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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9月6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世界公益慈善論壇閉幕。閉幕式上的圓桌對話，請來了五位高校公益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王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中山大學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健剛，臺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江明修，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國際院長、賓夕法尼亞大學副教授郭超。
在北京師范大學法學教授劉培峰的主持下，院長們就公益智庫如何建設發展展開了對話。那么，作為公益行業的智慧來源之一，目前高校公益研究院究竟能做什么，在做什么，他們對公益行業又是怎么看的呢?
如何從小作坊到研究院?
劉培峰：中國的研究院過去都是自留地、小作坊，組織的人格和創始人的人格高度統一。現在大家都在變化，怎樣從個人魅力型的組織轉向一個常規組織?
郭超：我作為一個所謂的國際院長，其實主要是輔助常務院長。劉老師說每個中心或者研究院都和創始人的人格有很密切聯系。人民大學比較特殊，就是有雙重人格，有康曉光老師的人格，現在多出一個國際院長。從治理結構上講，是一個違反科學的設計。但我們主要想怎樣能通過一個治理結構上的創新，把本土化和國際化更好地結合起來，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結構，既使研究院有延續性，同時也能不斷地把新想法帶進來。
朱健剛：我認為有三個要點去推動可持續發展，第一個是要有好的長遠戰略，既要讓學術界認為可行，也要讓捐款人認可。第二，人非常重要。我只是執行院長，我們的院長是副校長，據說是良心最好的一個副校長，非常重要，在政治上保駕護航。第三，錢很重要，錢真是很難，我去負責籌款，還學了好多課程，發現沒有多大用處。我們要跟慈善家去募捐，我想有了錢、有了人，有了總是讓人激動的戰略就能持續下去。
江明修：我們是學院，跟研究院的情況不太一樣。臺灣整個學制跟大陸不一樣，我們的院長是經過全體選舉，委員會通過，再校長全選，所以很復雜。我們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跟研究院比較接近，剛才朱健剛講錢很重要，其實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樣，你想做什么事，一定要講得很清楚，會講故事，當你把你的愿景講清楚的時候，錢和人都會來加入。
康曉光：機構如何從個人魅力型一直到制度化的階段，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問題，實際上所有的機構文化都是老大的性格，領導人的稟性和機構文化是緊密相關的。有一個開闊的心胸特別重要，這方面王名做得就特別好，一直在努力地搭平臺，非常包容、圓融，就是海納百川。
王名：坐在這個臺前的我們五位，其實我們都在改變歷史，我們還不是處在歷史的節點上，我們都處在起點上。組織的改變，我是去年開始面對這個問題，原來還可以，反正就按自己的性格做就行，但后來發現不行了。我非常認同健剛說的，第一個是戰略，我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去做戰略，最后凝練出來的愿景有八個字“卓越公益，化成天下”，我們又提出了研究框架。第二個是人。第三個我認同江老師講的是事，一定要找到當下你必須要做的，同時又能夠集中力量去做的幾件事情。我們過去一直在找，一直沒有特別明確。
公益慈善學科核心要做什么?
康曉光：一個大學的研究院，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研究、政策倡導、輿論影響或者參與一些實務的工作。在這些背后又是為了什么呢?比如說我們培養人，我們為什么要培養人?我們要培養一個什么樣的人?或者再往前，什么叫積極的影響?我們到底希望什么樣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如果對人生的價值和社會的價值把握不住的話，我們就說不清，甚至為什么要大學和研究院我們都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的時候，也可以稀里糊涂地隨大溜去做。
郭超：康老師剛才高屋建瓴地講了很多，其實我們今天早上開會他還很恐慌地跟我講說我們做什么?作為一個研究院，接下來到底戰略重心在什么地方，你要推出什么樣的產品?說句實在話，目前沒有很好的答案。
朱健剛：我們大概做三件事，第一方面，我們著重研究公益慈善與國家治理，因為我們的愿景是想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通過公益轉型去推動社會的轉型，通過社會轉型去倒逼國家治理的轉型。第二是立足實驗，主要是在珠三角探索社區實踐，通過地方實驗產生一些政策性的建議。第三個，培養人才。
江明修：我不是辯論，而是否定。我覺得朱健剛這三點中第三點是最重要的，應該先談第三點，就是培養人才。前面兩點，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給國家政策，一般來說都是自嗨而已，或者跟學生吹吹牛的。這個東西要抱著一個希望，是有希望的。
王名：我比較認同江老師，首先是人才培養。曉光剛才講的困惑我也有，強烈地感受到我該做的事情和我能做的事情之間有很大的張力，因為剩下的時間并不多了。后來讓我解脫的是，覺得為年輕人搭一個平臺，是更多地為有志于這個事業的人提供一個更好的舞臺，這樣就有一種釋然。所以培養人就成了我們非常重要的事。另一個與此相關的，抓住一些重要的機會，推動可能的變革。
如何面對現在的環境?
