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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2 來源 :新華網??作者 : 盧美慧 張永生
昨日，朝陽區黎各莊實驗學校，6年級的廖慶芳坐在椅子上等待父親辦理入學報名手續。芳芳原來在皮村新利小學就讀，該小學被關停。本版攝影/（除署名外）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侯少卿 攝
去年開學，一名被分流到公辦校的打工子弟學生露出笑容。 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一名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因拆遷關停多次換學校。
原標題：打工子弟校關停 五成學生“原地轉”
今年6月起，朝陽4所打工子弟學校收到關停通知，涉及3000余名學生。朝陽教委表示，將準備充足學位確保不讓一個孩子失學。
一年前的6月，大興、朝陽、海淀、昌平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最終共計24所打工子弟學校關停，涉及學生近1.4萬名。關停潮一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去年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對外公布學生分流方案，承諾“不讓一個孩子失學”,保證每個學生都能分流安置。此后各區縣根據實際情況，通過分流至公辦校等措施對轄區內打工子弟予以安置。
一年過去，曾面臨失學危機的孩子們生活的怎么樣？
今年8月，本報記者多方聯系，拿到5所被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名冊，5000多名打工子弟有小學生也有中學生，涉及朝陽、昌平、海淀等區。
記者從每所學校中，隨機抽取150個樣本，逐一電話核實750名學生的現狀。最終500個有效調查樣本顯示，68名學生進入公辦學校，占總人數的13.6%;165名孩子離京返回原籍讀書，占總人數的33%;265名學生仍進入了北京其他打工子弟學校，占總人數的53%.另有兩名孩子的家長表示，過去一年一直在為孩子進入公辦校努力，“孩子先待在家里，暫時未確定流向”.
原來的學校消失一年了。
幸運的孩子進入夢寐以求的公辦校，他們穿著統一的校服，完成著家長“咱不比別人差”的囑托；被迫回家的孩子成了遠方的留守少年，在北京出生，在故鄉成長；更多的孩子生活沒有太大的變化，再次進入打工子弟學校，不知下次關停何時到來……
對于牽扯在去年關停風波中的1.4萬名孩子，原來學校的消失是否都意味著新的起點？
分流到公辦校
“因禍得福”與不適應
“這個學期考了全班第五名！”范溢泉提起兒子金格兒，語調都會提高。
9歲的金格兒，去年6月在海淀馬家溝新希望學校讀完了一年級。學校8月份被關停，他先被分流到石油附小，后轉入海淀區成府路小學。
范溢泉坦言，自己算是去年學校拆遷“少數的受益者”,“之前想都不敢想孩子能進公辦校。”
記者調查中的13.6%的進入公辦校的打工子弟，受訪家長都表達了對孩子進入公辦校的欣慰，甚至稱之為“因禍得福”.
16歲的史玉潔高興不起來，她從公辦校回到了打工子弟校，這讓很多人不理解。
所在的打工子弟學校去年關停后，史玉潔被分流至清河中學。教室的墻那么白、上課都有多媒體、許多從前沒機會上的課……
原來的基礎差，老師講的聽不懂，有一次老師說“你們這些外地的孩子不要瞎折騰”.“還說我們沒法在這里考高中，要老老實實的”.
史玉潔記得，因為成績差，一次是英語老師生氣地說：有什么樣的父母就有什么樣的孩子。
此后，史玉潔說什么也不想去學校了。
她懷念打工子弟學校時，老師們告訴他們“人人生而平等”、“我們或許知識不高，但絕不能情商不高”、“北京不光是北京人自己的，你們也要在這個城市找未來”.
