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0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清末民初,一些熱心民主新政的學者們認為,在即將誕生的社會中,應該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而這種新型的民主、自治與此前傳統社會之間的紐帶,應該正是有著悠久歷史的善會和行業協會。
在歐洲歷史上,民間機構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起了城市自治的使命,但舊中國城市中的善會等民間組織是否就能按此效仿?我們不妨以清朝時經濟發達、政治地位突出的杭州為例,從其民間組織和聯合體的功能性和資金保障兩個方面探知一二。
功能相當于半個政府
清代,在杭州這個城市里,林林總總的善堂善會之間聯系緊密,許多這樣的機構自發聯合起來,由一個總的機構進行管轄,類似于今天的慈善聯合會,日本學者夫馬進將其稱為“杭州善舉聯合體”。
聯合體由大小20多家組織構成,這20多家組織又各有分支、站點。規模最大的是“三善堂”,即普濟堂、同善堂和育嬰堂。其他的還有三倉、粥廠、丐廠、義渡、遷善所、浚湖局、救火義集、保甲局等等。這些機構成立的年代不一,雖然一直互相聯系,但真正組成聯合體大概是在太平天國之后。但并不是所有慈善機構都加入了善舉聯合體,獨立于聯合體之外的還有很多。
杭州善舉聯合體可以說覆蓋了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涵蓋了城市行政事務的一大半。
杭州普濟堂是這個聯合體形成的基礎,它從嘉慶十七年(1812年)開始運營,直到最后有記錄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除了太平天國占領時期,活動一直沒有停止。杭州普濟堂從一開始就有官府背景,其內容包括養老院、清節堂等。同善堂成立則晚很多,內設義塾、施材局、掩埋局、報驗局、施醫局、牛痘局、救生船、借錢會、惜字會等,除了顧名可思義的幾個,其他的如報驗局的工作是免費驗尸,借錢局是向窮人提供有擔保的小額無息貸款,惜字會在如今看起來有些奇怪,是將寫過字的紙張收集起來焚燒。
其他的,如三倉是為救荒所設的糧倉,再如義渡就是設立免費過江的船只,錢塘江的義渡比其他地方都要完善,南北兩岸各有一個局負責,不許超載,渡口設有休息場所,炎夏供茶,寒冬有粥。遷善所用來收容罪行較輕的罪犯,教導他們畫扇面、做草鞋等手工活,以使其重新走入社會后可以謀生,他們在遷善所中做的活,七成收入歸自己。丐廠給乞丐們提供棲息之地,也負責打擊丐頭們的不法行為。浚湖局負責疏浚西湖,保護水源,這雖然屬于市政事務,但也由民間人士做董事。保甲局維護治安,而消防的救火義集雖然開支不走善舉聯合體,但也有士紳參與其中事務。
面向行會聯合募捐
杭州善舉聯合體雖然是個松散的組合,但組織構成卻很專業。為了區別于各善堂的董事,善舉聯合體的董事又稱為總董,一般有三到八人,大部分是地道的杭州人,本地的鄉紳、生員,也有少數政府官員。
管理層的結構是總董、各局董事、司事??偠喈斢诂F代慈善機構的理事,也不收取任何報酬,主要是捐錢的。但具體做事的職員則是有薪水的。比如普濟堂,領薪水的有一位董事,十名司事,一名義塾的校長,此外還有教師、雜役等許多招聘來的“合同工”。同善堂就更復雜,施材局、掩埋局、施醫局都有一名專職董事,雇傭的雜役甚至還有更夫共300多人。算起來,善舉聯合體領導級別的鄉紳有30多人,司事60多人,雇員則多達1000人。這樣看上去,這個龐大的機構真的可以與官府衙門相提并論了。
龐大的慈善事業,加上這么多人的薪水,每年的支出可想而知。杭州的錫箔商兼典當商、清末學者、善舉聯合體總董之一丁丙,在其所著的《樂善錄》中記錄了所從事的慈善事業。從中可以看到,光緒二十三年,一年的總支出達到了6萬兩白銀。
