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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吳鉤
1911年10月，中國紅十字會還處于草創時期，卻突然碰上一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信譽危機。
危機是由一名廣東籍奇女子引發的——她叫張竹君，廣州人，女醫師，因從小接觸西學，思想非常西化，經常“頭戴禮帽，一身男式西裝，乘坐無頂小轎，或滑竿，穿街過市”;也多次在“演說會”上發表抨擊“封建禮教”的講演，有“女界梁啟超”之稱。
三足鼎立的“紅十字”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南北交戰。戰爭是殘酷的，每天都會制造傷亡。當時在上海開辦醫院與女校的張竹君，便發起成立一個“中國赤十字會”，宣布“本人道主義，救護因戰受傷之人，不論何方面人，視同一體”的宗旨，赴前線救援傷員。
在“中國赤十字會”成立之前，中國其實已經有一個“大清紅十字會”，那是由原來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改組而成的官立紅會，盛宣懷曾擔任過會長。武昌事變發生后，“大清紅十字會”因為具有濃厚的官辦色彩，難以中立;又因為官僚體制的僵化，運轉不靈。此時，“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締造者、上海紳商沈敦和，非常不滿紅十字組織的官方化，干脆自立門戶，再造“萬國董事會”，成立“中國紅十字會”，并派出三支救護醫療隊奔赴前線救護傷員，在漢口等戰地成立野戰醫院，“救人宗旨不分革命軍、官軍”。
就這樣，在1911年10月的大上海，出現了兩個紅十字組織，一是新派女性張竹君發起的“中國赤十字會”，一是上海紳商沈敦和領銜的“中國紅十字會”。而在遙遠的北京城內，還有一個近乎癱瘓的“大清紅十字會”。
危機突發與應對
就在這個時候，張竹君在上海《民立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張竹君致沈仲禮書》(仲禮為沈敦和之字)，對沈敦和領導的中國紅十字會發起凌厲攻擊。公開信說：“公(指沈敦和)之罪尚可數乎?日俄一役，公異想天開，以萬國紅十字會搜刮資財;未幾而萬國紅十字會變為大清紅十字會;及川鄂事起……公又將大清紅十字會變為紳辦紅十字會。始之變也，殆欲掩外人之資也;繼之變也，又欲掩全國官民之資。”指責沈敦和一再改組紅十字會，無非是為了掩飾私吞善款的貪贓行為。
張氏公開信又說，沈敦和組織萬國紅十字會時，廣東方面“匯至公處者二萬金，他國他省可以類推，而公未嘗有一次報告”;“公倘尚恤人言，則請將八年來收支之數報告，否則當以吾粵所捐二萬金還諸吾粵”。張竹君要求沈敦和公開紅十字會的財務開支，自證清白，否則，她將代表粵人討回當初捐給萬國紅十字會的“二萬金”。
張竹君的這封公開信，對沈敦和個人的聲譽和紅十字會的公信來說，殺傷力都是非常大的。沈敦和將如何自證清白呢?裝聾作啞?還是指使上海的巡捕以“誹謗罪”將張竹君抓起來?
