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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騎行真的很累，但非常快樂。同行認識很多驢友，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講臺上的女孩音量明顯高亢，一頭烏黑長發隨著肢體擺動而飄逸，亢奮、激動在她臉上顯露無疑。
在名為“中國間隔年計劃”周年分享會的公益論壇上，近百人認真聆聽了廣州女孩陳靜雯的“間隔年”自白。
2015年陳靜雯拿到中國間隔年基金5000元資助，獨自騎行穿越青、藏線，2016年又穿越了泰國和馬來西亞，她將這一切歸為自己在結束學業后的“心的重生”。
“間隔年”——這是一個在西方國家非常流行的概念，通常指年輕人在升學之前或者畢業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長期的旅行，在正式步入下一個生活階段之前體驗另一種生活方式。
2015年3月19日，中國首個“間隔年”基金成立。目前，已經連續資助兩屆青少年完成了“間隔年”計劃。
但看似火熱的“間隔年”，也正遭遇著現有政策和觀念的挑戰，學業和工作的壓力都令“間隔年”推行起來并非易事。
“間隔年”在中國“火”了
2007年7月，在華中科技大學學習經濟專業的楊琦順利從學校畢業，很快在武漢的一家公司謀得一份不錯的工作，但每天程式化的生活令一個剛從校園畢業的小伙子感到有些不適，用楊琦自己的話說，還想再折騰一把。
那時楊琦只是聽說過“間隔年”這種概念，帶著在校期間積攢的僅有盤纏和一些必要的物品后，楊琦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旅行，他說自己并沒有太多計劃，更多想著讓心靈放空，感受當地文化。
對于一個進行間隔年的青年來說，膽量絕對不是問題，但有時資金卻在前行道路中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他們。
“旅行中見聞還是很多，但對于一個間隔年行者來說，必要費用保障會令間隔年相對輕松，不過，我也鼓勵在間隔年中通過打工來解決一部分資金問題。”楊琦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
到西藏一個月后，所帶的盤纏已所剩無幾，楊琦想著去尋求點生活來源，畢竟“間隔年”不能這樣就草草結束。多次嘗試后，憑著早前校園電視臺的經驗，楊琦成為了西藏電視臺的一名記者，獲得的收入繼續拾起自己“間隔年”計劃。
如今，楊琦在深圳創辦了一家名為“秋天文化”的傳播公司，經營起了自己的事業，而當初“間隔年”的經歷也為他如今事業增色不少。
“在西藏能聽全國各地人的心聲，大伙兒都卸下了自己的外表包裝，更多以一種人內心的心境去接觸對方，能聽見最真的對方和自己，有這些經歷后，你會覺得面對再困難的事兒都能夠克服過去。”楊琦說。
2015年，喬新宇聯合幾個朋友共同發起成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間隔年公益基金”，專門用于支持有著“間隔年”夢想的年輕人。
“當時做這件事情，目的是希望年輕人不要在社會的大潮中隨波逐流，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無論義工旅行，還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年輕人都會有時間和空間安靜地思考，思考一下自己未來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義，然后再進入社會。”喬新宇說，“這使得年輕人除了具備相對獨立的思考能力，還會具有更多的創新意識和更強的社會責任感。”
“間隔年”開放式筑夢平臺
2015年，作為西安工程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李玉鎮參加了2015“中國間隔年計劃”。那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間隔年基金”的首次資助。
“得到這次機會真的很意外，‘間隔年’的概念在國內知曉度并不高，能夠知道并且拿到相應資助的人就更少，我的‘間隔年’也很偶然。”李玉鎮說。
參與2015“間隔年”選拔后，李玉鎮脫穎而出。臨行前老師們呈現兩派，理解和反對皆有之，最終李玉鎮用充分準備證明了自己的選擇。
完成“間隔年”的同時并沒有荒廢學業，帶著漢語教學現狀調研項目，在泰國、老撾、柬埔寨多所孔子學院進行調研。
“與我們之前做的項目相比，‘中國間隔年計劃’是更具有時尚感和緊跟時代發展潮流的，會給人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多數的公益項目面對的都是農村地區和貧困群體，以經濟資助為主;而間隔年計劃這個項目區別于傳統的資助模式，它是一個開放式的平臺，面向的群體更加廣泛，不管什么樣的家庭背景和經濟條件都可以參加;另外就是它更加著眼于青年人精神上的成長和提升，是一種發展的眼光，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和方式。”顧錚錚說。
作為“間隔年”計劃在中國實施，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顧錚錚是“間隔年”計劃的全力推動者。
