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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0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2017年1月25日上午，被媒體稱為“常州毒地”案的環境公益訴訟案宣判——根據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以下簡稱“自然之友”)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綠發會”)兩個環保組織敗訴，兩組織須承擔189.18萬元的案件受理費。
對此，自然之友環保法律項目負責人葛楓表示：“這種判決理由依據不充分，正在著手準備上訴。”
環境公益訴訟屬于新事物，環保組織敗訴也屬正常，但民間組織被判賠承擔189.18萬的“天價”訴訟費用，的確有些灼人眼球。與之形成對比的是，2014年9月，公益組織“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起訴當地百隆、紅楓、吉利3家陶瓷企業排污，雙方達成庭前調解協議，本該原、被告雙方對半的訴訟費用，原告方獲得法院“優待”被免繳。
我國《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第三十條這樣寫道：加強社會監督、推進信息公開、推動公益訴訟。但面對如此高的訴訟成本，民間組織今后會否在拾起法律武器捍衛公眾環境利益的那一刻就打起了“退堂鼓”?
“天價”案件受理費何來?
據《公益時報》獲得的判決書顯示，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在案涉地塊環境污染損害修復工作已由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政府依法組織開展，環境污染風險已得到有效控制，兩家公益組織作為原告提起公益訴訟維護社會環境公共利益的訴訟目的已在逐步實現，因此，“對兩原告提出判令三被告消除危險或賠償環境修復費用、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根據判決，案件受理費1891800元由兩原告自然之友、綠發會共同負擔。如此之高的案件受理費究竟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據相關專家解釋，每一個訴訟案件至少有一個訴訟標的，即原告在訴狀中所主張的具體金額，這也是法院據以收取案件受理費的依據。
而據2007年4月1日由國務院發布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第三章第十三條顯示，財產案件根據訴訟請求的金額或者價額，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計交納：
1.不超過1萬元的，每件交納50元;
2.超過1萬元至10萬元的部分，按照2.5%交納;
3.超過10萬元至20萬元的部分，按照2%交納;
4.超過20萬元至50萬元的部分，按照1.5%交納;
5.超過50萬元至100萬元的部分，按照1%交納;
6.超過100萬元至200萬元的部分，按照0.9%交納;
7.超過200萬元至500萬元的部分，按照0.8%交納;
8.超過500萬元至1000萬元的部分，按照0.7%交納;
9.超過1000萬元至2000萬元的部分，按照0.6%交納;
10.超過2000萬元的部分，按照0.5%交納。
由此，按照該案判決書顯示的189.18萬元案件受理費用作反推，原告所主張的具體金額在3.7億元人民幣以上。
備受關注的“常州毒地”
2016年1月13日，江蘇省常州市外國語學校學生家長向媒體反映，從2015年12月開始，該校多名學生皮膚出現過敏、咳嗽、流鼻血、嘔吐、口腔潰瘍等不良反應，懷疑與學校正北側一塊正在進行土壤修復施工的土地有關，該地塊在2010年之前是由三家化工企業在經營生產。
2016年4月，媒體調查報道發布，江蘇省常州市外國語學校因臨近化工廠舊址，近500名學生患病，個別學生更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危疾，學校地下水有毒物超標近數千或上萬倍不等。
2016年8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專項督導組、環保部和江蘇省政府調查組、國家衛計委和江蘇省衛計委醫療衛生專家組進行了3個多月的調查。
2016年8月26日晚8時51分，江蘇省常州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全文刊發該校污染事件調查結果。
根據對揮發性有機物的檢測結果顯示，常州市外國語學校校園“與青楓公園空氣狀況無明顯差異”;土壤和地下水均未檢出氯苯類、四氯化碳、農藥類等污染物，表明校園未受化工污染。學校衛生、飲用水符合國家標準，食品衛生符合要求。通報又指，化工企業場地附近居民健康與常州市其他地區的水平沒明顯差異，常外部分學生出現甲狀腺結節“成因不明”，但甲狀腺結節近年來在一般人群中檢出率有大幅增高趨勢。
調查組發現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化工企業場地的前期修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如未建設密閉大棚及配套廢氣收集設備、日常監管不足、學校未經竣工環保驗收違規投入使用等。
