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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4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 本報記者 文梅
王瑾，NGO 2.0創始人兼秘書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比較媒體系講座教授、新媒體行動實驗室主任，同時也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客座教授。2009年，她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周榮庭教授一同創辦了NGO 2.0這個以技術公益為核心的公益組織，帶領團隊助力中國草根公益組織的信息化能力建設。
1950年，王瑾生于中國臺灣省臺北市，從小家境艱難。盡管如此，對子女期望甚高的母親還是執意將王瑾送進了臺北市知名的貴族學校就讀。由于當時和她一起讀書的都是達官權貴的子女，家境不好的王瑾在那里很難得到承認和重視。也正因如此，她不關注所謂的“達官貴人”，反而對中下階層的人充滿悲憫和關懷。王瑾曾在美國杜克大學執教16年。在那里，王瑾發現杜克大學有一些精英學者會很慷慨激昂地為一些弱勢群體發聲，但實際上他們闡述的一些理論性問題和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這讓王瑾很難接受。2001年，王瑾離開大師頻出、人文學術氛圍濃厚的杜克大學，選擇了向她拋出橄欖枝的麻省理工學院。
對于NGO 2.0所做出的努力，騰訊創始人之一、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發起人陳一丹曾評價道：“NGO 2.0生于批判，興于創新……正是因為有著像NGO 2.0這樣的機構不斷倡導‘互聯網+公益’的模式和理念，互聯網公益才有了今天蓬勃發展的局面。”
王瑾始終保持著冷靜和清醒。她告訴《公益時報》記者，研究學術和文化的人應該經常站在邊緣批判主流，而不應被某些光環和虛榮所迷惑。
籌款和人才是難點
《公益時報》：NGO 2.0已經走過10年公益旅程，這中間哪些坎是比較難過的?
王瑾：可以說，NGO 2.0是國內第一家通過推廣技術公益項目做公益的公益組織。我覺得直到現在，大家對何謂“技術公益”這個概念并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有資源的人其實對這件事并不懂。盡管現在大家也都知道互聯網公益的信息化非常重要，但到目前為止，這方面進行專項資助的非常少，因而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困難始終是兩個：籌款和人才。
《公益時報》：關于籌款的困難你們是怎么解決的?
王瑾：現在基本上我是以MIT新媒體行動實驗室為核心進行籌款。當然，這也是一把雙刃劍，但總的來說好處大于壞處。比如我在國內的時候，籌款時可能就相對容易一些，但機構下屬員工去籌款，人家就未必那么待見了。
優點就是，NGO 2.0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國內搭建技術公益的生態圈，這個生態圈的構成需要各種跨界資源來支持，而我MIT新媒體行動實驗室的品牌就有這種聚合力。比如說，只要與其相關的大學、創客社區或者互聯網公司，因為有我這個身份，更容易將這些要素聚合在一起，搭建起一個多元化主體的技術公益平臺。
也談“公益產品化和規模化”
《公益時報》：目前國內好像有一種比較主流的聲音，就是“公益一定要做成產品”，你的觀點是?
王瑾：首先，大家對公益產品的理解不同。認為“公益要打造成產品”只是目前公益生態圈里的思路之一，這種思路當然也很好，我也不否定。可是問題是當這種思路變成主流的時候，勢必會過濾掉其他一些多元的聲音。要知道，任何一個行業想要健康蓬勃地發展，不能只有巨頭。就像我經常引用敦和基金會陳越光老師說過的一句話：“公益行業的發展不能只有大樹，沒有草地。” 最初我們培訓中西部的公益組織做技術公益方面的提升，就是幫助最弱的群體逐漸懂得應用自媒體，替他們尋找本地的各種資源，賦能予他們。
其實我們NGO 2.0一直在做的就是搭建平臺的事情，并非單純做產品。有平臺的助力，這個行業才能可持續。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各方主體能夠攜手行動，成立一個技術公益聯合機構，更好地推動公益生態發展。
我也注意到，現在另外一種聲音就是“公益規模化”。實際上，MIT媒體實驗室既不注重規模化，也不追求產品化，他們唯獨看重的是創新，匯聚的是創新能量。他們更渴求的是創新帶來的那些美妙的靈感，這些東西讓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更加感性、興奮，帶來更多啟發。
《公益時報》：你如何界定商業與公益的關系?