即便是發展狀況不錯，但“間隔年”計劃的現實也讓顧錚錚看到了推廣的不易。
“當前，傳播力度還不夠大，去年參與計劃申請的人數還是比較少。其實現在的年輕人對‘間隔年’還是有需求的，我們如何讓更多的人知道并且接受這種新的理念，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另外，項目設計和資助模式可以更加靈活，讓更多的公眾和企業能夠參與進來。比如企業的參與除了捐助，是否可以為‘間隔年計劃’的受助人提供一些就業機會。一方面可以延長對受助大學生的支持時間，從間隔年到踏上工作崗位，很好地完成過渡，這樣就可以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力。”顧錚錚說。
政策、觀念仍影響
“間隔年”推行
按照每年一次的方式，中國間隔年基金已經完成第二年的資助，支持8名青少年遠赴世界各地實現自己間隔年夢想。但“間隔年”對于普通公眾來說，由于國內現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讓“間隔年”的推行實施之路并不平坦。
和部分老師們不理解李玉鎮在大學求學期間計劃前往多國孔子學院調研一樣，已畢業的陳靜雯想獨自騎行穿越青、藏線，一開始也遭到了父親的反對，家長們大多認為，求學、工作這才是正當的人生成長規劃途徑。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長鄧希泉在接受《公益時報》采訪時候表示，目前國內配套制度的不足，讓間隔年的實施面臨一些困難和風險。比如由于就業和升學的壓力，讓很多大學生不敢選擇“間隔年”。因為畢業之后，如果不及時地就業和升學，就會遇到一些問題或者失去一些機會。在大學就讀階段，休學也并不容易。
“青年人在實施間隔年的過程中，依靠自己的能力打工賺錢的難度較大，一是這樣的機會較少，另外一個就是保障制度不完善，會遭遇諸多風險，比如欠薪的風險，缺乏勞動保障等。因此在實施間隔年計劃的時候，要如實告知參與間隔年計劃的年輕人所面臨的風險，并且幫助他們采取一定的措施，來避免風險，保證安全。”鄧希泉補充道。
對話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長鄧希泉
《公益時報》：究竟什么是“間隔年”?
鄧希泉：“間隔年”最初發源于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是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社會步入現代化進程、國民普遍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的發展階段，才可能出現的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主要是一種青年現象。與此同時，社會對青年如何更好地成長發展進行反思，日益重視青年群體的自主精神，更加關注青年自主的積極發展，這也是“間隔年”能夠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公益時報》：“間隔年”意義幾何?
鄧希泉：“從以前的發展路徑看，絕大部分青年人從小到大，一直到大學畢業，一般都是在成人意志安排下，循規蹈矩地沿著既定的路線在走。這種發展路徑，有可能導致部分青年依賴性較強，社會適應性較弱。他們在進入社會之后，碰到困難就不太會處理，很容易與成人世界、同輩群體產生沖突，處理不好關系。間隔年的意義在于，讓青年有一個機會擺脫既有的環境，充分發揮自己的主體性和主動性，為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而不懈努力，在這個過程中認清自己的優勢和不足，從而更好地融入社會。
《公益時報》：中國“間隔年”現狀?
鄧希泉：目前國內配套制度的不足，讓“間隔年”的實施面臨一些困難和風險。比如由于就業和升學的壓力，讓很多大學生不敢選擇“間隔年”。因為畢業之后，如果不及時地就業和升學，就會遇到一些問題或者失去一些機會。在大學就讀階段，休學也并不容易。青年人在實施“間隔年”的過程中，依靠自己的能力打工賺錢的難度較大，一是這樣的機會較少，另外一個就是保障制度不完善，會遭遇諸多風險，比如欠薪的風險，缺乏勞動保障等。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使我國進入發展新階段，“間隔年”這一概念在中國的興起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是一種新潮的生活方式。
《公益時報》：“間隔年”計劃應該如何實施?
鄧希泉：“間隔年”計劃在內容設計方面可以更多地體現大學生群體的特色，除了義工、騎行等大家比較常見的規劃，與大學生專業相關的“游學”和“調查訪問”也可以作為重要內容。在實施間隔年計劃的時候，還應該有國際化的眼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 本報記者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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