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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倪方六
最早的慈善活動
中國的慈善傳統可追溯到西周時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已設立地官“司徒”一職。而且，災荒時期所采取的社會救助手段，被稱為“荒政”。
據《周禮·地官》記載，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設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國民，安定天下。有現代民政部部長部分職能的司徒，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6項措施，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所謂“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用現代話來說，就是關愛兒童、老有所養、救濟窮困、撫恤貧苦、優待殘疾、安撫富人，這些正是現代慈善概念中的具體內容。
這一時期的慈善活動，主要由朝廷來帶動，災荒時期所采取的社會救濟手段，被稱為“荒政”。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很重視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左傳·哀公元年》記載，每次發生天災瘟疫，他都會親臨災區，看望民眾，安撫孤寡，資助貧困。
以民間為主體的個人慈善活動的出現，才是中國古代慈善事業進步的標志。
春秋戰國時期的民間慈善活動比較簡單，行為之一是直接在路邊給需要救助者提供飯食，此即所謂“施粥”。施粥賑饑雖然簡單，卻是最受歡迎的一種慈善行為，為中國歷代所繼承。
東漢末興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京畿大旱，災民遍野。《后漢書·獻帝紀》記載，當時的皇帝劉協(獻帝)，便安排身邊大臣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
民間施粥更為常見，過去俗稱“吃大戶”。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鬧饑荒，地方賢良人士“為粥于路以食之”。《魏書·孝文帝本紀》記載，此舉救活了數十萬人。
一直到晚清，放糧施粥都是中國古代慈善家們的首選。現代拍攝的清宮戲中，不時會有善人支起大鐵鍋熬粥賑濟災民的鏡頭。
最早的慈善機構
中國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禮記·禮運》中是這樣說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人們不能僅奉養自己的父母，養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讓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壯年能為社會效力，兒童能順利地成長，年老的鰥夫、年邁的寡婦、孤兒、無子老者、殘疾人都能得到社會的關愛，這樣才算“大同社會”。
“養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內容，給包括災民在內的老、弱、病、殘者諸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如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并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采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雖是防疫情擴散的一種隔離措施，事實上也是慈善行為。
到了南北朝時期，民間慈善活動更為活躍。當時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開倉賑災，《南史·齊文惠皇太子傳》記載，他還與文惠皇太子蕭長懋一起，創辦了“六疾館”，專收貧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謂“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時間在公元5世紀末6世紀初。
“六疾”語出《左傳·昭公元年》，泛指多種疾病。借此開辦的“六疾館”，被現代慈善界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慈善機構之一。之前的劉宋朝，已頗重視社會救濟工作，《宋書·明帝紀》記載，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劉彧(明帝)剛當上皇帝即下詔：“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
稍后的北魏也有善舉。《北史·魏本紀第四》記載，永平三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
最成功的佛教慈善機構
搞慈善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這是古今公認的。那么，古代做慈善的資金從哪來?從史料來看，與現代一樣，古代慈善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捐款。
古代民間做慈善最活躍、最熱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渡眾生，行善濟人，投身慈善活動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選擇。上面提到的中國最早慈善機構“六疾館”，其創辦人竟陵王蕭子良和文惠太子蕭長懋都崇信佛教。
運作最成功、影響最廣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說，“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來布施貧病孤老，“悲田養病坊”的名稱因此而來。
在唐朝，悲田養病坊遍及各地。其經濟來源，早期靠信眾的奉獻和寺院自有田產的收入。由于悲田養病坊具有良好的社會救助功能，對解決民生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作用明顯，因此朝廷十分重視，主動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后，由國庫提供的資助成為一大經濟來源。這方面的資助包括生活資料的援助，提供糧食、救災雜物等。《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衛”條中，便有送給養病坊敝幕、故氈的記載;李漼(懿宗)當皇帝時，還給各州縣的病坊“賜米”。
二是官方直接投資、劃撥田產。李隆基(玄宗)當皇帝的開元年間，便實行“官置本錢收利給之”的做法，使悲田養病坊的“現金流”有了保證。
盡管悲田養病坊這一慈善機構在唐后期因“滅佛”運動的出現而風光不再，但對以后中國慈善事業的影響相當深遠，五代的“悲田院”、“養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濟坊”，金代的“普濟院”，明清的“養濟院”等慈善機構，都受到了悲田養病坊慈善模式的影響。
最完善的朝代慈善機制
與官方投資相比，募集和民間捐獻，則一直是古代慈善機構和福利組織最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執政者好惡的限制，而且可以影響整個社會，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參與，特別是遇到大災大疫、官府財力不足時，民間經濟來源便顯得特別重要。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應該是宋代。宋代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相應的慈善組織，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養院”;病有“安濟院”、“惠民藥局”;死有“漏澤園”;兒童有“舉子倉”、“慈幼局”……這些都是官辦性質的慈善組織和福利機構。
由于官府鼓勵民間參與慈善活動，所以出現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規模的慈善機構。如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設“社倉”，備荒救災，地方政府撥給一定的平價糧，由鄉間人士負責經營管理。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則在蘇州創設“義莊”，置良田十余頃，將每年“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劉宰、黃震、真德秀等中國古代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
到了明清時期，民間慈善組織進一步壯大，幾乎涉及所有社會領域。當然，這與其經濟來源較為充足不無關系。
捐助是明清慈善組織經濟的主要來源，與唐宋時期由官方主導的慈善活動區別明顯。而且，這一時期慈善經費來源的渠道豐富，特別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動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參與群體廣泛，當官的捐養廉銀，士紳捐房產，地主捐田地。
最嚴格的“遲捐”處罰
明清時期，社會上以“會館”形式出現的各種新型互助救濟組織，則直接推動了民間慈善事業的大發展。
會館，是一種地緣性、行業性十分明顯的鄉幫組織，其開館目的是“答神庥、篤鄉誼、萃善舉”。說白了，會館就是老鄉和同業者的互助平臺，其作用突出表現在捐資助學、助喪、施醫、濟貧諸方面。如清代福建人陳宗蕃在北京創設的“福建同鄉會館”，開宗明義為“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以恤寒而啟后進也”;徽商所開設的會館還常附設“殯舍”、“義冢”、“義莊”，為死者、病者提供免費服務。
明清慈善活動的經濟來源，除了個人自愿捐資方式，還有“分攤集資”和“抽取提成”兩種較為常用的辦法。
分攤集資好理解，就是入會者平均攤捐款項。而抽取提成，則是根據各入會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緒三十二年，蘇州“石業公所建立學堂兼辦善舉”，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辦法，由17家石作坊議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錢四文”。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時候的捐款都帶有強制性質，對不能及時捐付款項者有強制“罰款”的規定。如清嘉慶二十二年北京藥行議定：每年正月初一要準時到會館交銀錢，“毋得遲延。如午刻不到，罰銀二兩。”
■ 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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