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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清朝蘇州人沈寬夫興辦的義莊，內有土地數千畝，用來救濟社會上的窮人。圖為沈家樂善堂。
作為清代中國最著名的經濟都市，蘇州不僅經濟發達，文化昌盛，而且慈善事業也極為興盛。這不僅表現為善會、善堂等慈善機構的數量眾多，規模宏大，從中反映出地方士紳或有力者對慈善事業的熱心，還表現為工商業者對慈善事業的廣泛參與。相對于全國其他地區而言，清代蘇州慈善事業的舉辦者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情況，既有官方主持的，又有地方社會(主要是地方士紳)主持的——其中一部分并得到官方的指導或資助，還有工商業者主持的，表現出鮮明的地方特色。
由地方社會創立主持并得到官方資助的機構
由于養濟院收養的貧病孤老人數有限(各地不同，多在五十名至二百名以內)，等待救濟的人卻很多;而且，官辦養濟院在經營過程中的腐敗現象也日益嚴重，導致機能漸趨衰廢。在這種背景下，作為養濟院的補充手段，由地方社會主持的民間慈善機構如普濟堂、育嬰堂等逐漸興盛，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資助，在慈善救濟事業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康熙四十九年(1710)，蘇州士紳顧如龍等仿照北京的做法，募資在長洲縣境內虎丘普濟橋(今蘇州社會福利院)創建普濟堂，“收養貧民略如京師堂制”，兼收男女。乾隆三年(1738)，蘇州士紳吳三復又在吳縣盤門外設置普濟堂，專門收養病婦。至此，先前設立于虎丘的普濟堂則改為專收男性。所以，民國《吳縣志》將在吳縣者稱為“女普濟堂”，在長洲縣者稱為“男普濟堂”。普濟堂分設男女，這可能是蘇州特有的情況。
地方社會主持的慈善事業
蘇州慈善事業結構圖
根據對同治《蘇州府志》、民國《吳縣志》、《吳門表隱》、《桐橋倚棹錄》等資料進行的統計，蘇州同城而治的吳、長洲、元和三縣，各種善堂、善會至少有九十三個。
蘇州的善堂所從事的慈善事業，涉及收養貧病孤寡老人和棄嬰孤兒，援助儒士的遺孀遺孤及寡婦、節婦，收留老病流民，施粥，施藥，施棺代葬，掩埋路尸，寄柩權厝，設義塾代教貧苦子弟，教育不孝子弟，放生惜字等各個方面，可以說無所不包。
從善堂施濟情況可以看出，既有專門的機構，又有綜合機構。一般而言，一二人獨創，經費有限，這樣的機構往往限于一兩個種類的救濟，而集多人之力創設的機構，經費較充足，往往具有綜合功能，救濟對象和范圍較廣。
統計結果表明，蘇州慈善事業最重視施棺代葬，這應該是因失業貧困而造成無力營葬，路多倒斃者的社會現實的反映。而慈善機構設立義塾，注重教育貧困子弟，應與蘇州地方文風鼎盛，重教尚文的風氣有關。
宗族義莊
蘇州不僅是義莊的策源地，而且也是清代義莊最為盛行的地區，義莊的數量和規模，在全國無與倫比。據統計，清代蘇州府共設義莊一百六十八個，以一府之地而有如此眾多的義莊，這在全國是僅見的。
義莊是以義田為主體、以贍養貧困族人為宗旨的宗族共同體。雖然義莊有倉庫、宅第、宗祠、義學等建筑物，有約束族人的莊規，但土地是義莊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因而義莊的規模主要表現為義田的多少。從江南各地義莊的情況來看，土地多者達數千畝，少者只有一百余畝。而蘇州義莊規模普遍較大，以同城而治的吳、長洲、元和三縣為例，土地在一千畝以上的有三十九個，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五;五百畝至一千畝的有二十一個，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點四;五百畝以下的只有三個，占總數的百分之四;數量不明者有六個，占百分之八點七。其中范氏義莊義田最多時達五千三百余畝，在乾隆、嘉慶年間還擁有市房一百余所，年收入達一萬兩銀子。
蘇州義莊數量多，規模大，與蘇州多富室的背景有關。所謂的富室，主要包括兩類人：一類是擁有特權并有外來收入的官宦士紳，這與蘇州人文鼎盛、科舉仕宦者多的情況是分不開的;另一類是經商治生、發財致富的商人，這又與蘇州商品經濟發達密不可分。而后一類人，往往通過捐納的途徑買取功名，從而躋身于士紳階層。因此，蘇州的義莊大多是由有官、紳身份的人創建的。
創建義莊的人往往具有深刻的同情心，對慈善事業懷有熱情。如義莊的創始者范仲淹就是一個“平生好施與”的人物;申氏義莊的創建者申時行除置田建莊外，還“創建言祠，助修吳學，捐學田，及貼兩縣役諸費”;滎陽義莊的潘麟兆“世居吳中，力行善事，不可枚舉”。這樣的例子甚多，無須多舉。如果說財力充足是建立義莊的物質前提，那么基于人道的同情心則成為建立義莊的心理基礎。
