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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0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上海民間NGO禾鄰社一紙訴狀將萬科公益基金會告上法庭，聲稱在雙方項目合作過程中對方侵犯自身擁有的《全民植物地圖》著作權，并索賠2萬元人民幣。從出現矛盾，到今天對簿公堂，雙方已經耗費2年多時間。2014年3月27日，此案在深圳市鹽田區法院進行了公開庭審，此案主審法官孫小玲向《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此案目前正在進行處理，處于合議階段，最快將在5月初作出判決。”
是怎樣的矛盾使得兩家組織走到如此境地?這場官司在當前法律環境下折射出民間NGO怎樣的維權心態呢?當民間NGO遭遇侵權，想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民間NGO，又該如何維權呢?公益組織本身會不會因為法律意識淡薄而出現侵權行為呢?
《公益時報》記者多方采訪，試圖還原出目前民間NGO在知識產權維權的現狀。
庭審焦點：著作權是否被侵權
《全民植物地圖》系上海民間NGO禾鄰社區藝術促進社(簡稱“禾鄰社”)設計制作的綠色植物科普地圖。2009年，由一群藝術青年發起，經由4年的社區實踐，完成《全民植物地圖》。項目通過帶領志愿者觀察自然的方式，結合手繪、攝影等藝術手段，與本土知名設計師、藝術家一起，共同為主要綠色公共空間(開放式公園、綠地等)描繪植物地圖，并將地圖印刷制作成紙板地圖，免費發放給綠地周邊社區居民。
2012年9月8日，萬科公益基金會與禾鄰社以甲、乙雙方的名義簽署了《熟悉的新朋友“全民植物地圖”——萬科假日風景項目》合作協議。初期合作后，禾鄰社方面陸續接到了各地萬科企業的咨詢，并獲知全國萬科相關公司已經獲取《全民植物地圖》并已經開始實施。禾鄰社認為，萬科公益基金會在未得到禾鄰社書面授權的條件下，將《全民植物地圖》及總結報告向全國各地分公司進行推送，屬于違約并侵犯其著作權。
最終雙方無法和解而走上法庭。田曉耕經過與相關律師商議后，選擇在萬科公益基金注冊地深圳市鹽田區法院進行侵犯著作權起訴，訴訟主張賠償損失2萬元，律師費、公證費等暫計15500元。
對于為何萬科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公司要給禾鄰社來電表達合作興趣，令田曉耕有些不解。“《全民植物地圖》的合作協議簽訂方是萬科公益基金會一家，為何會全國各地都知道這件事情，很明顯就是內容被擴散了，依據協議這是違約行為，并侵犯了著作權。”田曉耕說。
禾鄰社認為，《全民植物地圖》及總結報告系禾鄰社具有獨創性的作品，按照《著作權保護法》規定，作品無論是否發表都享有著作權，而禾鄰社在與萬科公益基金會簽訂的《合作協議》中也已經明確雙方權利、義務，萬科公益基金會在未得到禾鄰社授權情況下向全國萬科物業公司進行傳播與復制實屬違約，而由此造成禾鄰社被侵權。
而在萬科公益基金會4月3日給《公益時報》的獨家回復中，對于2014年3月27日深圳鹽田區法院庭審代理詞，提出了四點代理辯護意見。
一、作品所記載的信息不受著作權的保護，著作權保護的是表達的形式，而非表達的思想。二、禾鄰社的植物地圖并非它的獨創，早在1992年就有美國的公益組織推出了“綠地圖”，由此還形成了全球性的活動。在國內，早在禾鄰社之前，就有公益組織在全國各地開展了“綠地圖”項目。再退一步講，就算禾鄰社能證明它對植物地圖項目享有專屬權利，那它只能對未經許可實施該項目的人追究侵權責任，萬科公益基金會從未在任何地方組織實施過此活動，從這個角度看，禾鄰社告錯了對象。三、禾鄰社的《活動總結》是公開宣傳資料，已經在其網站上發表。四、萬科公益基金會轉發《活動總結》是基于雙方合議的介紹推薦行為。