“老師說的話，經過去年半學期，我有點懷疑了。”春節過后，史玉潔去了一家打工子弟學校，她說還是想上學。
同樣16歲的李佳雪也因跟不上課程，總認為受到歧視，已從清河中學退學打工。
“學校盡了最大努力安置這些學生。”8月25日，清河中學分管教學的負責人介紹，去年8月底，接到教委通知，要安置112名打工子弟學生，“一下子多了100多個學生，老師們開始都犯懵。”當時正趕上加固校舍，學校里沒桌子沒椅子，報到都是借的其他場地。一百多名學生的課本，也是學校挨個給其他中學打電話才湊齊。
對于部分學生的不適應，該負責人坦承，“越是年齡大的孩子，適應能力越弱，由于這些孩子學習基礎弱，老師們偶爾著急是可以理解的。”
校方提供的數據是，截至目前十幾名分流來的打工子弟學生轉回原籍。除畢業一批學生，仍有60余名打工子弟學生在清河中學讀書，大部分學生都有提高。
他們穿著統一的校服，看起來跟城里學生沒有兩樣。
離京回老家留守
父母擔心“那車那路”
記者調查中，近三分之一孩子選擇回老家讀書。
家長選擇送孩子回家的理由不盡相同：無法進入公辦校，附近再無可選擇的打工子弟學校；“孩子眼睜睜看著學校被拆，不想讓他看第二次”;反復思量覺得家鄉的教育條件會稍微好一點，“干脆早點送走”……
“但凡有一點辦法，也想讓孩子留在身邊。”戎玉文今年35歲，是兩個不到10歲孩子的母親。去年8月，兩個孩子所在的海淀紅星小學被拆，“哥倆兒吵著要去廢墟里撿書包”.
戎玉文把經營的早餐攤兒丟給丈夫，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幾乎問遍了周圍所有的公立學校，“多交點錢也成，嫌孩子基礎差留級也成，只要肯收，怎么都成。”
但是辦不齊“五證”（在京務工人員若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需提供戶籍、暫住證、原籍地沒有監護條件證明、在京實際居所證明、工作證），進不了公辦校，兩個孩子被送回陜西蒲城老家讀小學。
一年中，戎玉文只在春節回家時見過孩子一面，更加重了她的焦慮。
小學離家十幾公里，同村二十幾個孩子擠在一輛拖拉機后斗里，由老鄉輪流接送。
電視里報道多地校車安全事故，戎玉文經常哭出聲，“那些孩子的校車還是汽車，我們老家那車，那路……”
和戎玉文一樣，秦同民也把孩子送回張家口老家。除了擔心外，他更氣憤。
“孩子交了一萬五千元‘捐款’才能進入當地學校就讀。”用秦同民的話說，當地學校人員“說話帶刺”,“你們去北京風光，孩子回來讀書也不能那么容易”.
記者調查的165名返鄉讀書的打工子弟中，20多名學生家長表示，孩子重回原籍學校上學需交贊助費、借讀費等。
“在北京待不下去，回老家還受刁難，我們招誰惹誰了。”秦同民抱怨。
再進打工子弟校
“還在原地打轉兒”
9歲的王豫是海淀紅星小學的學生。學校被拆后，父母沒有辦齊“五證”,也面臨是否回河南老家的選擇。“不忍心這么小的孩子留守在家。”王豫的父親王耀輝說。
最終，王耀輝把女兒送到了海淀小營村的新希望學校--和原來的紅星小學一樣，新希望也是一所“未獲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
“還是在原地打轉兒。”王耀輝很無奈，只是換了個學校，“一切都沒變化。”
無奈的是大多數。去年報道中，王豫所在的紅星小學的1400余名學生，只有70多名孩子的家長辦齊了“五證”,進入公辦學校。
“最終‘大頭兒’還是都到了我們這兒。”海淀小營新希望學校校長肖海騰掰著手指說，拆遷來得太急，“根本沒有現成的分流方案。”當時鄉鎮政府人員天天找肖海騰“一定要盡可能多安置些。”
肖海騰本身也是被拆遷者，他的海淀馬家溝新希望學校也在關停名單中，為配合政府工作，他騰退小營新希望學校部分原本外租的房子，改造成校舍，接收了700多名學生。
事實上，海淀小營新希望學校也是一所“未獲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從原本學生不到700人，一下子增加到近1500人，“拆了兩所（紅星小學和馬家溝新希望學校），救活一所，孩子們還是沒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肖海騰苦笑著說。
打工子弟校關停風波中，“拆一所救一所”的情況并非少數。
昌平七里渠新龍學校被關停后，校長宗寶平搬到樓自莊重新辦校，目前只有60名學生。
在京辦打工子弟校10年，宗寶平早已習慣了“拆遷--易址--由小到大--再次拆遷--再次易址”的反復過程。
去年拆遷啟動前，昌平區教委和鎮政府要宗寶平出一個拆遷后在校學生的安置方案。宗寶平記得，正在談著，老師打來電話告訴他，通往學校的路被封了。此時，學生還在校正上著課。