王瑾：這里面需要一分為二地看。首先我們說“商業向善”一定是應該大力倡導的，企業需要踐行社會責任，而且多多益善。反過來說，公益機構是否一定要變成商業化的運營才有發展，這可不是說你想要變就能變的。另外，有的機構打算或者確實可以發展成社會企業，但你不能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很多人都以為做社會企業很容易，絕非如此。但問題是如果現在很多大的公益組織都認為走這條路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甚至是唯一的途徑，那顯然探索其他道路的機構就拿不到資金了，因為這個行業的資金流動畢竟有限。
也有些公益人對公益組織向社會企業蛻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這個我也不同意。說到底，公益和商業的關系其實沒有一個絕對標準的答案，我認為這種選擇是根據各機構的實際發展狀況而定的。
“未來村莊”：技術公益升級版探索
《公益時報》：NGO 2.0的十年發展與你當初的設想一致嗎?
王瑾：真的很不一樣。最初我們就是想幫助中西部地區的草根公益組織做培訓，提升他們的信息化能力。后來越做越發現，其實他們最匱乏的是資源，于是我們又慢慢向這個方向傾斜和努力。但無論怎么樣，我們的初心始終沒變，就是賦能于草根公益組織，助力他們發展。截止到今天，這個項目我們已經做了10年，大約培訓了1700多家機構，從最初面向中西部的社會組織培訓到今天面向全國的社會組織來培訓，成果還是很大的。
“技術公益”這個概念，中文好像很難闡釋得特別清楚，但英文比較直接，就是ICT4GOOD，ICT是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簡稱。我們前十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前兩點I和C，即互聯網信息技術和傳播，任務是提高社會組織的信息化組織和傳播能力。我們另外一個旗艦項目是“技術公益馬拉松”，體現的是T技術這部分內容，就是科技公益。從2013年至今，我們已經做了8場技術公益馬拉松，目的是對接創客和公益機構，通過協同設計一起探索解決問題的方式。
《公益時報》：你們最近開始嘗試的“未來村莊”公益項目和這部分內容有關嗎?
王瑾：“未來村莊”是我們在此基礎上推出的技術公益新項目，它強調的是從下而上的社會實踐和創新，它所幫扶的對象不是一二三線的城市，而是貧困地區的村莊，是廣義的技術、設計與扶貧理念相結合，在村莊落地的一種模式和實踐。
假如某地村莊發展過程中遇到某一個具體問題，公益人和技術人員就坐在一起，商討如何解決該問題。在此過程中，集結多元的創客和研究者，參與者包括村民、高校老師，大學生、高中生、設計師、工程師等，大家以協同設計的方式參與其中，最終的愿景是共同助力其發展成宜居、生態可持續、科學而又具有人文情懷的村莊，其形態和成果充分凝聚了科技、能源、硬件、材料、建筑、生物生態、設計、公共藝術等多學科多領域的智慧結晶。
《公益時報》：聽上去這個“未來村莊”很“高大上”，問題是基層認知度和接受度高嗎?
王瑾：“未來村莊”是一個開放的入口，所有的創客都可以在此溝通和碰撞。它是互聯網精神的一種極致體現，強調的并非個人創新，而是個人與社區互動之后產生的創新和能量。
目前我們已經和一些基層政府進行了對接，他們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我們還去了雄安探訪，尋找合適的實驗基地，我覺得只要所有的元素都到位且契合，都能發揮其良好的效應，那么未來這條路就值得探索，也會很精彩。
《公益時報》：你是否注意到這十年來中國公益慈善的發展變化?
王瑾：我來自麻省理工學院，作為科技大學的發展方向來說，其本質就是要通過科技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可以說，目前中國互聯網參與公益的創新性和多樣化是遠遠超出美國的，比如說支付方式、比如說互聯網籌款、募捐，還有最近幾年開始推廣的99公益日等。我們發現國內的技術人才開始越來越多地滲透公益、推動公益，但這并不等于說中國技術公益的發展水準也進入領先行列，其實當下就技術公益的層面來看，與美國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希望中國能夠涌現出更多重視技術公益的組織，把一些看似基礎性的技術常識和工作程序加以推廣和普及，并不斷挖掘和培養出更多的技術公益人才，為鏈接一個多維健康的公益生態圈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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