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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清末民初，一些熱心民主新政的學者們認為，在即將誕生的社會中，應該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而這種新型的民主、自治與此前傳統社會之間的紐帶，應該正是有著悠久歷史的善會和行業協會。
在歐洲歷史上，民間機構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起了城市自治的使命，但舊中國城市中的善會等民間組織是否就能按此效仿?我們不妨以清朝時經濟發達、政治地位突出的杭州為例，從其民間組織和聯合體的功能性和資金保障兩個方面探知一二。
功能相當于半個政府
清代，在杭州這個城市里，林林總總的善堂善會之間聯系緊密，許多這樣的機構自發聯合起來，由一個總的機構進行管轄，類似于今天的慈善聯合會，日本學者夫馬進將其稱為“杭州善舉聯合體”。
聯合體由大小20多家組織構成，這20多家組織又各有分支、站點。規模最大的是“三善堂”，即普濟堂、同善堂和育嬰堂。其他的還有三倉、粥廠、丐廠、義渡、遷善所、浚湖局、救火義集、保甲局等等。這些機構成立的年代不一，雖然一直互相聯系，但真正組成聯合體大概是在太平天國之后。但并不是所有慈善機構都加入了善舉聯合體，獨立于聯合體之外的還有很多。
杭州善舉聯合體可以說覆蓋了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涵蓋了城市行政事務的一大半。
杭州普濟堂是這個聯合體形成的基礎，它從嘉慶十七年(1812年)開始運營，直到最后有記錄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除了太平天國占領時期，活動一直沒有停止。杭州普濟堂從一開始就有官府背景，其內容包括養老院、清節堂等。同善堂成立則晚很多，內設義塾、施材局、掩埋局、報驗局、施醫局、牛痘局、救生船、借錢會、惜字會等，除了顧名可思義的幾個，其他的如報驗局的工作是免費驗尸，借錢局是向窮人提供有擔保的小額無息貸款，惜字會在如今看起來有些奇怪，是將寫過字的紙張收集起來焚燒。
其他的，如三倉是為救荒所設的糧倉，再如義渡就是設立免費過江的船只，錢塘江的義渡比其他地方都要完善，南北兩岸各有一個局負責，不許超載，渡口設有休息場所，炎夏供茶，寒冬有粥。遷善所用來收容罪行較輕的罪犯，教導他們畫扇面、做草鞋等手工活，以使其重新走入社會后可以謀生，他們在遷善所中做的活，七成收入歸自己。丐廠給乞丐們提供棲息之地，也負責打擊丐頭們的不法行為?？：重撠熓杩Ｎ骱Ｗo水源，這雖然屬于市政事務，但也由民間人士做董事。保甲局維護治安，而消防的救火義集雖然開支不走善舉聯合體，但也有士紳參與其中事務。
面向行會聯合募捐
杭州善舉聯合體雖然是個松散的組合，但組織構成卻很專業。為了區別于各善堂的董事，善舉聯合體的董事又稱為總董，一般有三到八人，大部分是地道的杭州人，本地的鄉紳、生員，也有少數政府官員。
管理層的結構是總董、各局董事、司事。總董相當于現代慈善機構的理事，也不收取任何報酬，主要是捐錢的。但具體做事的職員則是有薪水的。比如普濟堂，領薪水的有一位董事，十名司事，一名義塾的校長，此外還有教師、雜役等許多招聘來的“合同工”。同善堂就更復雜，施材局、掩埋局、施醫局都有一名專職董事，雇傭的雜役甚至還有更夫共300多人。算起來，善舉聯合體領導級別的鄉紳有30多人，司事60多人，雇員則多達1000人。這樣看上去，這個龐大的機構真的可以與官府衙門相提并論了。
龐大的慈善事業，加上這么多人的薪水，每年的支出可想而知。杭州的錫箔商兼典當商、清末學者、善舉聯合體總董之一丁丙，在其所著的《樂善錄》中記錄了所從事的慈善事業。從中可以看到，光緒二十三年，一年的總支出達到了6萬兩白銀。