這些善款,大部分來自于行業行會。根據同治和光緒年間的征信錄即收支報告記載,當時進行過捐贈的有鹽行、米行、木材行、綢緞行、典當行等十幾種行當,各行各業的捐助被稱為“業捐”,比如米行的捐贈就叫“米捐”,其中捐得最多的要數財大氣粗的鹽商行會。行業協會的捐贈占善舉聯合體總收入的比例,1867年是38%,1897年36%,1898年45%。
但這種捐贈也是有區分的,比如鹽捐的對象是整個聯合體,捐款到手后再分配,米捐則指定給育嬰堂,木材行業指定捐給施材局,箔業捐贈給掩埋局。聯合體就像是這么多小機構的一個聯合募捐平臺。
聯合體的總收入中,另一部分重要收入其實是來自稅收,政府規定征收厘金時加征10%的稅金,專門用于善舉,類似于現在企業交的殘疾人保障金。行會的捐贈和稅金是善款的兩大主要來源,一種是行政征收,一種是民間自發,但兩種都主要來自商人。
圍繞赤字的三方角力
江浙的鹽鐵轉運一向是重中之重,鹽捐在善舉聯合體中的占比也非常高。也正因如此,杭州善舉聯合體的上級監督部門,既不是杭州府,也不是浙江布政司,而是兩浙鹽運司。聯合體的印章頒發單位也是鹽運司。
太平天國的戰亂過后,其他行業的捐贈都恢復了,唯獨最大頭的鹽捐遲遲沒有動靜,連續多年的赤字要由董事自己貼錢補齊,而各項善舉沒有一項是可以因為缺錢停辦的,老人、孩子都等米下鍋,最后搞得都沒有人愿意當總董了,只好十個人聯合管理。
單憑善舉無法吸引很多的商家捐贈,總董們只好通過官府向商人施加壓力。光緒二年(1876年)丁丙向浙江巡撫和鹽院陳情,要求恢復鹽捐。得到的回復是戰后運營不如從前,正稅都交不齊,實在捐不起,最后好說歹說只同意捐贈原來的五分之二。善舉聯合體的資金不足問題,最后到清朝滅亡都沒有解決。
反過來看,對于各種行業協會來說,這種捐贈未必是自愿和公平的,因為官府參與其中,有一些強捐的意思。行業協會這方面,最大的積極性,可能是可以拿繳納善捐的借口,維護行業秩序,保障自身權益。比如米市的中介商行會,就以捐款為名,借善堂董事之手,再請官府出面,對私自進行買賣的米商進行取締。
對于行會的各商家來說,捐款也像是交了保護費,繳納善捐以換取公權力的保護。但日久年深,漏捐的商家越來越多。對按定例繳納善款反應最冷淡的是典當行業,這個行業的行會約束力本來就小,繳納善款也不會有額外的好處,30余家當鋪,認捐的只有一半。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自己捐贈的錢很多,還擔任過總董,但他也反對典當行業必須認捐,認為這是強加的騷擾。
并不是所有行業都會參與捐款,在當時的年代,每個行業的行會社會地位如何,受到怎樣的期待,提供善款后可以得到怎樣的保證,都是這個復雜情況中的一部分。但是,無論行會捐贈了多少錢,其董事都極少有兼任善堂董事的。
可以看到,善舉聯合體承擔了很多本來應該由政府做的項目,比如收容教育輕罪犯人的遷善所。由國家撥款,聯合體管理,可以理解為政府購買服務了,疏浚西湖的項目也是如此。
而聯合體總董們與地方官的聯絡非常密切和頻繁,乞丐太多沒地方收留了,給知縣寫信要求再建幾處,遷善所的犯人到普濟堂看病,要告訴官員。而地方官也曾就消防工作咨詢管救火的鄉紳董事。事實上,地方官也將善舉聯合體定位為政府事務的延伸??偠瓊儾粌H要向民眾公開財務情況,向政府做財務報告也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說,清末民初的精英們試圖從中看到自治發展的慈善領域,并不盡如人意。但其經驗與教訓,卻有值得今人參考之處。
(部分資料來自夫馬進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萬方著《慈善之痛:國家權力下清代民間慈善事業》)
公益時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