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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4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高文興
“社會企業”一詞從被引入國內之日起，其理念就一直被國內公益界甚至商界所追捧——尊重市場規律，用成熟的商業手法來解決社會問題。但由于缺乏對新生事物的官方定義，時下并沒有針對這一類機構的幫扶政策，長期以來，社會企業在國內只能是不少社會組織用來“趕時髦”的概念。
在今年的慈展會上，曾有一則新聞讓國內公益從業者眼前一亮：7家機構獲得中國民間首次社會企業認證。在慈善法即將出臺的當口，這樣一個“非官方”的認證可視為行業推動者和機構運營者對于社會企業盡早落地的期盼。但不得不說，基于現今公益環境和相關法律制度的成熟度，社企落地的愿望還只能停留在呼吁階段，期待社會企業出現官方的認證還為時尚早。
首次認證采用什么標準?
此前名不見經傳的大連愛卡發展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唯一獲認證的東北地區機構，圖為其負責人吳喆在今年慈展會上。
大連愛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江門市蓬江區伍威權庇護工場、蘭州市崇德孤殘困境兒童服務中心、上海黑暗中對話服務中心、上海救要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殘友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信息無障礙研究會，這次頗被公益界看重的首次民間認證最終從39家入圍者中評定了這7家機構為社會企業，其中5家都與殘障人權益事業相關，不禁讓外界想一窺其中具體的評定標準。
據《公益時報》了解后得知，兩月前的這次認證采用的認證辦法由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會、深圳市中國慈展會發展中心和社會企業研究中心這五家機構共同發布，在慈展會前上線，對申請機構的核心認證要素為五點：組織目標、收入來源、利潤分配、組織管理、注冊信息。
雖然官方稱該認證辦法試行一年，但在慈展會開始之時已經結束申請，近期也并沒有新一輪認證的安排，所以，此前的這次認證可謂是名副其實的一次“試水”之旅。
在這次“試水”中，對組織目標的考核做了以下要求——促進就業、扶持特殊群體或解決其他特定社會問題，于是，在就業和扶持方面有很大缺口的殘障群體搶得了認證先機。
之前一直名不見經傳的大連愛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就是這樣一家機構，從創立之初就向本地的殘障群體提供免費的電子商務等相關技能的培訓服務，并通過就業安置、創業扶持等形式幫助后者在互聯網領域就業或創業，時至今日已有7年時間。
愛卡負責人吳喆對《公益時報》坦言：“殘障領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畢竟這個群體的絕對數量相當大，但是對于市場運作能力和創新能力都有很大的挑戰。”
作為唯一一家來自東北地區的獲認證機構負責人，吳喆認為南方機構的大面積入選與南方對于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業更為重視的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但他也表示，評審過程還是非常客觀和公正的，他說：“機構的運行是否符合社會企業的各項數據指標，是否有社會企業發展的思路、方式和目標，這些是評委會重點考量的因素。”
據深圳市中國慈展會發展中心秘書長典春麗表示，除“組織目標”外，認證辦法還做了以下四項基本條件的規定——收入來源：超過50%的收入來自于商品銷售、貿易或服務項目收入;利潤分配：章程規定機構每年用于分配的利潤不超過年度利潤總額的35%;人員結構：有專職受薪人員進行內部管理和經營活動，兩年以上合格納稅記錄;注冊信息：合法登記注冊，并且成立2年以上。
在慈展會期間，由9名委員構成的評審委員會通過現場提問和網絡電話面試的方式，對以上五項條件進行審核，并對入選機構在機構章程、宗旨、稅務情況等方面進行調查，最后評委對申報機構逐一進行投票，獲得超7票的機構最終成為了首批社會企業。
標準有過于寬松之嫌
從認證申請表和最終認證名單來看，這次認證并未對機構類型作出限定，而這正是目前世界各國圍繞社會企業立法爭論的問題之一。
而對于“社會企業分紅”這另一核心問題，此次認證辦法提出的“不超過年利潤的35%”也為許多機構降低了入選門檻。
從世界范圍來看，大多數有相關法律的國家禁止社會企業及類似組織分配利潤，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蘭和拉脫維亞等。在允許分配利潤的國家中，英國規定社區利益公司股東利潤分配的最高上限，每股分紅的最高上限是20%，利潤分配的累計總額不能超過可分配利潤總額的35%;韓國規定公司、非營利基金會應將至少三分之二的利潤用于社會目標，最多可以分配三分之一的利潤。據了解，此次認證辦法借鑒了他國的經驗，但可見，在這一核心問題上取的是最寬松的數值。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是這次評審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他認為，社會企業就是企業，是否分紅應完全由投資人決定。“社會企業作為企業，要承擔解決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和實現財務的可持續的目標，保持三重底線，已經難乎其難，不宜再有其他捆綁。”他解釋說。
對此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被認證機構深圳市信息無障礙研究會的秘書長梁振宇。“讓市場決策，而不是政府決策。”梁振宇所負責的機構是社會團體，沒有分紅，但他贊同應該減少對社會企業的束縛，“比方說最多可以拿多少利潤來分紅之類的。”
而實際在這次慈展會試水之前，今年6月份，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就搶先完成了國內首個地方性的社企認證。