對此，江蘇省常州市已對10名干部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事發地新北區政府給予通報批評，并責成其加強監管化工企業場地修復過程，盡快將其建成生態公園，確保達到治理要求。
兩組織決定起訴
2016年4月29日上午，“自然之友”、“中國綠發會”正式向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環境公益訴訟立案材料，針對常州市常隆地塊場地污染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原告請求法院判令被告江蘇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蘇華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原稱“常州市華達化工廠”)等三家企業消除其原廠址污染物對周圍環境影響，并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同時在國家級、江蘇省級和常州市級媒體上向公眾賠禮道歉，并承擔原告因本訴訟支出的污染檢測檢驗費、評估鑒定費用、律師費、差旅費、調查取證費、專家咨詢費、案件受理費等。
三被告原廠址位于江蘇省常州市通江中路與遼河路交叉路口西北角，占地面積約26萬平方米。上述被告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嚴重污染了原廠址常隆地塊，后雖搬離、卻均未對該污染場地進行妥善修復。
2016年5月20日，原告環保社會組織“自然之友”收到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寄來的受理案件通知書。通知稱，自然之友訴常州市常隆地塊污染環境公益訴訟糾紛一案5月16日已經立案。原告請求法院判江蘇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等三被告消除其原廠址污染物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并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
修復責任主體在誰?
根據《公益時報》記者獲得的判決書信息顯示，本案爭議焦點為，早已撤走的案涉企業是否還需承擔環境修復責任?
判決書顯示，案涉地塊上的生產企業亦經歷國有、集體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股權轉讓、中外合資等復雜變遷。在此期間，有關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法律法規逐步完善，企業環境保護法律責任逐步嚴格，防治污染的技術手段逐步發展。案涉地塊環境污染系數十年來化工生產積累疊加造成，但兩原告未提交可以清晰界定三被告與改制前各個階段生產企業各自應當承擔的環境污染侵權責任范圍、責任形成、責任份額以及責任金額的證據。
綜上，在案涉地塊環境污染損害修復工作已由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政府依法組織開展，環境污染風險已得到有效控制，后續的環境污染監測、環境修復工作仍然正在實施的情況下，兩原告提起本案公益訴訟維護社會環境公共利益的訴訟目的已在逐步實現，因此，對兩原告提出的判令三被告消除危險或賠償環境修復費用、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在公益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起訴前，案涉地塊企業屬性經歷多次變遷，現已撤出此地，而該地塊也早已被國家回收，現正由當地政府在進行土地修復。而庭審中，常隆公司、常宇公司、華達公司三家被告化工公司共同辯稱，自己并不是案涉地塊土壤污染治理、修復的責任主體。
對此，自然之友環保法律項目負責人葛楓表示：“這種判決理由依據不充分，正在著手準備上訴。”
“這種判決不能被認可。”葛楓說，“案涉企業土地雖然被國家回收，但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污染場地修復的責任主體并沒有轉移，仍然應該由污染者三家化工企業承擔修復責任。”
而《公益時報》記者查詢2016年5月28日由國務院印發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第七章第21條規定獲知，“明確治理與修復主體。按照‘誰污染，誰治理’原則，造成土壤污染的單位或個人要承擔治理與修復的主體責任。責任主體發生變更的，由變更后繼承其債權、債務的單位或個人承擔相關責任;土地使用權依法轉讓的，由土地使用權受讓人或雙方約定的責任人承擔相關責任。責任主體滅失或責任主體不明確的，由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依法承擔相關責任”。
葛楓認為，《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規定，只有在責任主體滅失或責任主體不明確的情況下，才由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依法承擔相關責任。本案中，雖然土地被國家收回，但污染主體屬于三家涉案企業并無異議，理應承擔修復責任。現在政府已在修復，案涉企業應該承擔修復費用。
