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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高文興
農民用手機給作物做標記，查看市場價格
船主穆卡薩使用手機解決賬單問題，給當地貿易商結算
過去十年，非洲經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手機繁榮。1998年，這個大陸的手機擁有量不超過400萬，而現在超過了5億。僅在烏干達就有1千萬人，或約30％的該國人口擁有移動電話，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迅速增長。對于非洲來說，這種隨處可見的設備不僅僅是方便的通訊工具，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手機在非洲欠發達地區擁有巨大的經濟潛力。一份2005年的倫敦商學院的研究報告發現，發展中國家每100人增加10部手機，其國內生產總值上升0.5%。手機網絡不僅能夠促進通訊和金融發展，更將有關農業和醫療保健的重要信息傳播到了易受到干旱和疾病的影響的偏遠農村地區。
但是，在這些非洲國家中，尤其是在那些成人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不能讀或寫的國家中，這些信息是如何被理解和運用的呢？智能手機對于多數非洲人來說還是比較遙遠的，而非智能的手機怎么又能處理那些復雜而詳細的信息呢？
案例1：手機錢包微經濟
卡森賽羅(Kasensero)是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岸邊的一個小漁村，距離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有200公里的車程，往西南方向前行可達坦桑尼亞邊境。最后40公里是一條崎嶇不平的紅土路，雨天將變成泥濘的野戰訓練場。
該鎮主要街道的盡頭就是非洲最大的湖泊，以及該鎮的主要經濟來源。湖泊沿岸一字排開地泊滿了數百個長而窄且堆滿了漁網的漁船，在這里捕獲的巨型尼羅河鱸魚正被運往岸邊的工廠做初步加工處理，再包裝送到坎帕拉以供出口。
俯瞰岸邊的一排房屋末端有一個鮮黃色外觀的建筑：這是這個5000人口的村莊中兩個手機錢包代理商的其中之一。在里面，漁民本·努蘇布加(Ben Nsubuga)正準備把周薪存起來。
他將手中的一疊現金交給桌對面的女人，對方在賬本上記錄下該存款并交給他一個代碼，他把這個代碼輸入手機中。對方只收取了一小筆費用，而且幾分鐘內就完成了這筆交易。
“在有這種服務之前，我必須隨時帶著所有現金。”他說。附近根本沒有銀行，而且在過去，每當努蘇布加回家給家人帶錢，他都很擔心在走出卡森賽羅的這條漫長的路上被搶劫。“現在我通過這種方式匯款就可以了。”他拿著手機示意道。這筆錢通過短信傳輸，而且他可以在任何手機錢包代理處提取現金。
他說，最大的問題還是網絡，這些地區非常不穩定，讓客戶往往沒辦法隨時取到他們辛苦賺來的現金。
船主阿蘭·穆卡薩(Allan Mukasa)是該村的副村長，他說：“不知道為什么，它確實讓這里的生活變得更好。”卡森賽羅居民不僅可以長途匯款，他們還可以將銀行的錢在手機上相互轉賬，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鎮建立起了一個微觀經濟體。“我們還用它來支付水費、電費和學費。”穆卡薩補充說，手機錢包還有可改善的空間。“以前，我們不知道如何存錢，現在，我們則希望有一個更好的銀行體系，讓存款有生息的可能。”
在20世紀80年代初，卡森賽羅是世界上第一個全區范圍的艾滋病疫區，1986年，其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于這種疾病。今天，這個村鎮正試圖擺脫這充滿創傷的過去，而且如果說這個黃色辦公室外面排起的長龍有什么啟示的話，那就是它繁榮的未來。現在，卡森賽羅村民的錢不再偷藏在床墊之下，它徘徊在電波中，想要取現或者匯出，只需觸摸一個按鈕，支付一點費用就可以了。當然，信號允許的話。
案例2：用智能手機來耕作
還是在烏干達，在這個貧窮國家的北部村莊拉古德(Lagude)，一戶小木屋的主人西蒙·奧博亞(Simon Obwoya)非常遺憾地說他不能展示他的智能手機了，因為兩周前它被帶去坎帕拉維修了。沒有它，他無法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也就無法在這個異常艱苦、飽受干旱的土地上耕作了。
