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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由于多年來任志強一直擔任北京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一職，且對中國地產素以言論“大膽”著稱，故而大多時候，媒體想要跟他聊的都會是關于房價漲跌的事，即使他在2014年11月正式宣布退休之后。
但是，很多人忘記了，任志強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公益人。任志強和公益結緣要從上個世紀80年代說起，不過他將自己和華遠公司早年間的公益捐贈經歷定義為“慈善”，他認為從慈善到公益最好的發展形態就是通過社會公益活動，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從華遠地產一把手的位子上退下來之后，任志強目前還擔任著多重社會職務，與公益有關的有兩個：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會員發展委員會主席、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理事長。
7月18日，差不多已經沉寂了一年之久的任志強，在華遠地產企業號的辦公室里，接受了《公益時報》的獨家專訪。訪問的話題只有一個：公益。
這大概是為數不多的一次，任志強坦露自己從慈善到公益的修行路，這條路他已經走了30多年。當記者問及，如何看待中國未來公益之路時，他的回答并不輕松，認為“只是開了個頭，未來還很艱難，還要經過很長一段路才行”。
現在，讓我們一起聽聽任志強怎么說。
從慈善到公益的四步認知
我對“公益”的認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早期大量“慈善”活動的學習積累，最終才走上了真正的公益之路。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我開始接觸“慈善”。那時人們對于“慈善”的概念就是“學雷鋒做好事”。
華遠公司出錢配合做了一些大齡青年的聯歡活動、音樂交流和春節期間的展銷會，還有給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個新生募捐做人工下巴。
自1988年，我們開始支持中國橋牌運動，一直到現在，我們對該運動項目的定向公益扶持還在繼續。事實上，華遠對中國體育運動的支持跨越多種項目，還包括游泳、網球等。
90年代初期，我開始為中國改革基金會捐錢，為國內經濟學家、專家學者從事的多項經濟政策的研究提供贊助支持。
由茅于軾老師和吳敬璉老師發起的樂平公益基金也是我大力支持的對象，還關注了與此相關的保姆學校以及農村幼兒園等公益項目。
截至目前，華遠現在每年資助的公益項目有19個。
2004年由原首創集團董事長劉曉光發起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至今已經走過13年歷程，我是從始至今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雖然個中不乏困難挫折，但我們還是會堅持往前走。
2011年，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和我聯合創辦了金融博物館書院，到現在已經運行了6年，如今我們的書友已經遍布國內多個城市，讓讀書教會人們學習獨立思考、開啟智慧，是我們創辦這個書院的初衷。
通過這些年的親身體會和經歷，我個人總結“從慈善到公益”的認知過程應該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層級就是單純的“給錢付出型”慈善;接著就是從本質上提升認識，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到第三步就是給予受助方更大的發展空間，賦予其更多的權利;最后也是最好的發展形態就是通過社會公益活動，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阿拉善模式貴在“民主治理”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這個團體實際上是通過社會自愿的形式，實現了一套民主管理的方式。我們所有的會員都是選舉的，包括我們的理事、監事，還有章程委員會。會員是主人，他可以不斷地提出意見來參與到其中，然后進行修改。
在我們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你光拿錢說事就行不通。比如說劉曉光第一次組建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時候，王石就問：“你要多少錢?一百萬我給你，然后我也不來了。”劉曉光就堅決不同意。我們要求你分10年，一年捐10萬會費，捐滿了10年就可以不再捐錢了。我們希望你沉下心來參與，就是你要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去。
大家都知道馬蔚華是壹基金的理事長，以前是招商銀行的行長，在我們這競選監事的時候把他選掉了。就是因為我們強調每一個會員的平等參與。
民主的制度對公益組織的發展意義重大。我們秘書處有個同志寫了一本書叫做《為公益而共和》，厚厚的一本，里面記錄的就是我們組織內部的人天天在為工作吵架，直到現在還在吵，我們的組織好像沒有一天不吵架，但所有人吵架其實都是為了讓它更好。
金融博物館書院為“啟蒙”而生
2011年7月，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推出第一期讀書會，當時是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主持，阿拉善SEE創始人劉曉光和我擔任嘉賓，現在一晃就過去6年了。
