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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劉茜茜
“我們拉著一輛沉重的車，頂著風，上了一個坡。”作為中國的第一代公益律師，郭建梅這樣評價自己走過的公益律師之路。盡管路途并不順暢，盡管也曾因為與現實的沖突而抑郁，但她仍然表示：“我會一直這樣干下去，除非走不動了。”
辭去公職，投身NGO
郭建梅的公益律師之路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源于對婦女的關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畢業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先后在司法部研究室、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律師》雜志社等處工作。
在此期間，郭建梅曾參與了1992年4月頒布《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起草組的工作，并與人合著了《婦女權益保障法指南》。
最初的工作與法律相關，但與公益卻有一段距離，轉折發生在1995年。
當時還在《中國律師》雜志社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訪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本來只安排了一天的時間，但被NGO議題迷住了的她，卻在那里待了十幾天。在論壇上，有國外人士問中國有沒有針對婦女的民間法律援助組織，沒人能回答。她第一次聽希拉里的演講，主題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
大會給郭建梅的感覺，“像找到了親人”。回家后，她告訴丈夫劉震云：“NGO的工作太適合我了。”劉震云聽了之后說：“只要你快樂就去做。”但大多數人都對她的選擇持反對意見，郭建梅的法官哥哥就勸她，一般律師都不好當，別說公益律師了。畢竟在那個年代，辭掉鐵飯碗還是一個驚世駭俗的舉動。但這并沒有打消她的念頭。
拿定主意的郭建梅在參加完大會3個月后，便辭去了《中國律師》雜志社主編助理的工作，與北大的老師一起，組建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做起了針對女性的民間法律援助與研究工作，免費為沒錢、沒地位、求助無門的弱勢群體代理案件。而最初的所有開支，全靠美國一家基金會提供的4萬美元啟動資金。
從個案到法律倡導
針對婦女進行法律援助的定位，使郭建梅接觸到的多是苦難中的女人。多數求援者都處于社會底層，上訪和不幸讓她們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甚至滿身傷病，散發惡臭。
郭建梅說，做這些人的代理律師時，她們會一同遭受白眼。偏見不僅來自大眾，甚至來自法官。曾經，有法官冷冷地問郭建梅，你怎么代理這樣的案子，你是律師嗎?甚至因為原告和被告懸殊的社會地位，有的法官根本沒有履行基本的法律程序。
郭建梅辦的第一個案子就不順利。一位來自江蘇徐州的婦女，因為兒子被當地公安人員打死，前往北京上訪，沒有討到結果，自己又被一輛旅游大巴撞成重傷，全身多處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盡管交管局認定事故中她無過錯，但肇事車所屬的大型國企只賠償了她3萬元。這名婦女不服，向法院起訴，但很快敗訴。
這名婦女找到了郭建梅。郭建梅寫了8000多字的代理詞，她覺得寫得很好，自己都感動了，勝訴的把握非常大。但結果是：敗訴。去領判決書的時候，法官態度非常惡劣。“我永遠記著這個法官。他沒有把判決書遞到我手里，嘩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遭遇太多不公平的待遇，郭建梅走出法庭時，眼淚便再也無法忍住，而她代理的那個農村婦女，則嚎啕大哭。
接下來，是更多的敗訴，一個接一個，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專職律師走了兩個。
“中國這么多弱勢群體，這么多人上訪，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給關起來啊，得解決問題啊，不能總是拿人的生命和尊嚴不當回事!”郭建梅說。
總是代理個案，“渾身是鐵也打不了幾個釘”。經過摸索，郭建梅和她的團隊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她們開始選擇有代表性和普遍意義的案子，希望通過案子推動立法，惠及更大的人群。
她們打《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通過后的京城第一起性騷擾案，推動社會和公眾對《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的認識;她們打勞動爭議糾紛案，倡導男女平等就業權;此外，她們還打了職場性別歧視、婦女的勞動權益、針對婦女的暴力、外來女工權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等等涉及婦女權益的重點和難點領域的案件，并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立法倡導，大大擴展了受益人群。