宗寶平拍案而起，質問教委和鎮政府的人，為什么每次拆遷都是不等孩子有了切實的安置后，再開始動工？為什么非得讓孩子們看到推土機進校園？
多名打工子弟學校校長稱，幾乎所有拆遷學校都是先通知再安置，“你來拆我的學校，讓我出安置方案，這合理嗎？”
宗寶平說，干這行10年給他最大的感觸是，打工子弟學校就像野草，“割一茬長一茬”.雖然目前只有幾十個學生，宗寶平并不擔心。按照他的估計，不出意外一兩年后變成數百甚至上千人，“最主要的是流動人口的需求。”
多名打工子弟學校負責人稱，對于大多數只能在打工子弟學校“打轉兒”的孩子們，每一次拆遷關停，受教育的條件就會下降一次。
打工子弟校存亡
“取決于孩子的安置”
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公益網站創辦者張志強介紹，近些年的一波又一波對打工子弟學校關停拆遷，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由2008年的302所，減少到如今的170余所。
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數據，截至去年，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共計158所，其中獲審批59所，未經審批的99所。
對于兩組數據的差距，張志強稱，部分去年關停的學校選擇易址，“偷偷建了起來。”
“有需求就有市場，打工子弟學校光靠堵肯定不行。”在北京辦了18年打工子弟學校的北京行知學校的校長易本耀說，打工子弟就學一天得不到好的安置，“打工子弟學校就會一直存在下去。”
張志強和易本耀并不掩飾打工子弟學校的另一面：師資力量差，教育質量低，安全設施差等，“有的孩子上了六年，26個字母都認不全，這的確有點兒傷天害理，誤人子弟”.按照相關標準，一些打工子弟學校的確很難達標。但對于現階段打工子弟孩子，“有書讀總比沒書讀好，在學校總比在社會上混好”.
一名北京教育系統人士透露，他們到一些打工子弟校考察，“條件簡直慘不忍睹，這么多孩子，安全都保證不了，更別說教育了”.
北京市教委表示。對未經審批的自辦學校進行了全面登記，建立起翔實、動態的數據庫。對登記在冊的學校開展定期普查和重點抽查，重點檢查學校的安全和有無違法違規問題。
據媒體報道，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農村教育行動計劃項目組（簡稱REAP）的調查研究顯示，打工子弟學校能為孩子提供的教育，質量甚至低于農村公辦學校。在REAP的研究中，在城市公辦學校的流動學生，測驗平均成績是80.3分，比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學生測驗高出10多分。
去年的拆遷關停風波中，易本耀高興地看到一些打工子弟能進入公辦校就讀，“那是他們應該的歸宿，如果有一天都能去了，我們的使命就徹底結束了。”
事實上，《義務教育法》和國務院文件，明確規定“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吸納為主”,統籌安排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秋季開學，北京70%的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但仍有14萬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兒童，被擋在公立教育大門外。
北京市教委表示，擬制定解決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工作三年規劃，讓每一個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京接受符合首都教育水平的義務教育。
但在張志強和易本耀看來，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拆遷關停，北京實際上一直以提高打工子弟求學門檻，阻擋“低端人群”進入北京。
“豁出去了。”去年孩子的學校被關停之后，在紫竹院收了十幾年廢品的張志明（化名）做了一個沒人想得到的決定--在北京買房。
張志明的三個孩子都在北京出生，除了大兒子在老家讀書，另外兩個一直都在海淀馬家溝新希望學校讀書。學校關停了，“收破爛”的張志明辦不齊“五證”,“我一個收破爛的，上哪去辦工作證”.