無法繞過的坎
據《公益時報》記者了解，一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經濟成本要遠高于一起普通訴訟，而“案件受理費”還僅僅是這成本中的一部分。
環境公益訴訟的經濟成本由訴訟費用和律師費用兩大部分構成，前者除包括“案件受理費”外，還有申請費以及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理算人員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發生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和誤工補貼等部分構成。
但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往往庭辯雙方爭執的最多的就是鑒定問題，其鑒定費用少則幾十萬元，動輒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2011年，在云南鉻渣污染事件中，鑒定機構開出700萬元的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費用的報價，就曾讓“自然之友”被迫停滯訴訟。
而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律師費用也遠高于傳統訴訟。盡管律師費由委托人與律師在遵循自愿有償的原則下協商確定，但其最終數額取決于代理該法律事務所耗費的時間、法律事務本身的難易程度以及辦案所需的其他成本支出。
從法律事務所耗費的時間來看，環境公益訴訟所消耗的時間遠遠超出傳統訴訟所耗費的時間，這是由環境公益訴訟的復雜性和專業性特點決定的。2010年底，貴州省貴陽市清鎮市人民法院判決了一起環境公益訴訟案，為這起環境公益官司“埋單”的是貴陽市“兩湖一庫”環境保護基金會。貴陽市環保法庭庭長蔡明在結案后感慨道：“有些環保大案件，訴訟費、律師費、鑒定費、為訴訟耗費的其他費用等，加起來動輒數十萬元、上百萬元，這是因為環保案件專業性強，取證、鑒定等過程耗時、耗力、耗材。”
從法律事務本身的難易程度來看，環境公益訴訟的難度也遠大于傳統訴訟。首先，環境公益訴訟立案難，行政干預司法是其根源所在;其次是取證難，環保組織在多起污染案中的取證經歷都印證了這一點;再次是鑒定難，這既源于環境污染案件的專業性、技術性特征，也源于人為設置的障礙;最后是勝訴難，因為環境公益訴訟涉及面廣，尤其是勝訴案件所具有的示范效應及其對地方經濟、財政的沖擊，讓法院不敢判決原告勝訴。這幾點原因共同造就了環境公益訴訟律師費高居不下的局面。
2016年底，中華環保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年會在京召開，發布了《環境公益訴訟觀察報告(2015年卷)》，該報告回顧了前十年我國環境公益訴訟開展的整體情況，會議也圍繞該報告進行討論，與會專家紛紛呼吁減輕原告訴訟成本。
中華環保聯合會法律中心訴訟部副部長魏哲表示，由于環保組織資金實力有限，沒有能力提前支付全部律師費，雖然很多律師本著一顆公益之心，費用不高，但是長此以往不利于整個制度良性運轉。
訴訟費豁免先例
然而在幾年前，也有公益組織因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被免于繳納訴訟費的案例。
2015年6月30日，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印發《關于推進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2015年)》一文，其中第二十四條規定，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一律緩交案件受理費，需支付鑒定費的可申請從環境公益訴訟資金賬戶先行墊付。原告敗訴的，人民法院一般應決定免收案件受理費;其中第二十五條也表示，人民法院可以與有關部門共同探索建立對勝訴原告給予適當獎勵的激勵機制，鼓勵更多的組織積極參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據《公益時報》記者了解，2014年9月16日，公益組織“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起訴百隆、紅楓、吉利3家陶瓷企業排污案，在貴州省貴陽市下轄的清鎮市生態保護法庭開庭。這是《貴州省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條例》頒布后，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提起的首例環境公益訴訟。
2015年6月5日，清鎮市人民法院生態保護法庭受理此案，隨后相關專家赴三家企業污染現場進行調查，并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治理方案。庭審現場，原被告雙方同意調解，并達成一致意見。被告3家企業按照協議分別進行為期90天、80天和100天的整改，停止向外環境排放污水和未達標的廢氣以及傾倒垃圾，并對已排放的污水進行無害化處理，保證大氣排放達標。原被告雙方同意簽署和解協議，并將和解協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官方公示，以方便進行公共監督。法庭根據公示情況，在有必要調整的前提下，由法院出具最終調解書。
