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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 本報記者 文梅
“你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個偽命題，是個假問題!”“我不太在意別人怎么看我。”
周健顯然喜歡以自己的方式，更直接地說出自己想法，有時這種表達方式很容易引起爭議。在接受采訪的一個多小時里，這位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感恩基金會”)的理事長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異常豐富，說到興奮處忽坐忽站，聲音高亢。周健說，自己跟公益結緣于2008年汶川地震那年。
“我是在四川什邡長大的，什邡是汶川地震的重災區，從2008年一直到2012年，我大部分時間是在災區度過的。在災區的時候，只要一有空，我就泡在當地群眾家里，聽他們講救災的故事，包括對政府、對公益機構和志愿者在救災和災后重建中的各種看法。2012年，我和什邡在京老鄉，以及在什邡參與救災和災后重建的王振耀、楊立新等人，發起成立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
周健曾經是一個驢友，沒有參與公益之前，就走訪過很多貧困的地區，如今因為公益項目發展的需要，他也非常樂意去偏僻的一線探訪。他說，迄今為止，國內西部貧困地區他已經走遍了。
周健認為公益項目不在多在精，所以目前感恩基金會主打項目只有兩個：“義學空間”和“一校一夢想”，且這兩個項目的核心對象都是孩子。
周健為人熟知的另一個身份是專欄作家。周健說：“寫公共政策和公益評論，就是表達我的認知，我僅僅是作為一個誠實的人說誠實的話而已。”
精英主義下的“強人所愛”
《公益時報》：比起許多基金會的理事長，你好像比他們要忙碌得多，這是為什么?
周健：經常有人說我是國內基金會理事長中花最多時間泡在公益一線的人，這是因為我喜歡去貧困的地方，喜歡去和弱勢群體交流，喜歡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受助地區和群體探訪、考察和交流上。但每個機構的實際情況不同，內部規則有差異，只要機構本身內部運轉健康良好，理事長是否經常露面都沒有問題。
《公益時報》：你曾說過，有一種愛叫“強人所愛”，這種認知在當下國內公益機構普遍嗎?
周健：我一直認為，公益是民間個性化的社會互助行為，每個公益組織都有按照自己觀點去做事的權利，這是個社會認知問題。
在民間社會互助中，公益組織無非是個“代理人”的角色。我曾經表述過這么一個觀點，就是公益組織所有的變化來自捐贈人的變化，如果捐贈人有足夠的驅動力促使它變化，它馬上就會變。
我所說的“強人所愛”這種現象不單單體現在中國，它實際上代表了精英主義的立場。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大眾與精英的關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關系。所以，你不能說精英主義的觀點就一定是錯誤的，抑或一切按照群眾的思路做就一定是正確的。
喬布斯當年創造蘋果公司，走的就是純粹的精英主義路線，容易帶動敢于冒險、有創新精神的人，但精英主義也容易忽視一些弱勢群體的觀點，容易造成“強人所愛”。
《公益時報》：有什么方法或者力量可以改變這種認知?
周健：我覺得還是要看你的慈悲心夠不夠，你是否真正體察到了受助人的自由、尊嚴和生存。曾經有公益機構說：“那些不感恩的人，我們就不給他助學金!”這就屬于無視受助人的自由、尊嚴和生存。
當你在資助一個人的時候，顯然這個人的自由、尊嚴和生存，比你需要的結果更重要。當你所有的付出，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心的某種需求的時候，你已經把受助人當成了實現你理想的工具，他的尊嚴無疑就被踐踏了。
《公益時報》：但是另一個角度來說，假如接受資助的孩子最后的結果并不好，這樣的資助最終意義何在?
周健：假如我資助的孩子最終出現了負面情況，那是我幫助的方式出了問題，他一定還有其它需要幫助的層面被我忽視了。
從2012年感恩基金會成立以后，我個人已經停止了所有一對一的資助項目，基金會現在也不做這樣的項目。因為我認為現代公益機構的價值應該是在受助人和捐贈人之間建立一個區隔，讓受助人感到，他/她得到的是這個社會的支持，而不是某一個人的支持，這至少可以消弭受助人的屈辱感。
以人的發展為第一要務
《公益時報》：基金會“一校一夢想”項目架構是怎樣搭建的?