思前想后，張志明和妻子賣了老家的房子，又跟親朋好友借了20萬，加上前半生的所有積蓄，在房山區琉璃河鎮買了一套房子。
房子買好后，張志明立即為孩子能上當地的公辦校努力，到處托關系使勁兒，暑假即將結束，孩子的事情漸漸有了眉目。
“如果不是學校拆遷，打死我也沒想過要在北京買房。”張志明為孩子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唯一的愿望就是孩子們能明白當爹的苦心，可得好好上學。”
（文中打工子弟學生均為化名）
■ 相關數據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顯示，截至2011年，中國流動人口總量已接近2.3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7%.家庭整體遷徙成為趨勢，子女教育日益成為影響流動人口在城鎮穩定生活的重要因素。“京滬穗”青年流動人口中，有超過60%的人把孩子帶在身邊。
全國農村“撤點并校”風潮，也為打工子弟回家上學增加困難。教育部統計數據，2001年全國小學總數為491273所，而在2010年，這一數字變為257410所，近十年銳減47.6%.
■ 分流措施
朝陽
在來京務工人員相對聚集的東壩鄉、金盞鄉、崔各莊鄉等地區通過整合公辦資源，采取政府主導下的委托民辦的模式，選派有辦學經驗和優秀退休干部擔任校長，政府無償提供校舍，并按全區統一標準撥付生均經費。
海淀
加大對兩所已批自辦校的支持力度，依法規范未經批準自辦學校，將城鄉一體化進程中騰退自辦校學生分流到公辦中小學就讀。目前，該區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公辦校就讀的比例達到85%.
昌平
采取“批辦一批、保留扶持一批（待批）、撤銷一批和建專門學校”等四項措施，大力扶持流動人口子女學校發展。截止到目前，全區已經審批自辦學校16所，未經審批自辦學校由50所減少到了23所。
大興
采取三項措施。一是就近入學：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可安排在租住地有接收能力的學校就近入學；二是分流協調入學：區教委、鎮教委辦根據區域實際情況，對隨遷子女提前制定安置方案，對其進行分流安置；三是自主擇校入學。
■ 專家說法
“搞好教育與人口劇增無關”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流動人口進入城市是城鄉差異必然的結果，也是城市化建設的客觀目標，“政府擔憂搞好教育會造成外來人口增多，兩者沒必然聯系。”近年來，上海因打工子弟進入公辦學校的低門檻、政府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扶持力度等被學界視作北京學習的榜樣。但近三年上海的流動人口明顯增長。楊東平否定“搞好基礎教育造成流動人口增長”的觀點，“沒有哪一個農民是因為基礎教育好而涌入當地的。”
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學校財務管理研究所所長袁連生認為，北京一味地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侵害了部分流動兒童就近入學的權益。客觀上北京公辦校學位本身緊張，在流動人口聚居的區域公辦校無力提供充足學位。同時“五證”的高門檻，讓30%的孩子無法進入公辦校。
“如果流動兒童的基礎教育能夠得到保障，打工子弟學校最終會退出歷史舞臺。”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學者衛宏表示，“就目前階段，打工子弟學校仍有存在的空間。”衛宏分析，未來這一問題的解決，要考慮流動人口存在的規模，還需要政府接納打工子弟、教育經費投入方面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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