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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2013年是紅會默默變革的一年，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這一年中，成都捐款箱發霉了、紅會社監委召開第一次年中全體會議了、王永等人壓力之下辭退社監委職務了、要重啟對郭美美的調查了、對“獻血大王”捐款不夠被“唏噓”了……不論是地方紅會還是中國紅十字總會，不論是自身問題頻出還是公眾依舊不肯放過紅會，總之這一年，紅會并未遠離我們的視線。
社監委和器官捐獻構成了中國紅十字會2013年備受關注的兩件核心大事。
社監委履職一年，距離成立之初定下的“第三方獨立機構”初衷越來越遠，澄清接連不斷的質疑和自身陷入“信任危機”應接不暇倒成了這一年的主旋律，最終，社監委的名字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2013年元旦后，籌備兩年多的中國紅十字總會直屬事業單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正式辦公，但沒過多久，“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OPO)正式上線運行，在OPO開啟系統自動分配捐贈器官、試圖全程公開可追溯的“器官捐贈公平時代”，紅十字會在器官捐贈鏈條中的位置和作用也不得不轉變。
2013年，紅會在努力尋求變革、在變革中充滿爭議和挫折，但紅會只能在爭議中前行。
社監委：
如何就淡出了公眾視線
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簡稱“社監委”)履職已有一年，一年來社監委的履職之路并不平坦，從5月13日網絡知名爆料人周筱赟發帖指責“社監委是紅會的公關部”開始,社監委就陷入澄清、封口、秘密行動的被動中。在這一場略顯手忙腳亂的“信任危機”里,社監委似乎在遠離監督紅會的“第三方獨立機構”的成立初衷，而年中工作會議后更是淡出了公眾的視野。
社監委成立不到兩周，就接到兩起關于中國紅十字會的網絡爆料，分別是2012年12月12日和25日網友的2次微博爆料。一是紅十字會于北京奧林匹克公園購置別墅，設娛樂設施，已運營達十年之久。二是成都紅會所設汶川地震募捐箱善款長毛事件。
社監委接到爆料后立即著手展開調查，2013年1月4日，社監委召開了成立以來的首次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社監委的首位新聞發言人王永就2起網友爆料公布了初步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分別是：紅會奧林匹克購別墅事件，經過調查別墅屬于奧林匹克公園，與紅會無關，紅會名下無此房屋產權登記。但王永也補充：“社監委不是公安機關，這只是初步調查結果，希望大家補充。”成都捐款箱善款發霉、長毛事件，是因成都紅會2008年與廣告公司合作時把關不嚴，產生糾紛后雙方沒有溝通導致問題久拖不決，最終導致捐獻箱內善款發霉、長毛。
“社監委的第一亮相，反應迅速，回應有力。”這是公眾給予社監委的評價。但接下來的網友爆料，社監委的回復就顯得并不那么令公眾滿意了。
對于網友的繼續爆料，包括涉及紅會虛開發票、萬元帳篷和餐飲發票、扣留2.5億日元中國勞工慰問金、藝術家方力鈞等百名藝術家義拍8472萬元善款使用等，社監委雖然都給予了積極回復，但是均被公眾扣上紅會公關部的帽子，而隨著“重查郭美美”風波的不斷發酵，和社監委委員接連被爆出與紅會有利益關聯，這使得公眾對于社監委的質疑聲一時更甚。公眾對社監委由成立之初積極回應的表揚態度也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隨后，新聞發言人王永也被爆料。王永曾兩天內一連發了10條微博，其中9條和社監委暫時不重啟調查“郭美美事件”的決定有關，繼而在6月宣布，不再擔任社監委新聞發言人的職務。王永的身份在“順風車”之后，因為紅會社監委委員一職再次被公眾關注。
“我是紅會社監委的新聞發言人，曾經負責社監委官方微博的管理工作。在他(周筱赟)眼里，社監委是紅會的辟謠機構和公關部，而我又是社監委的新聞發言人，相對來說發出的聲音又相對較多，所以容易被他誤解為我是社監委的控制人。我覺得我被質疑是被誤傷了。”他對媒體倒出苦水。
2013年6月9日下午，紅會社監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年中全體會議如期召開。這次“閉門會議”，明確了“盡量與媒體、公眾多溝通”的原則。會后社監委的三位代表黃偉民、金錦平、楊團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公眾說明社監委半年工作情況并就公眾關心的問題作了解答。根據社監委的通報，社監委不再設新聞發言人常設制度，現任新聞發言人王永不再擔任社監委新聞發言人職務，武警總醫院院長鄭靜晨因本職工作調動，將退出社監委。