成績背后的困惑
成績的取得，并不容易。一路走來，郭建梅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壓力，以至于曾經患上了抑郁癥。“公益律師這個職業，可能比起任何一種職業都是最艱難的，它的艱難包括很多方面：精神的，身心的。”郭建梅說。
那是在中心成立5周年的時候。郭建梅上臺講話，才說了幾句就流眼淚，怎么也控制不住，沒辦法把話講下去。那段時間，她經常哭，對劉震云說，不想再繼續干這件事了。“其實我很少跟劉震云說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煩惱帶回家里。”她突然特別恨這個社會不可救藥，自己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這個社會，結果被人家一腳踢了出來。憑什么這樣做啊?我有這樣的義務?別人說我精神病，說我炒作，說我想出名，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們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頭，自得其樂，另一方面，我們又和現實相沖突，這是蠻擰的一件事情。”
“劉震云開始也不理解，為什么干這么點事情就得這個病了?你看我當初被退了這么多稿子都沒抑郁。”郭建梅家里有兩個箱子，里面裝的全都是劉震云當初沒發表被退回來的稿件。
一位國外專家告訴郭建梅，在美國，公益律師需要經常接受心理咨詢，過多地接觸社會陰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話，就容易出問題。
郭建梅去看了醫生，診斷結果是：中度抑郁癥和重度焦慮癥。有得過抑郁癥的朋友告訴她，得了這個病，臉皮得厚，不要悶在心里不說，不要害怕別人知道自己得了這個病，得鍛煉，一定要吃藥。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藥，病好了許多。她做了這么多年公益律師，劉震云給她的支持很多。“他給了我一個很安穩的后方，那是一個港灣，不至于我失業了，沒有錢沒地方住。”
把公益律師做到底
抑郁癥并沒能阻止郭建梅將公益律師堅持做下去。
09年，她參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學畢業25周年聚會。她曾經的大學同學，現在有人當上了大官，有人當上了年薪千萬的大律師，但當了15年公益律師的郭建梅，現在依然是月工資只有幾千。很多人不理解她，有同學問她，建梅啊，你怎么還在做這個呀?
“我覺得自己像一列火車呼地就沖出去了，還沒顧得上想為什么。有的人趨名，有的人趨利，我這樣的是趨理想、趨信仰的。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對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樣才不枉費一生?如果憑著我現在的資源，做商業律師的話，收入會比現在高很多很多。但我不想做商業律師，不想做家庭婦女，我就想做現在的事，這樣才快樂。”郭建梅曾這樣表述自己的追求。
2010年3月25號，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被撤銷。郭建梅記得當時網上有很多很多人支持她們，網站上收到大概不下幾百封信，其中很多人給她們寫詩。這些讓郭建梅看到了老百姓對公益律師的理解和支持。
中心撤銷后，郭建梅和她的團隊注冊了北京眾澤婦女法律中心，同時成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繼續從律師的角度來開展公益訴訟、開展法律援助。
眾澤婦女法律中心，傳承和延續著原北大婦女法律中心的宗旨和目標，從NGO的角度，也就是從民間非政府的角度去探索開展婦女法律援助工作、開展公益法工作的路徑和模式。
千千律師事務所成立之后，還進一步擴大了公益法援的領域到殘疾人、老年人、農民工等。
“現在我感覺到，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這幾年公益律師的發展和工作的開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理解了公益律師，并且支持公益律師。”郭建梅表示。
作為千千律師事務所的主任，郭建梅的月薪是6000多塊錢，這是事務所最高的工資。與薪水相比，郭建梅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她覺得：首先要有領導力、影響力，要有去推動的能力;其次是需要充分調動資源，一個是打開政府的通道，希望獲得政府的支持和認同，特別是能夠在政策和法律的層面上給公益律師以激勵，還有就是政府能夠給公益律師一定的資金支持，能夠允許這些公益律師生存和發展，第二點就是打開律師的通道，進一步能夠把公益律師網絡擴大，再擴大，能夠使更多的人加入進來。第三點是打開企業通道，建設中國國內的籌資渠道。現在中國的NGO和公益律師，99%都是從國外拿到的資金。現在中國的企業家很多，需要把這些企業與公益法律事業連接起來。
(劉茜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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