根據國務院發布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經人民法院調解達成協議的案件，訴訟費用的負擔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決定”。
最終，由于調解達成，本該原、被告雙方各自承擔一半訴訟費用，公益組織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被免于繳納案件訴訟費用。
公益訴訟需“兜底”機制
我國《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第三十條明確指出，應“加強社會監督、推進信息公開、推動公益訴訟”，鼓勵依法對污染土壤等環境違法行為提起公益訴訟。
但本次環保組織需承擔189.18萬元案件受理費，葛楓認為這明顯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并且也會打擊民間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積極性。
“環保組織提起訴訟的目的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所以不應該讓環保組織來承擔這么高的成本。應該有相應的機制來保障，比如建立一個基金，如果是敗訴了，敗訴的成本由基金來出。不然的話，這會嚴重打擊其他社會公益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積極性。”葛楓說。
“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可以解決社會組織訴訟成本高的困難。”葛楓還提出，比如由原告承擔的鑒定評估費、律師費及為訴訟支出的其他合理成本可以由被告支持，經過去兩年的實踐證明，這是一項可行的制度。
由于自然之友和綠發會已經針對一審判決發起上訴，所以這筆高昂的費用暫時不會生效，但綠發會已經未雨綢繆，在網上對這筆“天價”案件受理費發起了眾籌。
據了解，這次面對公眾的眾籌限定每人只捐兩元錢。“主要目的是讓更多公民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擴大公眾參與環保訴訟的熱情。公眾參與在環保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想徹底把中國的環保問題解決，必須要有廣泛的、實實在在的公眾參與。”綠發會秘書長周晉峰表示。（本報記者 張明敏）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周晉峰：巨額費用會讓公益訴訟知難而退
事實清楚
從來沒有想到會敗訴
這起案件具有典型性，涉及土壤、水污染等。原有的化工廠雖然已經搬走了，但是污染的土地沒有得到治理。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但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其次，這件事造成的后果比較嚴重。多年后，在修復治理過程中，造成次生危害，對常州外國語學校的學生健康造成影響。基于這兩點，中國綠發會作為法律賦予權力的組織，決定提起訴訟，將事件引入法律途徑，得到公平的解決。
因為事實清楚，污染者確定，污染的后果沒有得到修復，并且也是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從來沒有想到會敗訴。我們收到很多支持，覺得判決不可理喻。
常州中院
拒絕免交訴訟費申請
近200萬的訴訟費要兩家自負盈虧的公益組織承擔，按照規定，環保組織的環保訴訟費用是可以提請緩交和免交。我們認為，常州中院對環境訴訟的認識是很膚淺的，導向作用是負面。他們的目的，就是用巨額的訴訟費用，讓環保組織對環境公益訴訟知難而退。
對于我們免交訴訟費的申請，常州中院并沒有同意。并且，我們環保組織也是法律的踐行者，訴訟就有敗訴風險，雖然我們認為判決很不合理，但是對訴訟費的判決生效，按照法律規定，我們就要做好繳納罰款的準備。
每個人限捐2元，主要目的是讓更多公民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擴大公眾參與環保訴訟的熱情。公眾參與在環保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想徹底把中國的環保問題解決，必須要有廣泛的、實實在在的公眾參與。
若再敗訴
將堅持打到最高院
環境公益訴訟畢竟是新生事物，遭受挫折可以理解。我們寄希望江蘇高院對錯誤判決給予糾正。如果沒有糾正，我們會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
這起案件也創造了一個“第一”，成為社會公益組織提起環保公益訴訟第一起敗訴案件，但這遏止不住環境公益訴訟。我認為這起案件也會有積極意義，如果騰格里沙漠環境公益訴訟解決了原告資格問題，“常州毒地”案可能解決訴訟費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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