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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黎宇琳
■ 黎宇琳
神奇的2011
政策是公益行業(yè)的第一生產力
廣州成了全國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
2011年是一個神奇的年份，公益史上最大丑聞“郭美美事件”是在那一年發(fā)生的，以微博為載體的“微公益”是從那一年興起的，而廣州吸引全國目光，突破性地開放社會組織的注冊登記，也是自那一年開始的。
2011年7月，其時由汪洋掛帥的廣東省委省政府印發(fā)《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這份文件對廣州的公益慈善事業(yè)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省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社會轉型快，流動人口多，社會管理任務重，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早發(fā)多發(fā);特別是經濟社會發(fā)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觀，社會事業(yè)發(fā)展相對滯后，社會結構不盡合理，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重管理輕服務以及發(fā)展中不平衡、不協(xié)調、不可持續(xù)問題依然突出。”這段話節(jié)選自《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
當時，廣州市響應上級政府號召，開始探索“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管理轉型，大力扶持民間社會組織。公益慈善行業(yè)在這一波“社會化改革”的浪潮中水漲船高。
從財政投入可以清晰地看到2011年前后產生的變化：在2011年以前，廣州市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的總額一直沒有突破億元，但在2012年，投入資金達到2.95億元，2013年增至3.3億元。
廣州義工聯(lián)作為首個獲準公開募捐的民間組織，嘗到了改革的“頭啖湯”。當時，他們籌款200萬為貧困空巢老人維修房屋。后來，隨著《慈善法》實施，《廣州市募捐條例》退出歷史舞臺，廣州義工聯(lián)的募捐資格得而復失，一度放緩了發(fā)展的腳步。
學者胡小軍講過一句很精辟的話：“政策是公益行業(yè)的第一生產力。”
這句話在2011年的廣州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在多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廣州成了全國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公益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他們與廣州其時發(fā)達的媒體行業(yè)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兩者合力拓展了這座城市對公益慈善的想象力，也許就是從那時候起，廣州市民開始意識到，做公益不僅僅是扶貧濟困，還可以從各個維度讓世界變得更好。
媒體與公益組織是天然的盟友，其時廣州的報紙、電視臺對新興的公益行業(yè)非常上心，不僅不遺余力地報道，還擼起袖子運作了許多頗具影響力的公益項目，其中以“南方報系”聲勢最大，2011年8月，南方都市報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創(chuàng)辦號稱“中國公益第一刊”的專業(yè)類公益雜志《中國財富》，同年舉辦“責任中國公益盛典”頒獎禮。2011~2015年間，南方報社是廣州乃至華南公益界的輿論高地。
拯救白血病女童劉碧心的“全城義剪”行動堪為那段活力時光的注腳。
其時，廣州一位名叫劉任能的發(fā)型師“賣藝救女”，希望有尊嚴地為女兒籌集醫(yī)療費。此事經權威媒體報道，社交網(wǎng)絡交叉?zhèn)鞑ズ蟪蔀楣彩录?012年2月，在電視臺記者劉穎婷、網(wǎng)友“巴索風云”等人的推動下，近200名發(fā)型師齊聚劉碧心母校舉辦了一場“愛從頭開始 十萬火急救碧心”的義剪籌款活動，吸引了多達2800余名熱心市民前來支持，現(xiàn)場籌款39萬余元。
盡管那次義舉未能拯救重病的劉碧心，卻播下了公益的種子。事后，劉任能將剩余的將近10萬元善款捐出，在廣州青基會設立“碧心基金”以幫助更多重病的孩子。受此啟發(fā)，同年7月，鄧飛、王振等聯(lián)合發(fā)起了有名的“大病醫(yī)保”公益基金;同年9月，廣州市實施新規(guī)，把當?shù)匾虿≈仑毜木用衩咳嗣磕曜罡叩尼t(yī)療救助提至14萬元。