公益組織要有防侵權意識
民間NGO侵權和被侵權事件近幾年屢見不鮮。2013年就有公益組織“愛心衣櫥”被冒用名字遭侵權事件。
“愛心衣櫥”本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旗下二級基金。據媒體公開報道，2013年1月16日，河南媒體《東方今報》在官方微博上發起“愛心衣櫥”溫暖鄭州活動，活動使用了公益組織“愛心衣櫥”的名稱與LOGO，被“愛心衣櫥”管委會主任、央視主持人王凱發現，王凱隨即向活動主辦方聲明：“愛心衣櫥”名稱與LOGO均已申請商標專利，活動方使用該名稱與商標實屬侵權。很快活動主辦方回應道，此次實屬無意使用，并立即對活動使用商標進行刪除和致歉。
喬穎現為“愛心衣櫥”的執行總監，在她看來公益組織與其受到侵權后進行維權，還不如加強自身品牌意識避免遭受侵權。
喬穎向《公益時報》記者講述了“愛心衣櫥”的防止遭遇侵權的辦法。“機構成立之后就注意到商標品牌以及衍生品相關的專利問題，主動到工商部門申請過專利保護，2013年中申請了七、八項專利，涉及到機構品牌logo、衣服圖標和相關衍生品等，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很好地降低被侵權的風險，一旦遭受侵權，進行維權時也是最有力的證據。”
“如果民間NGO在沒有專利的情況下，避免遭受侵權，就應該在合同中將所有細節細化清楚，雙方權利、義務進行對等，這樣來降低自己遭受侵權的風險。”喬穎補充道。
但喬穎也坦言，并不是所有機構都要去注冊商標、申請專利，畢竟這筆費用不菲。
“就機構注冊商標申請專利以及衍生品的相關費用，幾項加起來大概接近2萬元，這對于一個公益組織來說并不容易承受，而我們機構的這筆錢最終也是由一位理事自掏腰包才搞定。”喬穎說，“之所以要進行品牌注冊是因為機構在考慮將這種形式做成一種盈利模式，商家與機構嫁接品牌后，產生的利潤可以重新用于項目執行中。”
“無意識”的侵權
如果說這起民間NGO組織被侵權事件的影響很快就能消除的話，而另一件由于民間NGO自身涉嫌侵權的事件就差點使得組織關門清算。
上海復恩社會組織法律服務中心理事長陸璇對《公益時報》記者講述了自己在上海向公益組織提供法律支持時，了解到一家正在成長中公益組織就因為涉嫌侵權現在正面臨關門清算的現狀。
這家服務于醫療衛生的公益組織，為了加強自身影響力，利用百度搜索，在網絡上搜到符合自身機構特質的圖片，并將其掛于官網上，結果遭到來自境外一家稱擁有圖片著作權的企業的索賠。企業認為，這家公益組織官網頁面中有17張圖片侵權，每張圖片開出了1萬元索賠價碼，總計17萬，并向該公益組織下發了索賠函。
該公益機構在咨詢相關法律界人士后，為避免被追訴的風險，隨即主動將官網、微博中涉嫌圖片全部刪除以此來補救，但這樣依然給組織帶來了前、后期宣傳不一致的負面影響，最終該機構因為業務量下降，面臨關門。
在陸璇看來，“愛心衣櫥”被侵權和這家公益組織的侵權，正是當下民間NGO關于維權和侵權的兩個典型個案。他認為，對于民間NGO權益保護應該更為專業和細致。“有一整套保護制度，同時應依據自身的知識產權的不同類型采用不同的保護方式，做原創的機構就可以對其作品申請著作權登記、做服務的機構就可以申請其服務商標的注冊、做發明的機構就應該申請注冊專利，在項目進行過程中所設計的圖標、電子文檔都屬于可以保護的范疇。其次，當機構遭遇侵權時，應該首先學會收集與固定證據，通過公證機關進行公證等手段來掌握維權的主動權。” 是否要訴訟來維權?