在這次年中工作會議之后，社監委逐漸淡出了公眾視野，直至今年結束時也未有太多消息見諸于媒體，社監委的官方微博雖時常轉發些社會與公益資訊，但基本沒有關于監督紅會的其他消息，而在這次年中會議中，社監委還自定義為紅會與公眾溝通的專業橋梁。
器官捐贈：鏈條中的轉型
2013年元旦后，籌備兩年多的中國紅十字總會直屬事業單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正式辦公。就在器官捐贈全國試點開始沒多久，一個旨在保證器官捐贈公平、公開、公正的捐贈系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OPO)開始上線試運行，紅十字會在器官捐贈的鏈條中不得不面臨轉型。
在OPO開啟系統自動分配捐贈器官、試圖全程公開可追溯的“器官捐贈公平時代”，紅十字會的身份角色的轉變目前更傾向于“協調”，具體的過程為：中國紅十字會系統下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負責人宣傳人體器官無償捐獻政策，同時發現并收集各地方區域內潛在人體器官捐獻者和醫院方直接捐獻者，由于院方直接捐獻者大多處于不同的醫院，院方將在個人捐贈自愿并主動提出捐獻情況下通知紅會人體器官協調員前來登記，再由紅會人體器官協調員通知有移植資質醫院的器官獲取組織(OPO)進行獲取，紅會全程參與見證并留音、留像，到此紅會人體器官協調員工作結束。
2010年，衛生部與紅十字總會正式向中央編辦申請成立這樣一個組織，經過兩年的醞釀，2012年7月6日得到正式批復。2013年元旦假期過后，紅十字總會直屬事業單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開始在中國紅十字會訓練中心樓內正式辦公。此前由紅十字總會賑濟救護部具體負責的器官捐獻工作，已移交管理中心。彼時，中央編辦將其具體解釋為全國人體器官捐獻的宣傳動員、報名登記、捐獻見證、公平分配、救助激勵、緬懷紀念、信息系統建設等工作。管理中心的定位即開展器官移植工作、服務捐獻者和社會大眾的機構與平臺。
雖然各地的器官移植試點工作均在有條不紊的狀態下推進實施，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下擁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與可供移植的器官在數量上都非常低，滿足不了捐獻者和移植者的需求。
有數據表明，我國的三級醫院共有1300多家，加上二級的有上萬家了，其他醫療機構就更多了。這其中有移植資質的只有165家，數量很懸殊，非移植醫療機構對器官捐獻來說非常重要。衛生部在2011年4月下發了關于啟動心臟死亡捐獻器官移植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各地各級醫療機構對此項工作進行支持。
據衛生部的粗略統計，我國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每年大約有100萬至150萬。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了解到，醫院中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名單有20萬至30萬，但器官來源非常少，比例很懸殊。目前，我國的器官移植總量每年不到一萬例，如果有捐獻體系保證器官提供的話，這個數量可以有較大提升。
就在器官捐贈全國試點開始沒多久，“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OPO)正式上線，將器官捐贈的整個獲取與分配過程全部通過計算機自主隨機分配完成，人為因素將無從干擾，從而杜絕原先由人為因素加入到器官捐贈過程中造成的器官捐贈的不公平現象發生。
這套系統的建立，要追溯到2009年，原國家衛生部委托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開發一套公平、公開、公正及自動分配且不受人為干預的器官分配系統。該系統被命名為“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里面包括一系列優先原則和篩選規定，能在1分鐘內自動運算出最佳匹配的患者名單，且立刻將信息發送給移植醫院，系統終端被安排設置在與香港相鄰的深圳市南山區，2011年4月系統正式上線，目前已經覆蓋全國165家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
同時國家衛生計生委印發《人體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鄧海華表示，為更好地保障捐獻器官科學、規范、公開、公正地分配，確保器官捐獻移植工作透明、公開和可溯源性，將在全國強制使用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
(本報記者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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