馬丁堂共識
官民對話：有序放開，有力監(jiān)管VS不聽任，不對抗
2011~2014年間，廣州公益慈善行業(yè)處于一個微妙的時期——利好政策已經落地，但監(jiān)管措施還沒到位，不少新勢力在政策的灰色地帶里“野蠻生長”。當時，社會各界對大量涌現(xiàn)，而又形態(tài)各異的公益組織產生不小的意見分歧，對于哪些要扶持，哪些該監(jiān)管，哪些應取締，一千個人的心里，有著一千個哈姆雷特。
廣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對“非法社會組織”作出的行政處罰逐年增長：2012年，22宗;2013年，38宗;2014年有43宗，比2012年的翻了一倍多。
這樣的分歧在2014年10月達到了頂點，其時，廣州民政局在網(wǎng)上公布《關于取締非法社會組織的工作細則(征求意見稿)》，輿論一片嘩然，一名公益組織的從業(yè)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標題就充滿了殺氣。”
為了消弭緊張氣氛，時任中山大學講師的周如南以“安平公益?zhèn)鞑セ?rdquo;的名義組織了一場“官民對話”的研討會，當時，在中山大學馬丁堂，有包括人大代表、律師、記者、學者、公益從業(yè)者在內的十余位民間意見領袖等就此與廣州民政局的官員展開對話。
不聽任，也不對抗，與會者展現(xiàn)出一種少見的妥協(xié)精神。會上，時任廣州市民政局宣傳法規(guī)處副處長的李銳當場表示將最具爭議的第三條第一款考慮予以廢除;而與會的民間人士也對政府“有序放開，有力監(jiān)管”的思路表示理解，媒體將之稱為“馬丁堂共識”。
以下是當時南方都市報社論《官民頻密互動，廣州能否形成“馬丁堂共識”?》一文中的節(jié)選：“多元時代的中國，如何尋找官方與民間最親密的合作切口，公益慈善領域一直被眾人寄予厚望。就此而言，政經影響力略有下降的國家級中心城市廣州，卻在該方面幾乎具備了最為優(yōu)越的條件。其原因可能在于下述幾點，即擁有相對開明的官員，擁有相對敢言的媒體以及擁有相對活躍的社會組織。”
“馬丁堂共識”的意義遠不止于修正一個有爭議的文件，其在實際上奠定了廣州公益未來數(shù)年的發(fā)展基調，此后，廣州公益慈善行業(yè)進入了一段各方有著微妙默契的平穩(wěn)發(fā)展期，當?shù)卣槕獓鴥?ldquo;政社分開”的潮流，將官辦慈善的業(yè)務越來越多地交給民間，一批扎根社區(qū)的公益組織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
廣州公益組織多喜歡用植物相關的元素命名，比如：滿天星青少年公益發(fā)展中心、廣東省綠芽鄉(xiāng)村婦女發(fā)展基金會、廣州市綠點公益環(huán)保促進會、廣東省千禾社區(qū)公益基金會、廣東省春桃慈善基金會等。這大概是因為他們都認為“接地氣”是比“高大上”最重要的事情。
廣州就是這么個有著濃郁市民氣息的城市，好比菜市場上的討價還價，你說一塊，我說五毛，最后以八角錢成交，就算吵個面紅耳赤，也不妨礙雙方開開心心地達成交易。事實上，廣州公益慈善行業(yè)最大的共識，不在于馬丁堂里的坐而論道，而在于官民雙方都一致認為，公益慈善離不開民間組織，而民間組織，離不開政府扶持，準確來說，是資金上的扶持。
2013年3月，廣州舉辦首屆廣州市慈善項目推介會。按“政府搭臺、慈善組織運作、社會參與”的思路，官方出面為民間組織募款，至2016年，為1200多個項目對接善款12億元。2014年初，廣州啟動首屆“社會組織公益創(chuàng)投活動”。此后，政府拿出的資金連年“加碼”，從1500萬元到1850萬元，2016年增至2240萬元。2017年初，廣州把“深化‘羊城慈善為民’行動、創(chuàng)建‘全國慈善之城’”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非主流”了許多年的公益慈善自此登堂入室，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
站在2017年的節(jié)點上回顧過往，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以來，政府始終掌控著公益慈善行業(yè)的主導權，而社會進步則取決于民間組織的成長，每當官讓民進，民有法度，行業(yè)就向前發(fā)展。
官方與民間的博弈是推動公益慈善前進的核心動力——這兩者的想法并不總是一致，出現(xiàn)分歧的時候是一次挑戰(zhàn)，需要官民雙方共同應戰(zhàn)，一旦應戰(zhàn)成功，進步就會出現(xiàn)，要是談不攏，那就雞飛蛋打，一拍兩散，行業(yè)的發(fā)展會停滯甚至倒退。
在我們看來，“官民共治”的共識是廣州公益慈善行業(yè)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站在“慈善之城”的新起點上，希望他們之間能擦出更多的火花，因為，這座有溫度的城市配得上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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