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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雪弢
圖片來源：東方IC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中紅會的社監委是一個內部的中立機構，現在基金會要求有理事會、監事會，它有點相當于監事會的角色。
華北電力大學人文學院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朱曉紅：紅會危機反映了社會組織監督體制有待完善，政府監管機制、社會監督機制、行業自律機制有待完善，亟需整合。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河仁社會慈善學院常務副院長陳友華：監督需要被賦予權力，社會監督委員會是否擁有對地方紅十字會日常運營與項目開展情況的監督權，有待法學家從法律上進行詳細考證。
瑞森德企業社會責任機構總裁段德峰：從我國當前來講，第三方在對各家組織內部的風險控制、監督方面，專業力量較弱。而就國內的基金會規模來講，讓它內部有個專門的風險控制、監督機構是很難的。
曾幾何時，在關于公益組織信息透明公開的各種論壇中，業內大佬們把“引入第三方”掛在嘴上。“第三方”究竟是什么？它能夠在基金會抑或整個公益慈善組織的發展中扮演什么角色？當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的社會監督委員會的中立與否被拿來質疑的時候，一組問題浮出水面，怎樣的第三方才能讓公眾信任？什么樣的監督機制會讓公眾滿意？
“社監委”的角色
如果說關于引入第三方監督的思考從中紅會的社監委開始，社監委的江湖地位便也要從大家心中走上臺面。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坦陳了自己的觀點：中紅會的社監委是一個內部的中立機構，現在基金會要求有理事會、監事會，它有點相當于監事會的角色。監事會本身也是獨立的，但還是組織的一個內設機構，不是完全的社會第三方。
“人是第三方的人，組織設計很像監事會的角色，這樣的話，最重要的是監事的選擇上，如果是獨立的監事，包括法律上對這種監事的責任界定得也比較清楚，這種監事本身也有業內公認的話，監事會確實也能夠起到內部中立監督的作用。”
賈西津認為，實際上社監委的設計對中紅會自己而言是進步的，納入了社會獨立的力量來對它進行監管。但一個機制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方方面面多元的機制。
“如果紅會自身的運作機制捋順了，它的這種社監委便是很好的第三方監督機制。但反過來紅會自己在現有的法律關系、權責、決策治理機制等等不清楚的情況下，希望靠社監委來建立公眾對紅會的信任是不現實的，社監委承擔不了這么大的作用，這不是社監委自身的問題，而是紅會的問題，不是靠這樣一個機構就能解決的。”
華北電力大學人文學院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朱曉紅也認為，中紅會社監委的設立是紅會努力提升公信力、完善監督機制的制度嘗試，對于完善其內部治理具有進步意義。社監委委員屬兼職工作，各有本職工作，因此，社監委應是啟動、配合其他監督形式監督手段的制度設計，不能把相關事件處理責任全歸于社監委。
然而，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河仁社會慈善學院常務副院長陳友華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監督需要被賦予權力，社監委是否擁有對地方紅十字會日常運營與項目開展情況的監督權，有待法學家從法律上進行詳細考證。如果法律上沒有授予社監委對地方紅十字會開展項目的監督權，又如何監督？”
第三方——監督還是服務？
事實上，不管紅會的社監委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公益組織對第三方的實際需求已然不能阻擋。
瑞森德企業社會責任機構總裁段德峰這樣和《公益時報》記者分析：我國當前來講，第三方在對各家組織內部的風險控制、監督方面，專業力量較弱。而就國內的基金會規模來講，讓它內部有個專門的風險控制、監督的機構是很難的。“中國現在沒有一家基金會的規模是上千人的，在美國那種幾百上千人的基金會是很多的。這種情況下，內部的細分才更專業。目前我國的一家基金會有的二十幾人，這種內部監督是很難的，這時候就需要有第三方參與。”
賈西津認為，第三方監督審計對大的項目，尤其大規模的募資，或者有些購買項目的評估，是比較中立的。
“第三方應該是指專業性的獨立審計機構，也還可以有一些社會上的評估機構，或者自律性的組織。像國外還有一些組織做透明度，現在我們的基金會中心網就在做類似的事情——審核發布基金會的透明指數，這個其實就是個第三方，中立方。它的公信力應該是由業內逐步認可的。再一個，如果是特定的政府購買，在項目中由政府來尋找一個在那個機構或研究機構也可以，來專門評估項目。比如，當時在江西第一次嘗試扶貧購買的時候，就很好，他們請來一個德國的機構來評估這個項目的成效，也是個第三方。”賈西津說。
瑞森德企業社會責任機構也曾為一些公益組織做過評估。在段德峰心中，第三方參與有幾種：比如會計師事務所其實不是監督，是幫助完善組織內部的合規體系，是服務形式的。比如基金會中心網這樣是幫助你內部程序的完善，很難說是第三方監督的機構，更多的是提供行業自律的平臺。“我理解的第三方比如媒體監督，這種才是真正意義的第三方監督。當然，還有行業協會這種。”段德峰認為，第三方最終的目標是形成一種機制，來讓市場上的捐贈者學會怎樣判斷一個組織的好壞。無論第三方是平臺、是監督機構，還是政府。
監督機制如何才能讓公眾信任
公益組織對第三方機構有需求，但目前這類第三方機構卻處于稀缺狀態。接受采訪的學者們多數認為第三方也只是監督方式的一種。那什么樣的監督機制才能真正地讓公益組織得民心、得信任呢？
朱曉紅告訴《公益時報》記者：紅會危機反映了社會組織監督體制有待完善，政府監管機制、社會監督機制、行業自律機制有待完善，亟需整合。比如，我國缺少社會組織的同業組織，也就是社會組織領域自愿聯合的產物。主要功能是交流社會組織領域信息、組織會議、研究公共政策、增進社會組織的公開性和透明性，起到相互監督、行業自律的作用。我們可以考慮培育類似社團管理者協會、基金會協會的行業組織，做為獨立第三方對社會組織進行服務與監督。
而在陳友華心中，引入獨立第三方監督機構加強對公益慈善機構的監督，促使其公開透明與健康發展是必要的，但僅僅依靠此也是遠遠不夠的。
他認為，除了引入獨立第三方的監督之外，以下這些監督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政府監督。政府不僅是公益慈善事業發展政策與資源的供給者，更應是公益慈善組織運營的監管者。其次，媒體監督。目前，這一監督方式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有效的。再次，捐贈人監督。這對捐贈人與公益慈善組織均提出很高的要求。除了大額定向捐贈的監督相對容易以外，其他類型捐贈監督，無論是對于捐贈人，還是公益慈善組織可能都較為困難，且監督成本也可能較高。第四，社會監督。關注、參與，甚至是監督公益慈善組織活動，是公民應盡的社會責任。最后，行業自律。公益慈善組織要堅持信息公開透明，主動接受社會各方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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