“禾鄰社和萬科公益基金會兩家民間NGO拿起法律武器對簿公堂，這在民間機構當中是不多見的，但這代表了一種方向，讓民間公益看到在生長過程中遭遇問題是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站在法治框架下進行解決的，不管這場案子雙方輸贏如何，都將成為一個民間NGO維權的經典案例。”陸璇說。
但陸璇也認為，民間NGO受到侵權后，是否一定要上法庭通過訴訟解決，還是需要因機構情況而異。“并不是說所有民間機構都適合上法庭，這關系到機構實力，訴訟成本、時間成本、人員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首先還是應該選擇溝通、調解、協商等方式來解決爭端。”
而喬穎也表達了相同觀點，在民間NGO的維權過程中其實有很多難言之隱，大多不了了之，啞巴吃黃連成為常態。同時，國內對于民間NGO維權也沒有明確的規定，使得民間NGO在操作上沒有太多可參照性的依據。“盡管現在登記注冊放開了，但還有著大量的草根組織沒有注冊，當他們權益被侵犯后想訴訟卻連一個主體資格都不具備，如何訴訟?有些公益組織也會覺得，就算是被侵權，那大家都是在為公益也沒啥不好，就放棄訴訟，最終不了了之。”
大多民間機構維權力量弱
日前，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出民間NGO自身的法務維權力量堪憂。這份由上海復恩社會組織法律服務中心調研完成的《上海市公益組織法律服務需求現狀調研報告》顯示，在選定的70個公益機構樣本中，有法務人員的NGO比例非常低，很多機構內專職、兼職、志愿者這三種類型的法務一個都沒有。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民間NGO的主要法律糾紛發生在合同、知識產權、勞務用工和機構治理與依法運營上，機構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制約機構發展的隱憂。”陸璇說，“法務人員健全的機構，比一般法務力量薄弱或跟本就沒有法務人員的機構存活時間長、機構矛盾和糾紛少，這是一個普遍現象。”
華南師范大學教授、中國南方公益研究院研究員唐昊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民間NGO出生的法律土壤已經有了很大改變，從去年國家放開四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到將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這預示著社會組織準生門檻已經降低，但對于社會組織出生后的成長階段，有利于其發展的配套政策條款并不是太多，導致社會組織在發展、運作過程中出現和存在的問題并不能馬上解決，造成社會組織發展困境。”
禾鄰社與萬科公益基金會糾紛始末
2012年6月的一次合作，卻為雙方日后曠日持久的官司埋下了伏筆。
2012年6月1日，禾鄰社執行長田曉耕通過郵件找到萬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沈彬，向其推薦《全民植物地圖》項目，沈彬對此表示興趣，并由萬科公益基金會吳良進行后續操作。
2012年9月8日，萬科公益基金會與禾鄰社以甲、乙雙方的名義簽署了《熟悉的新朋友“全民植物地圖”——萬科假日風景項目》合作協議，根據合作協議內容，禾鄰社作為項目執行方，將在上海萬科假日風景項目社區開展《全民植物地圖》的實施工作，具體包括2次植物地圖制作和1次植物地圖發放推廣活動。
合作協議中明確：乙方(禾鄰社)擁有乙方制作的項目中所有材料的知識產權和版權，包括工作方法和模式，工作坊教材等。未經書面許可，任何人不得影印、復制、抄襲、傳播或用作其他商業用途。
2012年10月20日、28日和11月3日，合作協議項目正式在上海萬科假日風景社區開展了上述3次活動，項目整體執行完結總共花費34791元，涉及項目制作、推廣、行政和稅款四部分，該費用由協議甲方萬科公益基金會提供。
