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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李傳斌
■ 李傳斌
教會醫療事業是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慈善性質。其中，教會醫療事業的慈善性質主要體現在教會醫院上。教會醫院在近代中國的慈善醫療、社會救濟和紅十字救護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會醫院的慈善性質與慈善醫療
(一)教會醫院的慈善醫療及其變化
近代中國的教會醫院起源于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35年在廣州創辦的眼科醫局。此后，各差會的醫學傳教士紛紛來華，他們在中國的沿海和內地先后設立了一系列的教會醫院，并達到相當的規模。僅就新教所辦教會醫院而言，其數量最多時有330所，另有診所223所。教會醫院循基督教義而設，具有較濃厚的慈善性質，這在它們的命名上有明顯的反映。許多教會醫院就是用慈善、仁愛等字樣來命名的，如博濟、仁濟、廣濟、博愛、普愛、同仁、廣仁、益世、保黎等。這種命名很容易使人們將教會醫院與慈善聯系在一起。事實上，教會醫院初設之際一般都實行慈善醫療，即免費施診送藥，有的還給一些貧病者免費提供食住。如伯駕的眼科醫院在免費治病的同時，還給貧困無錢的病人“供給飲食，待病痊回家”。教會醫院完全免費治病的制度是早期教會醫療事業的一個顯著特色。
19世紀60年代起，教會醫院完全免費的制度發生變化，個別醫學傳教士因為經費問題而嘗試進行收費。70年代，為了彌補教會醫院資金的不足以及適應中國社會，嘉約翰等醫學傳教士開始主張施行收費制度。80、90年代，雖然有醫學傳教士對收費問題存在不同意見，但是一些教會醫院開始從自養的考慮出發實行收費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差會主張實行收費。有的教會醫院為吸引上等社會的中國人來院治病，開辦收取較高費用的高級病房(或私人病房)。20世紀，上海等地還建立了高級療養院。這都是一般病人所不能享受的。教會醫院實行收費制度，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教會醫院和診所都同時實行此種制度。因為收費與否取決于教會醫院的資金來源，以及主持院務的醫學傳教士的態度。因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仍有教會醫院實行免費的施診送藥。
進入20世紀后，在病人日益增多、資金來源受時局影響太大的情況下，教會醫院實行收費制度勢在必然。就連能得到較多資助的上海仁濟醫院，從1905年起也正式實行收費制度。民國時期，醫學傳教士在收費問題上達成共識，即對病人多少應該收一些費用。這樣，更多的教會醫院已不可能保證實行完全免費的慈善醫療，于是教會醫院實行收費制度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二)收費制度下的慈善醫療
進入20世紀，幾乎沒有教會醫院能夠實行完全免費的制度。雖然有的教會醫院仍然對教徒實行免費治療，但是許多教會醫院“待遇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一律平等”。然而，實行收費并不意味著教會醫院的免費治療和慈善性質的完全喪失，教會醫院仍然實行有限的慈善醫療，這主要表現為四種形式。一是對一般病人收費較少，向高級病房收取較高的費用。二是對貧困病人實行免費。這是許多教會醫院收費后所采取的一種慈善醫療的形式。三是實行定期的免費施診活動。如蘇州博習醫院為紀念院長柏樂文，“專門在宮巷樂群社設立一送診處，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二至三點時有專科主任醫生前往應診，完全免費”。四是合辦社會服務機構。這以南京鼓樓醫院為代表。1927年，該院鑒于一般貧民患病就醫困難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南京國際婦女會合辦成立了社會服務部，“其主旨為來院求診之貧病患者，得免費治療，同時亦可使其與社會協調減少除疾病以外之社會問題發生”。
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慈善救濟事業
近代中國天災人禍交相紛呈，疫病、戰亂紛至沓來。當疫病流行時，教會醫院等教會醫療機構往往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防治力量;當戰爭發生時，教會醫療機構積極參與戰時的紅十字救濟。因此，包括教會醫院在內的教會醫療事業在近代中國慈善救濟事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的疫病救濟