康曉光：剛才有人講“無欲則剛”，我覺得大欲則剛，當你有大的欲望的時候才能把其他的欲望都放下，當你把其他的欲望都放下的時候，在很多事情上就可以剛得起來。知之而定，而靜，而得，大學之道是講得很透徹的。就是說公共領域的殖民化，資本的力量和權力都在往這里伸手，都對公益和社會在指手畫腳，我們還沒有完全擺脫權力對我們的欺凌，結果資本的力量又進來了，而且這兩個力量再一聯手，我們這個領域簡直沒有出頭之日了。所以今天我覺得比十年前承受的壓力還要大，因為資本的壓力很溫柔，滲透力更強，讓你更難以去抵御。所以在這個時候說難聽一點，既要立牌坊，又要做婊子，這個事非常非常難，是對我下半生非常嚴峻的考驗，好在再做兩年我們就解脫了，有更多優秀的人來接手，我對自己不抱希望。
江明修：剛剛朱健剛基本上裝著很悲觀，其實很樂觀，曉光看起來很悲觀，他其實真的很悲觀，因為我覺得他長久在中華文化的沉浸之下，整個中華面臨著很大的沖擊，怎樣去對接西方文明。我覺得必須有一個自主性的文化覺醒，不然在吸收西方思想的時候會很失落，而且也沒有辦法太深入。我們還要足夠開放一些，你的自主性就會強。同樣我們對企業和政府的態度也是這樣的，不必跟他們講說我們是“婊子”，即使是你心里面很像，也不要說自己是“婊子”，但是也不要說自己立貞節牌坊。做事的時候不斷地內部對話很重要，包括政府、企業，甚至跨文化之間的對話。基本上我是樂觀的，從十年、二十年的角度來看，也許看到很多退步和進步是并行的，可是常年來看這個還是進步的，只要你保持足夠的、整體的開放性。
朱健剛：關于環境方面，我是非常愿意相信在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好的一面，我覺得我們所做的工作是激發內心中好的一面、積極的一面。我以前也做一些實務，我沒有特別身上很干凈的感覺，我認為在中國要做點事，肯定要沾點泥的，對我來講就好像這方面不是那么強烈。當然最重要的是價值觀，人家覺得你還是那樣的人，裝也裝不出來，康老師怎么去立牌坊還是康曉光。我們是依托在社會工作系，社會工作系有一個口號，我們立足地理的南方，關切價值的南方，關注全球的南方，始終是我們這套思想的基本。
怎樣在國際合作中講好中國的故事?
王名：廖曉義在曲阜做的實驗，把儒家文化跟社區的重建結合起來，我覺得這是中國故事。我們更希望社會轉型、重建過程中間發現一些鮮活的故事，把這些故事的共性、規律，用學術的話語能夠挖掘出來，也用一些國際能夠接受的話語來講這種中國故事。
康曉光：以后如果時間特別短，不要問一些通天掘地的問題，這個問題太大。籠統地說，首先你要熱愛這個國家，對這個國家的歷史要有一個親切感，對于它的未來要有必要的信心，而且愿意把自己人生的幸福和它綁在一起。首先是情感的問題，然后是立行的問題，治理問題倒是其次，資源的問題也不是太重要，今天中國的也不缺錢，也不缺人，所以我盡管對當前的一些事情不滿意，但是我對未來還是充滿信心!
江明修：我們在講故事的時候，我喜歡聽的是一種鄉野的故事，很小很小的故事，而且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小故事，這個時候就會出來一個更美好的大故事。一開始用大來剖題的時候就很危險，我看到寧波有個學者寫的一本《天同道上》，他說寧波地區的慈善1949年以后斷掉，真正1995年開始恢復，這些故事都不能不談。所以要從未來學習，可是過去和現在都要去談到文化的根本，是什么造成這些制度或者這些故事出來?這些反思對中華文明和西方的整個對接都是非常關鍵的。
朱健剛：我們要創造中國故事，在珠三角做實驗，介入到當地的地方社區的發展過程中，慢慢地去從服務到治理的轉變，到社區文化再造。所以生產和創造中國故事是我們的一種手法吧。
(根據現場實錄有所刪減)
■ 本報記者 王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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