合作至此，禾鄰社與萬科公益基金會雙方都較為滿意。同年11月5日，田曉耕向萬科基金會方面表示，希望總結活動得失，開啟下一階段合作，并于7日向萬科公益基金會與上海萬科地產公司以郵件形式發送項目總結報告和新的項目預算。
為進一步表達合作意向，禾鄰社又在2013年2月26日，將擬定的《2013年全年全民植物地圖——萬科》郵件發送給吳良，并提交附件“社區植物地圖的計劃書”。
2013年3月1日，吳良郵件答復“經討論2013年社區活動由各一線公司自行操作，費用由一線公司自行承擔，同時建議上海萬科在更多社區開展活動，并直接與禾鄰社聯系”。同時，禾鄰社也接到了萬科集團全國各地分公司以微博、微信、電話等方式表達對《全民植物地圖》項目感興趣，希望合作的意愿。
2013年3月4日，廣東佛山萬科公司來電;2013年4月1日，江蘇南京萬科公司來電，并且南京公司稱已經獲得實施“全民植物地圖”項目的合作資金，且已籌備過半，準備在4月13日、14日進行，但項目前期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希望禾鄰社提供相應解決方案。
突如其來的大批量合作，令禾鄰社短期內無法給出詳細的解決方案，于是，禾鄰社表示，會與萬科公益基金會溝通，在萬科全國社區推廣這一方案。同時，禾鄰社也感受到了地圖已經擴散可能會對組織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利。
就在接到江蘇南京萬科公司來電尋求合作的當天，田曉耕就向吳良郵件發送了《萬科植物地圖合作問題》一文，提出如果萬科要在各地分公司推廣開展“全民植物地圖”項目，希望萬科公益基金會購買“一次性購買使用權”，否則涉及侵權，但這一要求并未得到萬科公益基金會的響應。
對于這樣一個要求的提出，田曉耕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時《全民植物地圖》及總結報告已經形成了擴散事實，我們也想著就事實本身將公益項目進行推進，所以才有這樣的主張。”
經過多日協商，禾鄰社最終等來了萬科公益基金會的郵件，內容為，“不涉及侵權、不再進行協商調解”，這個回復，禾鄰社有些不能接受。
同天下午，2013年4月3日17點39分，禾鄰社通過官方微博發出《萬科公益基金會違約——草根公益組織禾鄰社公開事件經過》的帖子，指萬科公益基金會未按照協議規定，在未得到禾鄰社書面授權的條件下，將《全民植物地圖》及總結報告向全國各地分公司進行推送，屬于違約。在獲知全國萬科相關公司已經獲取《全民植物地圖》并已經開始實施后，禾鄰社認為侵犯了其作品著作權。
就在禾鄰社這條微博發出后僅2天，2013年4月5日，萬科公益基金會就通過官方微博向禾鄰社發出致歉函，表示未經禾鄰社許可就將《全民植物地圖》向全國萬科進行推廣實屬不妥，但也提出項目并非完全按照禾鄰社《全民植物地圖》實施，也有按照和《全民植物地圖》相似的、國外公益組織實施過的“綠地圖”方式進行項目實施。
對于致歉函，田曉耕認為“這個道歉函沒有誠意不說，還刻意用‘綠地圖’來有意弱化禾鄰社的智力成果《全民植物地圖》，調解也無實質內容，隨即不接受此份道歉函”。
而在這之后，萬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沈彬也曾親自登門到禾鄰社調解，但雙方未達成共識。
2013年5月20日，禾鄰社向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追究對方的違約責任，但7月4日在法院主持的庭前調解也最終宣告失敗。
田曉耕說，后經與代理律師商議，在上海法院撤訴，改在萬科公益基金會注冊地深圳市鹽田區法院以侵犯著作權為由起訴，主張要求對方賠禮道歉、停止侵權、賠償侵權所導致的損失2萬元、承擔律師費、公證費等開支暫計15500元。
最終雙方走上法庭。
公益時報記者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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