據悉，在《順德區首批社會企業認定和扶持工作方案》中，要求申請者必須是企業，民非、社會組織、個體工商戶都不具申請資格，許多民非從事著社企的工作，卻被拒之門外。龍江祥信社工服務中心主任蔡信敏就直指其中的紕漏，認為不能把公益性較強的社企與企業性較強的社企放在一個標準中來認定。
順德區的認定辦法還規定，在資產處置上，企業解散時應將至少三分之二的剩余財產捐贈給其他社會企業或公益基金。
最后，僅有三家機構通過順德區社會創新中心的審核，許多機構由于入圍的門檻較高根本無法申請，這或許為慈展會的降低標準埋下了伏筆。而對“注銷清算財產時的資產處置”和“治理結構”的考察在這次認證中也沒有具體體現。
對于這樣一個民間的認證標準，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表示：“中國社會市場經濟往前發展，最高標準不是政府頒布的。民間認證的話，失敗了也不要緊，大家就吵，聲音也很快就能聽得到，聽到了就繼續改，直到完善為止。”
比認證更重要的是支持政策
深圳市信息無障礙研究會是中國內地第一家專注于信息無障礙環境建設的民間NGO。
《公益時報》記者所訪問的獲得認證的企業，無一不表示這個認證的意義非凡，是對機構工作的認可，慈展會官方更認為“這是我國在慈善事業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突破”。
參與認證辦法制定的單位之一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秘書長張嘉偉認為：“出臺認證辦法的意義就在于對社會企業模糊性界定有一個民間的規范和定義。對于通過認證的企業，有助于其提高社會影響和可持續性，并被消費者和投資者認知，獲得信賴。對于沒有通過認證或沒有參加認證的企業，這套標準有助于其依照認證辦法、指標，對自身的情況進行診斷、對照，發現在組織管理上的問題。這將有助于培育社會企業家精神和社會企業團隊。”
確實，對于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社會企業，這個“民間執照”即使分量有限，也是一次為符合標準的社會企業的正名，可視作引導行業逐步走上規范軌道的開端。但對于從業機構來說，更迫切的需求是，在認證背后應賦予社會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土壤。
對社會企業有深入研究的AHA社會創新中心主任顧遠就曾圍繞“社企認證”這個話題多次發表過觀點，他指出，除了推動社會企業標準制定和認證之外，更“要注重為社會創業者‘賦能’”，“發展社會企業樞紐型組織來為整個行業提供服務”。
深圳市信息無障礙研究會秘書長梁振宇透露說，他所在的機構最近參加了某個社會創業大賽，舉辦方開始對他們的參賽資格產生質疑，但“聽說我們獲得了社企認證，就認可了我們，一下子省去了很多溝通上的麻煩”。
但在他看來，僅僅進行社會企業認證是不夠的。“希望政府能出臺相關政策支持社會企業發展，政府在出臺相關政策的時候，對于這些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的商業公司、NGO、社會企業，要出臺促進性的政策，從而讓社會企業能在市場中搏殺，而不是活在溫室中。同時，社會也不要帶著太多的主觀偏見看待社會企業，要給社會企業多點寬容和理解。”他說。
大連愛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在獲得認證后，負責人吳喆還并沒有看到認證帶來的直接影響，但他表示更希望認證能與實際政策掛鉤。“非常期待(實際政策)。”但他對此表示不太樂觀，吳喆說，“首先是社企的概念并不明確，就沒有辦法得到官方的支持;其次是整體社會認知還無法達到較好的水平，短時間內難形成廣泛關注的社會氛圍。”
“希望認證的委員會能夠在社會創業或創新領域做更多的推介和宣傳，這種更加有針對性的活動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吳喆補充說。
據了解，慈展會組委會曾表示，此次通過社會企業認證的機構將獲得資金、人才、孵化等支持。其中，資金支持包括獲得中國慈展會公益慈善資源對接平臺會員資格，可享受公益合伙人計劃的資金支持;符合聯合國社會企業發展基金使用規定的，可申請不低于100萬美元資助;人才支持包括將根據機構需求，配對評審委員會委員庫中的導師一名，建立專業導師工作機制，提供政策講解、風險評估、社會創業、產品營銷等咨詢和顧問服務;孵化支持則包括通過社會企業認證的機構可優先入住中國慈展會華強北公益創客孵化基地，享受1年免費孵化服務。
但至截稿之時，這些社會企業更看重的配套支持還沒有下文。
“民間執照”看上去很美
服務于視障群體的“上海黑暗中對話”也在此批社企認證名單之中
沒有社會企業定義和認定標準是阻礙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問題，如果有一份適合中國的社會企業認定標準，的確可以解決很多現實問題，甄別出真正的社會企業，從而有利于社會企業的健康發展。
但這樣一個民間的認證是否能最終發展成為那個“適合”中國的社企認證標準呢?
雖然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曾表示，“標準最好不要由政府來認證，否則會失去活力，政府應該給予民間最大的支持”，但如果要制定有利于社會企業的規范管理和針對性政策，使這類機構得到平等對待和享受優惠政策，恐怕還需要比民間和學術定義有更高權威性和影響力的官方來完成，因為，顯然目前民間社企領域尚沒有足夠公信力的機構。
此外，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還處在摸索期，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企業并不多，社會氛圍也沒有到達成熟的階段，這時候出臺的認證辦法難免會讓人感覺到有些空，相應的優惠政策也從而難以制定。
若要給這張“民間執照”增添些分量的話，還需要從業機構多多以商業的手段探索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在大量的實踐中形成社會企業的共識，同時在社會上培育起社會創業家的精神，逐漸普及社會各層面對于社會創業和創新的理念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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