這些善款，大部分來自于行業行會。根據同治和光緒年間的征信錄即收支報告記載，當時進行過捐贈的有鹽行、米行、木材行、綢緞行、典當行等十幾種行當，各行各業的捐助被稱為“業捐”，比如米行的捐贈就叫“米捐”，其中捐得最多的要數財大氣粗的鹽商行會。行業協會的捐贈占善舉聯合體總收入的比例，1867年是38%，1897年36%，1898年45%。
但這種捐贈也是有區分的，比如鹽捐的對象是整個聯合體，捐款到手后再分配，米捐則指定給育嬰堂，木材行業指定捐給施材局，箔業捐贈給掩埋局。聯合體就像是這么多小機構的一個聯合募捐平臺。
聯合體的總收入中，另一部分重要收入其實是來自稅收，政府規定征收厘金時加征10%的稅金，專門用于善舉，類似于現在企業交的殘疾人保障金。行會的捐贈和稅金是善款的兩大主要來源，一種是行政征收，一種是民間自發，但兩種都主要來自商人。
圍繞赤字的三方角力
江浙的鹽鐵轉運一向是重中之重，鹽捐在善舉聯合體中的占比也非常高。也正因如此，杭州善舉聯合體的上級監督部門，既不是杭州府，也不是浙江布政司，而是兩浙鹽運司。聯合體的印章頒發單位也是鹽運司。
太平天國的戰亂過后，其他行業的捐贈都恢復了，唯獨最大頭的鹽捐遲遲沒有動靜，連續多年的赤字要由董事自己貼錢補齊，而各項善舉沒有一項是可以因為缺錢停辦的，老人、孩子都等米下鍋，最后搞得都沒有人愿意當總董了，只好十個人聯合管理。
單憑善舉無法吸引很多的商家捐贈，總董們只好通過官府向商人施加壓力。光緒二年(1876年)丁丙向浙江巡撫和鹽院陳情，要求恢復鹽捐。得到的回復是戰后運營不如從前，正稅都交不齊，實在捐不起，最后好說歹說只同意捐贈原來的五分之二。善舉聯合體的資金不足問題，最后到清朝滅亡都沒有解決。
反過來看，對于各種行業協會來說，這種捐贈未必是自愿和公平的，因為官府參與其中，有一些強捐的意思。行業協會這方面，最大的積極性，可能是可以拿繳納善捐的借口，維護行業秩序，保障自身權益。比如米市的中介商行會，就以捐款為名，借善堂董事之手，再請官府出面，對私自進行買賣的米商進行取締。
對于行會的各商家來說，捐款也像是交了保護費，繳納善捐以換取公權力的保護。但日久年深，漏捐的商家越來越多。對按定例繳納善款反應最冷淡的是典當行業，這個行業的行會約束力本來就小，繳納善款也不會有額外的好處，30余家當鋪，認捐的只有一半。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自己捐贈的錢很多，還擔任過總董，但他也反對典當行業必須認捐，認為這是強加的騷擾。
并不是所有行業都會參與捐款，在當時的年代，每個行業的行會社會地位如何，受到怎樣的期待，提供善款后可以得到怎樣的保證，都是這個復雜情況中的一部分。但是，無論行會捐贈了多少錢，其董事都極少有兼任善堂董事的。
可以看到，善舉聯合體承擔了很多本來應該由政府做的項目，比如收容教育輕罪犯人的遷善所。由國家撥款，聯合體管理，可以理解為政府購買服務了，疏浚西湖的項目也是如此。
而聯合體總董們與地方官的聯絡非常密切和頻繁，乞丐太多沒地方收留了，給知縣寫信要求再建幾處，遷善所的犯人到普濟堂看病，要告訴官員。而地方官也曾就消防工作咨詢管救火的鄉紳董事。事實上，地方官也將善舉聯合體定位為政府事務的延伸。總董們不僅要向民眾公開財務情況，向政府做財務報告也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說，清末民初的精英們試圖從中看到自治發展的慈善領域，并不盡如人意。但其經驗與教訓，卻有值得今人參考之處。
(部分資料來自夫馬進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萬方著《慈善之痛：國家權力下清代民間慈善事業》)
公益時報記者 王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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