年4月，尼泊爾發生8.1級地震。地震發生后，壹基金、愛德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中國民間救援力量快速奔赴災區，為當地提供緊急救援、醫療救助、食物發放等幫助。在救援過程中，中國機構還與國際組織緊密合作，建立“4·25尼泊爾地震中國社會組織信息協同平臺”共同開展活動。這是中國社會組織在人道救援領域的首次集體輸出行動，不僅反應速度快，而且規模空前，被認為是中國社會組織走向世界的一個節點。

 

17.萬達等民營企業巨頭高調響應扶貧攻堅的政府號召

 

2015年10月，中央政府提出“精準扶貧”的號召，這對民營企業的扶貧思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萬達集團的“丹寨包縣扶貧”是其中的一個典型。2016年2月，萬達與當地政府簽下了14億元扶貧協議，出資3億元捐建職業技術學院、出資6億元捐建旅游小鎮、出資5億元成立丹寨扶貧專項基金……“萬達模式”特點是企業拿出商業上的核心資源，并試圖讓扶貧項目與商業模式“咬合”起來。“包縣”模式引發了不少傳統企業的效仿。但是，這種因政府號召而催生的企業慈善行為，其參與動力是否可持續仍有待觀察。

 

18.慈善立法獲歷史性突破，中國慈善格局進入新時代

 

2016年3月，《慈善法》公布，并于同年9月正式實施。這是中國第一部國家層面基礎性、綜合性慈善法律，開啟了中國民間與政府同為社會筑底的慈善法治時代。它與同年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共同搭起中國慈善法治體系的基本框架，是中國慈善立法進程的歷史性突破。但是，其發展態勢深受后續配套法律法規體系能否融慣、執法與司法實踐能否切實深入等的影響，需要長期的觀察與倡導。

 

19.“善心匯”警示：慈善成傳銷、詐騙犯罪新噱頭

 

2016年5月，打著慈善的名義聚財的傳銷平臺“善心匯”上線，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發展了超過270萬會員。其成員遍布全國各地，北方是重災區，東北地區尤甚。受騙人群的年齡多在28歲-55歲之間，主要分布在三四線縣城與廣大農村。2017年7月，善心匯創辦人張天明被捕，同年7月24日，“善心匯”信徒在北京聚眾鬧事，要求釋放張天明，警方稱其“嚴重擾亂了首都社會秩序”。打慈善旗號從事傳銷，善心匯不是孤例。在2016年8月央視曝光的350個傳銷組織里，有9個在名稱上就帶有“慈善”字樣，以慈善之名，已經成為了傳銷界的一個流派。這暴露了一個問題：假慈善的傳播也許比真慈善更快，更廣泛。

 

20.羅爾事件再引個人求助與慈善募捐邊界大討論

 

2016年11月底，深圳媒體人羅爾撰寫的《羅一笑，你給我站住！》在微信朋友圈中“刷屏”。其文展現了一個父親在女兒患了白血病后的艱難處境，意外引來超額“打賞”。但在11月30日，輿論反轉，羅爾被爆有房有車。12月1日，微信平臺將在3天內，將總計2626919.78元的微信用戶贈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戶零錢包。羅爾事件刷新了個人求助的影響力上限。《羅一笑，你給我站住！》在微信后臺的點擊量逼近1億，有超過11萬人進行“打賞”，數額超過260萬元，在質疑發生后，多個社會議題的大討論啟動，比如個人求助與慈善募捐的邊界等。

 

21.《公益向右商業向左》引發中國公益慈善界思想交鋒

 

2017年8月，“希望工程”發起人、南都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發布新書《公益向右商業向左》。在書中，徐永光梳理了自己近30年來逐步形成的公益市場化改革觀點。該書一方面收獲不少意見領袖的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卻引發了對于公益市場化的激烈爭議。其中，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公開發表《駁“永光謬論”——評徐永光<公益向右，商業向左>》萬字長文，前所未有地嚴厲批判徐永光的觀點。此即為“二光之爭”，是中國公益慈善界少有的思想交鋒。該事件雖未最終引發更深入的思想爭鳴，但掀起了對公益與商業的本質與關系及其他相關問題的大討論，在促進行業思想市場開拓、推動行業基本問題研究等方面有重要價值。

 

22.美的集團創始人何享健宣布超60億捐贈計劃，探索中國企業家大額捐贈戰略轉型

 

2017年7月，美的集團創始人何享健宣布了一個超60億元捐贈計劃，包括1億股美的集團股票和20億元人民幣現金。這是中國企業家大額捐贈在曹德旺股捐35億元之后又一次豪捐。何享健捐贈計劃采用了“慈善信托+基金會”的創新模式，為中國企業家大額捐贈轉型戰略慈善的探索和實踐提供了本土經驗。在解決日益深化和復雜的本土或全球化問題中，已積累了相當財富中國企業家群體如能規模化地走向戰略慈善，或將會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慈善生態中一股新的不可忽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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