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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心怡
他為了一座自己喜歡的房子遠赴北美求學，只因這座房子背后的城市發展理論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提出的。
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建筑、城市規劃及歷史保護學院的碩士，之后在倫敦大學巴特勒建筑學院完成以社會人類學方法研究基層社區的歷史與理論哲學博士學位。
擁有世界著名建筑學院各種學歷的他，從沒蓋過一座房子，一直對中國的城市及社會發展進行研究，如今更是做著跟建筑與城市學毫不沾邊的行當。
他是山寨城市的創始人林達。
林達在2008年開始著手寫博士論文，可想而知，他肯定是要寫那座心心念念的房子。
而當第一個月找相關文獻的時候，他發現當初為了蓋這座房子，開發商把他母親以前工作過的工廠拆了。
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充斥著他童年的回憶，于是，他決定把選題關注到社會研究和社區研究的領域。他開始研究這座房子之外的舊樓，為了更好的融入到這個社區，他在那座舊樓里住了兩年。
在那里，他發現這是一個互助社區，雖然每個家庭每個月拿到的工資大概只有3000塊錢。但是，他們互助所產生的價值可能是一個月拿10000元的工資才能享受到的，社會價值在社區里面轉起來的狀態，讓他感到興奮。
2010年，林達回國，在深圳咨詢顧問公司工作，主要為社會發展提供解決方案，一做便是四年。
2013年，在一個商談會議上，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幾個福建人。從這幾個福建人那里，林達了解到他們的村子大部分已經荒廢，靠種植的經濟體系不穩定。
出于興趣，他開始關注鄉村，和兩三個伙伴一起走進村子進行調研考察，從咨詢顧問轉化為社會創新的孵化。
那時，他每個禮拜都要去一次福建，每次要8個小時的車程才能到村子，有時候當天返回深圳。經過一年的調查研究，他與團隊開始嘗試為福建的這個村子探索一套村莊發展方案。
可當方案出來后，卻因為資金問題實施不下去。
2014年年底，他拿著商業計劃書去找在上海的一所新加坡的投資銀行的影響力投資基金，希望能獲得資金支持，而結果是，該銀行雖然很認可這套商業計劃書，但還是婉拒了他的要求。
因為商業計劃書的最后一頁提到如何做影響力測評，如何跟農民得到發展共識，如何能夠得到數據做到量化……
這個影響力投資基金經理認為這一部分在行業里是缺失的，因為許多投資機構不知道怎么評估創業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大量有影響力需求的資本因此閑置，同時，有意義的項目也不能落地。
這樣的一個巧合，讓這個基層社區活動的團隊退后了一步，以對社區發展的知識與經驗為基礎，做影響力測評和專業服務的行業。
2015年初，林達創立了山寨城市。山寨城市是一個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這既是一個影響力數據分析平臺，又基于數據，提供社會發展的更可持續性解決方案。比如，制定適合發展中地區文化、環境以及經濟界條件的信息化技術解決方案，以數據對接關注可持續發展的資本市場。為基層人群以數據科學賦能，消滅貧困、發展不公的社會問題。
2017年，山寨城市就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合作，負責“為貴州畢節貧困戶的學前教育政策研究項目，搭建信息化平臺”。
為了保證所參與的各類項目的數據質量，三年間，他們走進了中國一百多個村莊，南美三十幾個村，東南亞三四十個村，非洲十個村。
要保證整個數據平臺的中立性
《公益時報》：據了解，山寨城市在去年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合作，負責“為貴州畢節貧困戶的學前教育政策研究項目，搭建信息化平臺”，這個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林達：通過調查研究，我們發現母親的陪伴會促進兒童數學成績的提高。對此，我們團隊研發了一套APP工具包，當專訪員上傳留守兒童的照片及發育情況時，數據會以最簡單的方式傳達給遠在外地打工的父母，這促使母親頻繁上線與家人互動，這也讓山寨城市獲得了更加廣泛的家庭結構數據。
《公益時報》：你認為基金會選擇與山寨城市合作更看重哪方面?
林達：現在所謂影響力測評的數據源頭質量是很低的，這種低是又花很多錢質量又低的狀態。我們切入的點是整個數據采集的方式是真的會有員工從開始、中期、末期在當地村子里呆幾年的，這樣的方式無論是用人力的數據采集還是用技術的數據采集，都是很貼近當地人的生活質量、生活習慣的。同時，我們可以提供整個數據來源的信息化和解決方案，而這個解決方案是貼近當地人的習慣的，在數據源頭上帶來很大的價值。
而以前的數據采集方式基本是用A4紙在當地做問卷，把填好的問卷交給一個工作人員，然后放到Excel表格里面，這個數據可能會經手很多人，最后的數據質量會很難保證，全部數據在中間層被消耗掉了。
《公益時報》：那么，山寨城市在選擇合作伙伴上會有哪些考量?
