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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在沃倫·巴菲特用自己的捐贈讓蓋茨基金會的資產翻倍后不久，他便鼓勵蓋茨效仿他的做法，每年都寫一封年度公開信。前者的信寫給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東們，匯報過去一年的經營情況兼談他對經濟與金融形勢的看法;而后者的信似乎是寫給全世界任何愿意看的讀者，匯報蓋茨基金會在慈善領域做的事情，同時談談蓋茨對慈善、對這個世界的思考。
“我不會引用麥·韋斯特的句子或嘗試和他一樣幽默，但是我會盡量和他一樣的坦誠。”2009年，蓋茨在第一封信中交代寫信緣由時，不忘調侃一下自己的老朋友。
今年的這封信，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摒棄了以往的格局，沒有談基金會的各方面工作、得失、戰略構想等等，而是以一種科普和宣言的調調，粉碎了三個認知錯誤。
另外，與以往五年不同的是，蓋茨多次提及中國的經濟發展或以中國為例，著眼點已不僅僅是美國國情以及欠發達國家，同時，蓋茨基金會還發起了#向蓋茨提問#活動，蓋茨夫婦將在中國的春節期間通過媒體，分別回答5位網友的提問。
事實上，梳理六年來的年信，你或許能發現這樣一個機會，能清晰地了解和看到這位世界首富兼慈善家正在將自己前半生積累的財富和社會影響力，試圖轉化為另一個領域的話語權，并將打算以此度過余生。
不再局限于自己那攤事兒
“我想在這封信中開誠布公地和大家分享基金會的目標以及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在第一封信中，蓋茨表明了自己的意圖。
“兒童死亡率、疫苗、瘧疾、小兒麻痹、艾滋病、脊髓灰質炎、農業、教育”，如無例外，過去五年的信中，蓋茨都會不厭其煩地細數一遍基金會在這些領域的成績和發現的問題，同時他也將嚴謹的作風融入一張張圖表和照片，試圖讓自己的1萬余字的文章讀起來不那么枯燥。
其中也不乏年信的主題，比如2010年和2012年主題圍繞創新，2011年呼吁富裕國家對外援助，2013年談及千年計劃，但在開篇點題之后，又繼續“兒童死亡率、疫苗、瘧疾、小兒麻痹、艾滋病、脊髓灰質炎、農業、教育”，必定面面俱到。
所以今年，蓋茨似乎想徹底改變一下，不再局限于自己那攤事兒。
美國作家蘭德爾·萊恩(Randall Lane)參與了2014年年信的編輯敲定工作，在了解了蓋茨夫婦的想法后，對于年信他有了自己的解讀，他看到了蓋茨夫婦的另外幾點意圖：所有的慈善資金和智囊團只有在政府支持(至少不是從中作梗)下才能發揮作用;保持樂觀;推行健康公平是未來的首要目標。
“我們都有機會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在那里極端貧困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所有兒童不論生在何處，都有相同的機會茁壯成長。對于所有關心和認可每個生命價值的人們，世界上再沒有比促成這種改變更激動人心的工作了。”蓋茨在年信的最后這樣寫道，一如既往，展望未來，充滿積極和希望。
換個說法更有效
其實早在2011年，蓋茨就在他的信中對給與貧困國家的援助經費可能被削減感到擔憂，呼吁富裕國家繼續進行對外援助。“當我坐下來寫這封年信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政府正面臨如何減少開支的艱難抉擇。雖然外援支出在這些政府的總預算中還占不到1%，但畢竟是可以被縮減的可能領域之一。”“許多人不清楚對外援助所帶來的真實益處。這也難怪，因為對外援助涉及許多不同的領域，而且，以往的一些對外援助主要旨在增進國家間友誼，對其實際影響并無考量。”他在2011年度公開信中這樣寫道。
顯然，彼時，蓋茨試圖去正面呼吁對外援助的重要性，甚至含沙射影地表示剛剛從金融危機中緩過點精神的美國，可能會縮減對外援助金的做法并不明智，也列舉了英國在卡梅倫的領導下依然堅守增加對外援助承諾的好榜樣。但是呼吁的力量沒有顯現。
于是，2014年的年信中“對外援助是巨大浪費”就是要粉碎的謠言之一，并有理有據。
“首先，對外援助經費總量并不大。”蓋茨指出，即便世界上最慷慨的國家——挪威，其外援支出占政府預算也僅為3%，而美國則不到1%，其中用于全球健康的經費約為110億美元。“美國對本國農業補貼是這個數字的2倍多，軍費支出則是60倍還要多。”蓋茨在年信中談到：“如果有人跟你說，減少外援可以降低政府預算，我希望你能質問他，通過犧牲生命減少政府開支，這真的是最好的選擇么?”
針對很多人質疑對外援助經費被挪用，或滋生腐敗，蓋茨坦言：“徹底根除腐敗是不現實的，但不能因無法消滅腐敗，而停止挽救生命。有些人說，一個公益項目哪怕只有一塊錢被貪污就應該被關停，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美國伊利諾伊州近7任州長中有四人因貪污鋃鐺入獄，卻沒聽說有人要求關閉該州的學校或高速公路。”
“對外援助在挽救生命方面的作用最為突出。”蓋茨介紹，1960年世界新生兒死亡率為18%，而今天已經降至5%，預計2035年還將降低至1.6%。“如果這個目標可以實現，這將是人類在75年中(1960-2035)最偉大的成就，至少在健康領域，‘出生決定命運’的現象將不復存在。”
梅琳達的意愿
蓋茨基金會中國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說，年信所粉碎的三個謠言，前兩部分是蓋茨主筆，而第三部分則是梅琳達的意愿。
今年，是梅琳達·蓋茨第一次聯名發布《蓋茨年信》。她在年信中回應了很多人對“挽救生命導致人口過剩”的擔心。
“對我來說，另外一件特別的事情就是和梅琳達一起工作。我和她相識于微軟，但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肩并肩地工作過。我們喜歡分享各自的想法并討論我們正在學習的事情。”蓋茨曾在年信中表達出和梅琳達一起做慈善的快樂。而事實上，梅琳達一直以女性的視角和特質關注著兒童和女性領域。
“自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就有人開始擔心有朝一日食物供應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出現世界末日。”梅琳達說，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據此衍生的“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所謂“為了不讓兒童以后挨餓而對他們現在的死亡不聞不問”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世界兒童死亡率最高的國家，恰恰是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為了增加孩子存活下來的幾率，父母總想多生孩子。而當兒童死亡率開始下降時，人口出生率也隨之下降。因為一旦父母對孩子存活下來的信心增強，他們就會更好地規劃家庭和孩子的未來。”梅琳達解釋，這種人口轉型的現象在當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出現過，由此產生的“人口紅利”還帶動了很多地區的經濟增長。
“認為‘通過犧牲部分人類利益，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是對現實的誤讀，也是對未來想象的失敗。”梅琳達說：“世界的繁榮昌盛，不會在體弱多病的人全部死亡后才實現;正相反，只有給予人們共同發展的權利和機會，世界的未來才更美好。”
(本報記者 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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