周健：“一校一夢想”這個項目最大的特點是讓學校由被動接受幫助轉為主動提出要求，讓受助的鄉村學校成為主導者。在項目中，他們擁有了真正的選擇權和控制權，他們自己在推動項目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就開始嘗試建立本地化的社會支持體系。
從教育的維度看，“一校一夢想”希望能從六個方面來推動鄉村學校的變化：
第一是兒童友好環境。兒童友好環境便于兒童參與學校管理，這對于加強孩子的自我管理意識和能力具有很好的推動。第二是促進師生關系。這不簡單要求老師對孩子給予生活關愛和學習的幫助，而是要求老師和孩子們之間有一種更加平等友好的關系。第三是促進學校授課內容的豐富性。第四是增加授課形式的多樣性。第五是融合促進學校和家長的關系。孩子受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孩子品格的培養和人際交往以及與社會良好互動的能力培養，這方面往往會被忽略。最后一點是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項目，促進學校和社區的聯動和溝通。
我們的項目是以人的發展為第一要務，我們盡量在摒棄功利心。
《公益時報》：在項目認知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你們如何考評員工?
周健：我們對小伙伴有個基本的過程評估：第一是是否解決了學校的實際困難。第二是是否能夠解決老師和學生的實際困難。如果完成這兩個目標，那么項目就是60分。第三是感恩基金會的一個核心工作認知，就是學校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老師自己組織和調度社會資源的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第四是在每一個夢想項目完成以后，鄉村教師是否獲得了職業成就感和榮譽感。第五，通過完成“一校一夢想”，降低鄉村教師主動要求調離鄉村學校的愿望。
我們的目標不是把農村的學校變得和城里的學校一樣，而是要讓農村的孩子在學校里有變化和成長。
漂亮數據不等同于實際價值
《公益時報》：你似乎一直在強調“發現人的困境，找尋人的價值，肯定人的價值”?
周健：對，因為我們所做的每一個公益項目，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人身上。每當你深入一個公益項目，你一定要學會傾聽受助群體的故事，只有用心傾聽，你才能產生同理心，有了同理心，你才能站在他的視角和邏輯去思考問題，你才能真正沉下心來做好眼前的事情。
作為一個公益機構，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基于數據來做利益表達的時候，小伙伴很容易形成工作策略，就是我們需要什么數據，他就刻意地往那個方向去發展。當我們真得開始這么做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把受助人變成工具了，變成了實現數據的工具。但很多時候漂亮的數據并不能和社會價值劃等號。
《公益時報》：既要凸顯公益價值，又不愿意把數據作為核心維度去考量，那么基金會的平衡點在哪里?
周健：人，是看人在項目中的實際受益和變化。雖然說人在短期內未必有顯性的變化，但只要方向是正確的，無論對公益機構還是受助群體來說，結果一定比短期項目令人愉悅。
在感恩基金會的價值觀排序中，第一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第二是社會問題的解決;第三是捐贈人和志愿者的權利;第四是員工的利益;第五是組織的發展。
我始終認為過程控制很重要，當我強調過程的時候，我的目標導向也就很明確了。
中國公益界的稀缺與過剩
《公益時報》：你覺得當下中國公益界最稀缺的是什么?
周健：我覺得可能最核心的問題還是要回歸到人本身，也就是對人的關注。當下社會發展中，技術、資本以及權力等方面對公益的發展形態有很大的影響，當我們主動或被動地被這些因素影響的時候，也就在不知不覺中忽視了對人本身的關注。
《公益時報》：哪些東西目前在國內公益界可能屬于過剩的東西?
周健：(笑)“雞血”過剩。我覺得做什么事情固然都要有感情，但它占比的多少很重要。任何東西，當我們單獨去追求其某一個維度的時候，這個東西就會變質。當我們悟到利用“雞血”去做公益是一種邪惡的時候，就應該主動去思考和調控這種東西，不要被它牽著鼻子走。
《公益時報》：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之路?
周健：中國5000年來所提倡的“君子之道”其實是建立在一個熟人社會的基礎上。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我們需要重新建構一套社會規則和社會倫理機制。社會規則通常由政府通過法律法規來逐步建立，而倫理機制就需要公益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去參與建設。
我認為，公益組織做事情，不要把可能性變成必然性，不要為了達成某種目標而把自己框死，努力的過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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