我們現在全國各地都有書院，完全是免費提供的社會討論。通過一些企業家、經濟學家、學者、外交家、小說家，把各種各樣的知識普及給社會。讀書會要通過學習讓大家認識到，我們的社會需要一種什么樣的精神，我們的社會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制度，我們的社會需要如何去發展，它的本質是思想啟蒙。
我們在讀書會特別強調的是，并不是臺上人給臺下人一個標準答案，因為你成不了第二個馬云，你也成不了第二個柳傳志，但是你可能會超過馬云和柳傳志——就是你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去尋找市場的機會，然后去做一個努力奮斗的人，你才有可能去創造一些條件使自己成功。更重要的是啟蒙。
目前的互聯網時代，知識信息的碎片化很普遍，我們主張大家系統性地去讀書，這樣不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識所欺騙。碎片式的知識就像雞湯一樣，每次給你選一句、兩句的，如果你這個雞湯是連續的長期的沒問題，但是如果只有其中的一段或者斷章取義的時候，那就很危險，很麻煩了。
“任小米”有“大市場”嗎
“任小米”的種植是經過三年的反復試驗后選擇的一個節水品種。在當地30萬畝土地中，我們只占了不到一萬畝。
因為不是國家專儲，所以就要和農民簽好合同，否則他就不種了。現在有十五六個合作社，還要教農民怎么選種子、怎么種，怎么樣用以色列的技術來解決這些問題。
要想辦法在最基層解決農民貧富的問題，讓他們的收入高于用其他方式獲取利益的收入，既解決了收入問題，也解決了環境保護問題，這個社會才能正常運轉。
今年是“任小米”種植的第三年，我們還沒有把市場的銷售渠道和其他一些問題都解決掉，我們正在努力的建設這些內容。比如說小米就只能熬粥吃嗎?現在我們開始生產小米棒、小米餅，同時開始試生產蛋糕系列，把40%的小米做成蛋糕，采用不同的銷售渠道。
社會企業是用盈利的方式，來幫助窮人、病人和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獲得收益。社會企業要想健康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有良心的企業家。
目前在工商注冊的社會企業并不享受免稅政策，今年開始我們用農民合作社的方式在做，這樣的話過程中就減少稅收，如果法律上允許的話，就可能更好一點，那么這些東西就可能賣得更便宜一點，但現在不行，因為要這些成本。
所以，當一個企業家不去做賺錢的，而是去做可以賺錢，但有難度，并且賺了錢又不分配給自己，而是再次投入到公益當中去的“麻煩事”，那就需要有公益之心。如果沒有這種公益之心在背后支撐的話，你是做不成的。
“公開透明”是公益組織的“魂”
公益組織更要說實話做實事，有些人說的很虛，所以到底做的怎么樣那就是個問號。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生態項目，現在可以落實到讓大家查到每一棵梭梭在哪，“任小米”當然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得見東西，包括我們做的深圳紅樹林、云南蜂蜜等，都看得見在哪里，你可以任意去核實調查。
公益組織一定要公開透明，否則沒有人會給你捐錢。不是說捐了錢的人才有權質問你，而是沒捐錢的人也有權質問你，因為他明天可能會成為捐錢的人。他通過質問完了以后，相信你了，他才可能帶動更多的人來捐。
《慈善法》仍需完善，“九龍治水”不可取
目前《慈善法》中有一些規定與現實操作相矛盾，工作起來很別扭。
法工委在立法的時候，請我們參加了兩次，我們都提出了一些反對意見。比如關于免稅的問題要有明確的概念，但是他們說“這個稅法是另外一個法，不歸我管。所以只能寫上一句話：應該享受國家規定的免稅政策。”這個免稅政策是什么沒有具體化，他要把它放到另外一個法里，我們的立法實際上涉及“九龍治水”的問題。
《慈善法》也是同樣的，如果僅有一個立法而沒有把所有部門綜合起來進行立法，那就麻煩了。所以說在推出《慈善法》的時候，如果沒有把稅務部門或財政部門調動起來，把稅法改革的問題和《慈善法》連接在一起去做，那就是“九龍治水”結構——一人一段，那么在工商注冊、民政管理等方面就會有很多相悖的地方，這個后遺癥就很多了。
所以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現在處于一個兩難的情況。我們現在全國都有會員中心，希望通過會員中心來扎根當地，做一些環保工作，服務社會，可是按照程序上講這是不合法的。根據《慈善法》，我們要在當地注冊一個類似的公益組織，可選的有社會企業、NGO，還有一個是基金，你必須得在這三類里選擇一類，否則我們就不合法。
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求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地方的會員中心爭取都有一個當地的注冊許可，這樣就避免了很多麻煩。否則我們作為協會來說，給當地付錢都有麻煩。給誰啊，怎么給啊?因為我們所有的財物要向捐贈者公開、對社會公開，那你這個落地項目是不是同樣要有一個人接這個錢，發票誰開，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得到解決。
《慈善法》實施的同時，《基金會管理條例》還依然有效，其實它們兩者之間還有一些沖突的地方，沒有很好地融合，這就讓我們的NGO組織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很為難。
■ 本報記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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