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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黎宇琳
■ 黎宇琳
神奇的2011
政策是公益行業的第一生產力
廣州成了全國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
2011年是一個神奇的年份，公益史上最大丑聞“郭美美事件”是在那一年發生的，以微博為載體的“微公益”是從那一年興起的，而廣州吸引全國目光，突破性地開放社會組織的注冊登記，也是自那一年開始的。
2011年7月，其時由汪洋掛帥的廣東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這份文件對廣州的公益慈善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省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社會轉型快，流動人口多，社會管理任務重，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早發多發;特別是經濟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觀，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社會結構不盡合理，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重管理輕服務以及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這段話節選自《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
當時，廣州市響應上級政府號召，開始探索“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管理轉型，大力扶持民間社會組織。公益慈善行業在這一波“社會化改革”的浪潮中水漲船高。
從財政投入可以清晰地看到2011年前后產生的變化：在2011年以前，廣州市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的總額一直沒有突破億元，但在2012年，投入資金達到2.95億元，2013年增至3.3億元。
廣州義工聯作為首個獲準公開募捐的民間組織，嘗到了改革的“頭啖湯”。當時，他們籌款200萬為貧困空巢老人維修房屋。后來，隨著《慈善法》實施，《廣州市募捐條例》退出歷史舞臺，廣州義工聯的募捐資格得而復失，一度放緩了發展的腳步。
學者胡小軍講過一句很精辟的話：“政策是公益行業的第一生產力。”
這句話在2011年的廣州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在多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廣州成了全國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公益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他們與廣州其時發達的媒體行業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兩者合力拓展了這座城市對公益慈善的想象力，也許就是從那時候起，廣州市民開始意識到，做公益不僅僅是扶貧濟困，還可以從各個維度讓世界變得更好。
媒體與公益組織是天然的盟友，其時廣州的報紙、電視臺對新興的公益行業非常上心，不僅不遺余力地報道，還擼起袖子運作了許多頗具影響力的公益項目，其中以“南方報系”聲勢最大，2011年8月，南方都市報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創辦號稱“中國公益第一刊”的專業類公益雜志《中國財富》，同年舉辦“責任中國公益盛典”頒獎禮。2011~2015年間，南方報社是廣州乃至華南公益界的輿論高地。
拯救白血病女童劉碧心的“全城義剪”行動堪為那段活力時光的注腳。
其時，廣州一位名叫劉任能的發型師“賣藝救女”，希望有尊嚴地為女兒籌集醫療費。此事經權威媒體報道，社交網絡交叉傳播后成為公共事件。2012年2月，在電視臺記者劉穎婷、網友“巴索風云”等人的推動下，近200名發型師齊聚劉碧心母校舉辦了一場“愛從頭開始 十萬火急救碧心”的義剪籌款活動，吸引了多達2800余名熱心市民前來支持，現場籌款39萬余元。
盡管那次義舉未能拯救重病的劉碧心，卻播下了公益的種子。事后，劉任能將剩余的將近10萬元善款捐出，在廣州青基會設立“碧心基金”以幫助更多重病的孩子。受此啟發，同年7月，鄧飛、王振等聯合發起了有名的“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同年9月，廣州市實施新規，把當地因病致貧的居民每人每年最高的醫療救助提至14萬元。
馬丁堂共識
官民對話：有序放開，有力監管VS不聽任，不對抗
2011~2014年間，廣州公益慈善行業處于一個微妙的時期——利好政策已經落地，但監管措施還沒到位，不少新勢力在政策的灰色地帶里“野蠻生長”。當時，社會各界對大量涌現，而又形態各異的公益組織產生不小的意見分歧，對于哪些要扶持，哪些該監管，哪些應取締，一千個人的心里，有著一千個哈姆雷特。
廣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對“非法社會組織”作出的行政處罰逐年增長：2012年，22宗;2013年，38宗;2014年有43宗，比2012年的翻了一倍多。
這樣的分歧在2014年10月達到了頂點，其時，廣州民政局在網上公布《關于取締非法社會組織的工作細則(征求意見稿)》，輿論一片嘩然，一名公益組織的從業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標題就充滿了殺氣。”
為了消弭緊張氣氛，時任中山大學講師的周如南以“安平公益傳播基金”的名義組織了一場“官民對話”的研討會，當時，在中山大學馬丁堂，有包括人大代表、律師、記者、學者、公益從業者在內的十余位民間意見領袖等就此與廣州民政局的官員展開對話。
不聽任，也不對抗，與會者展現出一種少見的妥協精神。會上，時任廣州市民政局宣傳法規處副處長的李銳當場表示將最具爭議的第三條第一款考慮予以廢除;而與會的民間人士也對政府“有序放開，有力監管”的思路表示理解，媒體將之稱為“馬丁堂共識”。
以下是當時南方都市報社論《官民頻密互動，廣州能否形成“馬丁堂共識”?》一文中的節選：“多元時代的中國，如何尋找官方與民間最親密的合作切口，公益慈善領域一直被眾人寄予厚望。就此而言，政經影響力略有下降的國家級中心城市廣州，卻在該方面幾乎具備了最為優越的條件。其原因可能在于下述幾點，即擁有相對開明的官員，擁有相對敢言的媒體以及擁有相對活躍的社會組織。”
“馬丁堂共識”的意義遠不止于修正一個有爭議的文件，其在實際上奠定了廣州公益未來數年的發展基調，此后，廣州公益慈善行業進入了一段各方有著微妙默契的平穩發展期，當地政府順應國內“政社分開”的潮流，將官辦慈善的業務越來越多地交給民間，一批扎根社區的公益組織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廣州公益組織多喜歡用植物相關的元素命名，比如：滿天星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廣州市綠點公益環保促進會、廣東省千禾社區公益基金會、廣東省春桃慈善基金會等。這大概是因為他們都認為“接地氣”是比“高大上”最重要的事情。
廣州就是這么個有著濃郁市民氣息的城市，好比菜市場上的討價還價，你說一塊，我說五毛，最后以八角錢成交，就算吵個面紅耳赤，也不妨礙雙方開開心心地達成交易。事實上，廣州公益慈善行業最大的共識，不在于馬丁堂里的坐而論道，而在于官民雙方都一致認為，公益慈善離不開民間組織，而民間組織，離不開政府扶持，準確來說，是資金上的扶持。
2013年3月，廣州舉辦首屆廣州市慈善項目推介會。按“政府搭臺、慈善組織運作、社會參與”的思路，官方出面為民間組織募款，至2016年，為1200多個項目對接善款12億元。2014年初，廣州啟動首屆“社會組織公益創投活動”。此后，政府拿出的資金連年“加碼”，從1500萬元到1850萬元，2016年增至2240萬元。2017年初，廣州把“深化‘羊城慈善為民’行動、創建‘全國慈善之城’”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非主流”了許多年的公益慈善自此登堂入室，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站在2017年的節點上回顧過往，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以來，政府始終掌控著公益慈善行業的主導權，而社會進步則取決于民間組織的成長，每當官讓民進，民有法度，行業就向前發展。
官方與民間的博弈是推動公益慈善前進的核心動力——這兩者的想法并不總是一致，出現分歧的時候是一次挑戰，需要官民雙方共同應戰，一旦應戰成功，進步就會出現，要是談不攏，那就雞飛蛋打，一拍兩散，行業的發展會停滯甚至倒退。
在我們看來，“官民共治”的共識是廣州公益慈善行業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站在“慈善之城”的新起點上，希望他們之間能擦出更多的火花，因為，這座有溫度的城市配得上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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