醫學傳教士來華以后，每當中國疫病流行時，他們都積極參與救濟。起初，他們并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認同。但隨著傳教士世俗慈善活動的日益顯露，中國社會改變了對待教會醫療事業的態度。有時，中國政府還主動邀請醫學傳教士參與疫病救濟。例如，1911年，東北發生大規模的鼠疫。為控制疫情，外務部邀請全國的中外西醫參加防治。當時東北的教會醫院積極參與，盛京施醫院的司督閣被任命為政府醫學顧問。這些醫學傳教士及其中國學生、助手，同伍連德等中國醫生以及俄、日、德等國醫護人員為撲滅東北鼠疫做出了重要貢獻。一些醫護人員還因為防疫而染疾殞命。司督閣的助手亞瑟·杰克遜(Arthur Franme Jackson)即是其中之一，他來華后不久就參加防疫，不幸因感染疫病而死。
民國時期，中國政府對防疫日益重視，成立了專門的防疫機構。在各地發生霍亂等疫情或水災時，醫學傳教士都能挺身而出參加防疫。各級政府還聘醫學傳教士為醫學顧問，以教會醫院為時疫醫院進行疫病防治工作。
(二)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的紅十字救濟
近代中國戰亂往往導致傷兵在無助中死去或遭無情的殺戮，平民則遭受無辜的傷亡。在這種背景下，近代中國紅十字會應運而生。作為一種重要的、具有慈善性質的醫療事業，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紅十字會的創立、發展以及紅十字救濟有著密切的關系。
醫學傳教士以紅十會的名義進行戰時救護始于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中日正式宣戰后不久，煙臺守將邀請醫學傳教士達斯維特(A.W.Douthwaite)準備為其療治傷兵。達斯維特乘機向該將軍解釋“紅十字會”的一些原則。煙臺守將對此非常感興趣，經與道臺商量后，由官方出資在煙臺建立起一座醫院。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紅十會性質的醫院。
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對近代中國紅十字會的產生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戰爭爆發后，各中立國紛紛撤離僑民。當直隸總督和山東巡撫派船接戰區中國難民時，卻遭到俄國的拒絕。于是，上海華人決定成立紅十字會北往救助。鑒于中國尚未加入日內瓦條約，他們“特商準英美德法總領事定名為上海萬國紅十會支會”。紅十字會成立后即準備從事救濟。受戰爭的影響，華人難以前往，救濟在很大程度依靠在東北的傳教士。日俄戰爭結束后，上海紅十字會繼續發展。1908年，大清紅十字會成立，1911年，又改稱中國紅十字會。
1911年，辛亥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爆發對中國紅十字會不僅是一個考驗，而且是對其發展的一大促進。武昌首義后，全國各地紛紛響應，醫學傳教士積極組織和參與了所在地的紅十字救濟活動。如長沙光復后，挪威信義會的倪爾生、雅禮會的胡美等參與組織了長沙的紅十字會。許多醫學傳教士奔赴戰地參加紅十字救濟，如在武昌的紅十字醫院里就有許多外地的醫學傳教士參與救護。由于中國紅十字會此時的力量比較薄弱，對于大規模的戰爭救濟一時還無能為力，因此只好“借重各國教會西醫及該處原有之教會醫院”。武昌首義后，中國紅十字會電告通商口岸的教會醫院改設紅十字會醫院。各地的教會醫療機構積極配合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許多教會醫院都被列為當地的紅十字醫院。
民國建立后，由于戰爭、災害不斷，教會醫療事業與紅十字救濟依然有密切的關系。譬如，中華博醫會和后來的中華醫學會教會醫事委員會積極組織紅十字救濟活動，并主張教會醫院與中國紅十字會合作。
當中國發生內戰時，教會醫院不僅救治傷病，而且在戰爭時收容難民，以紅十字為他們提供保護。如北伐戰爭時期，普愛女醫院在武昌被圍時就收容了不少難民，使他們得到了一定的保護。在中國發生反抗外來侵略的局部戰爭時，教會醫院也積極參與救護中國受傷軍民。如1932 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蘇州博習醫院等教會醫院組織紅十字醫院為受傷官兵進行救護。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教會醫院在戰時救護、收容難民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作為傳教事業的組成部分，教會醫院等教會醫療事業的目的之一就是傳播基督教。但是，作為醫療事業，它又具有濃厚的世俗性和慈善性。因此，它在經濟實力允許的情況下，在近代中國的慈善醫療和紅十字救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中國近代慈善救濟事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不僅是基督教注重社會救助的產物，而且是基督教適應中國社會的產物。
(摘編自《教會醫院與近代中國的慈善救濟事業》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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