林達：我們在選擇擇合作伙伴上很小心，因為我們觸碰的是行業的敏感點，在數據怎么用的問題上會有很多大的投資機構找我們合作，他們很看重基層人口數據。而我們是拿村民的數據來賺錢的，對于農村人口來說，他們的收入水平本來就很低，這從道德倫理上來說是有問題的。所以，到現在為止，在我們沒有想清楚之前，沒有跟任何人去分享這套數據，自己內部也不會用。
第二方面是因為我們跟投資機構的關系問題，這一年多來，經常有投資機構要和我們合作做投資基金，這聽起來是件好事，中國的影響力基金很少，但這種聯合一般合伙人的形式，對我們整個數據平臺的中立性會有影響，這是我們回絕很多客戶和項目的關鍵點。
第三就是關于最前線的數據落地，很多房地產公司要和我們合作，我們會覺得他們沒有誠心做這些，所以既然我們能維持下去這種事就算了。
《公益時報》：在走訪鄉村的過程中，如果遇到不配合的村民時，要怎么辦?
林達：跟他們抽煙、喝酒、吃飯，這是關鍵，永遠用外來者的身份跟他們接觸就永遠是一個局外人，所以這里的關健點是如何更快地進入到他們的角色里。我們整個軟件測評的策略研發，都是站在基層人事的角度上的。
直白的講，影響力測評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東西，因為有金主，金主想證明自己干了好事，所以要求投資經理來收集數據，并形成報告，投資經理因為得到任務并寫在合約上，所以一定要嚴格遵守投資托管協議的合約，這就會把壓力壓給社會企業。所以，在這里面是沒有任何動力的，有些時候到最后，受益人是沒有得到收益的。
從測評的角度，拿著A4紙，到村子里去做問卷，是不會有人理的，因為這些人很忙，要去田里干活，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看到任何價值。所以，我希望我團隊里的每個人，都要有田野經驗，我很希望從交換的角度出發，讓村民在做完調查問卷后會得到價值回報。
《公益時報》：最近在忙些什么?
林達：最近在國外的時間比較多，在做一些國外的項目，最近走訪了非洲和南美，在非洲最核心的問題有點像中國的上世紀70年代，中國從沒有用電腦端信息傳播，直接跳到了微信;從信用卡還沒有流行，跳到了微信支付。但在非洲，連微信支付都沒有，直接從原始部落的以物換物，跳入到區塊鏈的世界里。
其實在這個世界，如果把自由選擇權和參與權還給社區的話，他們能夠有各種解決方案的，而不需要可持續發展目標(SDG)自上而下地把發展概念壓下去。SDG在社區或受益人角度來看是很虛的概念。我覺得賦能的關鍵是我們怎么給他們足夠及透明的訊息和掌握訊息的能力，讓他們去定義自己的社會發展目標，令SDG去中心化。
《公益時報》：六七月份可以稱之為員工跳槽月，山寨城市的員工流動性大嗎?
林達：不大，團隊從2015年到現在，基本沒有核心員工離職，因為社會影響力測評這個領域很新。從我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可能依賴新員工直接能干活，都要有一個培育期，這個培育期可能在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對于公司成本來說我很不希望大家走。
我們算一個初創類型的公司，基本每兩個月都會有一些很新鮮的事情，這種新鮮感不斷地存在，可以把這些人全部留下來。
好項目跟適合的資金配對是關鍵
《公益時報》：前不久，南都公益基金會出資5000萬參與上海禹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新設立的影響力投資專項基金“禹禾基金”，致力于推動國內社會企業發展，你對此有何看法?
林達：我認為資本永遠不是問題，現在行業里需要解決的瓶頸問題在項目上，而不是在資本上。很多人說找不到好項目的原因是項目不好，我不認同這一點，我認為是好的項目跟適合的基金的配對問題才是關鍵。
對于投資基金經理來說，他們需要了解當地的社會問題，他們的任務是飛到全中國的每個縣、村，跟當地縣長聊天、喝茶。來了解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這是個很低效的事情，很多的項目是小圈子的，許多好的項目是淹沒在傳統的商業里面的。所以，關鍵不是缺項目缺錢，而是讓投資管理變得更有效率。
《公益時報》：運營山寨城市這么多年，這期間給你帶來哪些感悟?
林達：山寨城市80%是非基金會的項目，不論是資本方還是項目方，我們大部分的項目并不是主流的社會企業和社會影響力機構。
其實在主流的行業里，無論是投資公司還是家族基金、商業企業，如果讓他們來做大規模的社會影響力、社會價值的項目，他們的執行能力是很強的。
如果讓一個主流的投資公司設立一個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會很容易。而讓一個現在已經在做社會影響力基金的公司來增加投資額度是很難的。當前，行業內還在辯論商業和公益之間的關系，在沒有結論前，這種辯論已經形成了很大的行業包袱。
社會影響力的市場之所以沒有快速放大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內部市場的人不夠努力，而是外部的錢沒有被吸引進來。
《公益時報》：對于未來，山寨城市有哪些規劃嗎?
林達：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把整個公司的結構用區塊鏈技術變成一個去中心化的運營模式，目的是對全部技術平臺進行開源。現在法律和商務上很難支持中心化技術的開源版權，所以我們希望以去中心化技術達成這個目標，并希望以該技術對數據倫理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 本報記者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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