沈敦和選擇在《申報》發表回應張竹君質疑的公開信《沈仲禮駁張竹君女士書》。公開信中，沈敦和首先說明了他與同仁締造紅十字會的艱辛歷程：1904年，因看到日俄戰爭導致出現大量傷員，沈敦和等紳商發起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派員進入東北戰地救濟和運送難民。日俄戰爭結束，清政府將萬國紅十字會改組為大清紅十字會，強化了官方控制。但這是沈敦和一直反對的。沈氏認為，“中國之有紅十字會，于今八年，國家承認，全球承認，而始終不離乎紳辦，本無所掩，更何所謂變乎?”張竹君指責沈敦和“善變”“竊慈善二字欺世盜名”，應該說是不合事實的。
沈敦和又解釋說，自紅十字會成立以來，他本人一直沒有經手任何公款，“鄙人辦理慈善事業，雖募款三百余萬，未嘗經理銀錢，紅十字會財政歷由會計總董施子英觀察主持，逐年賬目俱在”;“總董文案及管理銀錢者兼為查賬董事，賬目至少一個月查一次”。之所以最后結算的賬目未造冊公告，是因為紅十字會投資的公益項目目前剛剛完工，“施觀察正在趕造報銷，以副中外捐戶樂觀厥成之意。造竣后自當刊冊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矣”。
危機公關與信任公關
沈敦和一一回應張竹君的詰難，沒有回避即使是最尖刻的質問。從當時的社會反饋來看，沈敦和的“危機公關”是成功的，張竹君咄咄逼人的發難，并未讓紅十字會的信譽受損，公眾對紅會的支持未見減退。張竹君似乎也無心戀戰，放了一炮之后便偃旗息鼓了，連她組織的“赤十字會”也很快解散。
很奇怪張竹君為什么要突然向沈敦和放炮，沈敦和以為是出于私怨——八年前，張竹君曾要求萬國紅十字會派她赴東北救護傷員，但沈敦和最終沒有派給她任務，讓她一直耿耿于懷。但沈敦和大概低估了張竹君，這位“女界梁啟超”怎么可能如此雞腸小肚。張竹君其實另有大圖——在開往武漢的“中國赤十字會”救護團中，有4名并無醫護執照且使用化名的“男女醫生”，分別是黃興、宋教仁、陳果夫、徐宗漢。原來張竹君炮打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意在奪取“中國赤十字會”的主導權，掩護革命黨人進入戰地。
沈敦和以及他組建的“中國紅十字會”在張竹君別有用心的突襲之下，之所以能夠保全信譽，主要應得益于兩個因素。
一是沈敦和本人的信用。沈氏出身于紳商之家，家境殷實，他本身也受過歐美優良的教育，歸國后為洋務派大員所賞識，協助辦理洋務，并主持社會公益事業，在上海紳商中威望很高。以他的身份、財富、聲望、地位，完全沒有必要借紅會之名撈錢。他在國家危難之際，組建紅十字會，是傳統士紳精神的體現。晚清時期的東南社會，活躍著一個富有公共關懷又有號召力的士紳—紳商群體，當時的人們對此并不陌生。所以，當沈敦和說：“鄙人之于紅十字會，薪水夫馬絲毫無所取，本非圖利而來。”公眾對其是相信的。
二是紅十字會本身已初步建成一套值得信賴的制度。晚清、民國時期的慈善組織都有一個慣例，即定期在《申報》《大公報》等報章上刊登鳴謝廣告，將每一筆捐款的數額一一列出，以示感謝，同時也接受社會監督，這種廣告叫做“征信錄”。有些慈善組織也會自己編印“征信錄”，將一個結算期內的各項收支明細，羅列在冊，分送社會各界。沈敦和主持的紅十字會，也一直按照慣例刊登、編印“征信錄”。今天在舊書攤中，還可以找到一些中國早期紅十字會的“征信錄”，學者謝泳便淘得一冊編印于民國十七年的《中國紅十字會時役醫院征信錄》。
沈敦和曾參與組建的華洋義賑會，其財務制度尤其周密：每一年，總會的事務所司庫都會將本年度總會和各分會資產、收支、負債、積存、賑款用途等情況，一一造冊列明，向執委會報告，執委會則聘請第三方機構對年度收支狀況進行核查，審查無誤后，匯總編入總會賬目，并編印成《華洋義賑會年度賑務報告書》(即“征信錄”)，以中英文公諸于眾。
1912年7月，由于南北和局已成，民國誕生，戰爭結束，沈敦和領銜的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在上海召開報告大會，報告了自辛亥起事以來紅會的救護概略、辦事成績、收支賬目等。最后，由萬國董事會議長蘇瑪利宣布：“中國戰事已息，董事會全體辭退，銀錢存款經眾議決，仍由會計董事正金銀行倪玉君、朱葆三君執管。”
士紳的精神，周密的制度，這是近代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得以大放異彩的兩大因素。
(本文作者為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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