義莊的慈善活動是多方面的，陸潤庠《杭氏義莊記》中說：“凡族中貧乏不能自存者月有支，孤寡殘疾無以為養者月有支，病歿殯葬婚嫁生育之費以及子弟之課讀、春秋之賓興，莫不各有所給。”潘世恩記汪氏誦芬義莊說：“同族繁衍，或貧乏不能自存也，將使寒者衣之，饑者食之，婚喪者赒助之，才優而秀達者又獎勵而裁成之。”類似的說法在各義莊的規條中都能見到。可以說，贍貧、養老、恤病、助婚、送葬、勸學等是義莊施濟的主要內容。為數眾多的義莊，在清代蘇州的慈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工商業者舉辦的慈善活動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蘇州城市的繁榮，興辦慈善事業成為會館、公所的重要職能。工商業組織的善舉，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安定，減輕了地方政府的壓力，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官府的褒獎和支持，從而使會館、公所的慈善活動愈趨活躍，成為清代蘇州慈善事業中不可忽視的現象。
蘇州的善堂至少有九所是外來商人建立的，如徽商的誠善堂、紹興商人的培德堂、句容商人的丹霞義園等，它們“專備鄉人寄柩權厝”，“埋瘞同鄉棺木”。但這些記載較為簡略。
從碑刻資料看，最早辦理善舉的工商業組織是書坊業的崇德公所。康熙十年(1671)蘇州書坊業建立崇德書院，“為同業訂正書籍討論刪原之所，并同業中異鄉同伙，如有在蘇病故，無力回鄉者，代為埋葬獅山義塚”。從乾隆年間開始，會館、公所辦理同業善舉的情況逐漸增多，創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陜西會館“建普濟堂，以妥旅櫬”。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潮州會館碑記》也有“襄義舉”的說法。嘉慶、道光以后，這類情況更為普遍。但至清代中期，工商業組織的善舉內容仍大多限于同業人員死后施棺、停棺和代葬。至同治、光緒年間，工商業組織舉辦的慈善活動達到鼎盛，不僅善舉的內容豐富多樣，甚至有些公所就是在善堂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如染坊業公所稱為培德堂，性善公所稱為性善局，皮貨業裘業公所由“輪流辦理周恤同業善舉”的楚寶堂演化而來。
與地方社會主持的慈善機構不同，工商業組織主持的善舉經費，不是向社會倡募，而是在同業內部籌集。籌集的方法，一是同業分攤，如布業尚始公所，“同業公議，各伙友愿于薪俸內每一千捐錢十文，店主人亦復照數捐助，抵充辦善經費”;二是自愿捐款，如紅木梳妝業三義公所即是“無論開店、開作，歸開主每月自愿，出捐一文善愿，并不外募，作為生養葬之費”;三是分攤與捐助并行，如鋼鋸公所，“身等所需經費，邀集公議，按店計爐灶一只，每月提捐錢一百文，作為辦善之資，不準勸捐外業店伙苛派勒捐之議。如遇同業捐助，聽從自愿”。雖然各會館、公所的經費有多有少，但因為有比較固定的來源，會館、公所的善舉經費一般都比較充足，從而能保證同業慈善活動的持續進行。
善舉的內容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貧困失業、年老孤苦者給予生活補助。如綢緞業七襄公所規定：“如同業中有老病廢疾不能謀生者，有鰥寡孤獨無所倚藉者，有異鄉遠客貧困不能歸里者，由各肆報之公局，令司月者核實，于公費中量為資助。”圓金業興復公所規定：“至年老無依，仍照舊章，公所養贍。”
第二，病者給藥醫治，死者給棺掩埋。如絢章公所規定：“凡同業之人，生則醫藥，死則殮埋。”紅木梳妝業三義公所對“有病無力醫治”者，“由公所延醫診治給藥”，“設或身后無著，給發衣衾棺木，暫葬義冢，立碑為記”。根據財力大小，有些會館、公所對于外地年老病故者“買棺成殮，安送歸鄉”。而更多的則是購置土地，立為義冢，就地掩埋。
第三，救濟病故同業家屬，或為失業人員創造就業機會，如估衣業云章公所即提出：“凡有同業伙友……倘病故無著者，照章給資，以備棺殮一切。所遺孤寡無依，亦由公所按月貼錢敷度。”興復公所，“經同業公議，停收學徒，俾使失業各伙，即可設法安插，不致有流離失所之苦”。
第四，創辦學堂，為同業子弟提供就學機會。如置器業集德公所行規中議定設立義塾;石業公所在施行救濟的同時，還“擬設知新蒙小學堂一所”，“延師教授同業子弟”;銀樓業安懷公所也打算在經費充裕時設立“普通小學堂，教授同業子弟”。(摘自《蘇州文化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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