去年12月，43歲、已婚并育有8個孩子的奧博亞，受格萊珉基金會(Grameen)招募成為旗下員工，接受智能手機使用的培訓。現在，除了能夠接收關于天氣、動植物健康和市場價格的建議并將其發送給其當地村民，他還可以收集在他那登記過的農民信息，并將其發送回格萊珉。
該基金會在烏干達開展項目的所有地區中，古盧(Gulu)是問題最多的。20多年來，烏干達北部的大部分一直是戰區。臭名昭著的圣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長期盤踞于此，大批難民被迫逃到艱苦的流離失所者營地。2005年，圣主抵抗軍被驅逐后，人們開始慢慢返回家園。但20年的沖突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社會的信任，工作的動力以及生命和物質財富。豐富的農業知識也一并丟失，而西蒙正在努力將其恢復，并使之現代化。
就在日落之前，格萊珉的一名工作人員騎著摩托從古盧鎮給西蒙帶回了他修好的手機，西蒙很開心，并立即準備給它充電——在一個沒有電的村莊這算得上是壯舉。作為租賃合同套餐的一部分，西蒙獲得了一個名為“Readyset”的鋰離子“智能電池”，它還可以給LCD燈和收音機提供電力。
他把電池連接到貼在自行車后輪的動能發電機上，并開始蹬車。這個村已經習慣了西蒙蹬自行車給手機充電的奇觀，他經常需要騎上幾個小時。
不幸的是，它不像理想中那么有用，有時他還必須將電池帶到當地的交易站去充電，而這是需要付費的。
在西蒙的田地中，他種植了玉米、木薯、花生以及各種豆類，作為格萊珉的員工，他還管理著更廣闊的田地，涉足附近的5個村莊。在過去6個月內，西蒙還登記300多名想加入該計劃的農民。
想要注冊，農民必須提供有關農場、家庭、收入以及所需改善的事務等等各方面詳盡的細節。該地區的許多人仍然不知道為什么格萊珉不提供實際的物質援助，但西蒙說，他正在努力改變這種思維定勢。“我告訴兄弟們，讓人給你知識，那樣你才能富起來。”
從格萊珉學到的知識真的能讓這一切有所改觀嗎？西蒙點點頭。“尤其是今年，他們警告我們說今年將有一個長時間的干旱，所以我們的許多農民就推遲了播種時間。果然不出所料，農民們保存了種子。”
在格萊珉的幫助下，西蒙還成立了一個養殖社團，他們正擴充其產品，并以不錯的價格賣給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而這也將用于該地區的救濟工作。格萊珉的計劃在古盧起步艱難，前景荊棘重重，但在西蒙用寶貴的智能手機所照料的田間地頭，已開始取得實際成效。
案例3：手機確保醫療品質
史蒂芬妮·考澤拉(Stephanie Koczela)是潘達醫療公司(Penda Health)創辦人之一，她解釋自己創業的理由：“我參加過太多葬禮，這些完全可以預防的病因和可治療的疾病卻造成了他們死亡。站在墳墓的兩側，抱著亡者的孩子，感嘆他們的父母罹患的疾病在其他世界是可以被輕松治療的。”
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Nairobi)的市區內，人口爆炸性增長，鄰近地區人們涌入這個塵土飛揚的大都市。潘達醫療的共同創辦人昂戈斯(Beatrice Ongoce)說：“在肯尼亞，醫療品質與富有程度有關，付越多錢質量越高，沒錢的只剩下差的選擇。”
正由于此，潘達醫療開始為肯尼亞社會的中低收入階層提供可負擔的醫療照護，而科技在這項任務中扮演重要角色。數據顯示，光是在肯尼亞，收入介于前15%與后15%之間的七成民眾，每年花費在門診的醫療費用就約有10億美元。
考澤拉的診所使用無線網絡，讓系統完全連接移動通訊。通過網絡，診所員工發布短信到病人的手機上，提醒病患正確用藥時間與方式，或是告知病人前來診所向醫師報到。
潘達醫療現正努力發展自己的電子病歷系統，在未來讓肯尼亞境內外的醫療專家都能在線進行研討工作。
考澤拉說：“我們要成為中低收入民眾最友善和質量最好的醫療供應商，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有高科技系統。”
對于一些肯尼亞民眾來說，要前往最基本的衛生中心恐怕是遙不可及。若生活在農村，要找到一名醫師，恐怕要花一整天時間，如果需要轉診給專科醫師，又是另一趟跋涉旅程，很可能再加上漫長等待。
而在人們口袋里的手機，則是為偏遠地區人們提供尋求醫療技術的最有效途徑。而據可靠的數據表明，再過三年，非洲的手機的數量將趕超美國。
非洲醫療研究基金會成員弗蘭克·奧迪安博(Frank Odhiambo)說，遠距離醫療項目的回饋是顯而易見的：“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是向最遙遠的地方、最不抱希望的人們提供解決方案，科技就像在變魔術一樣。”
（高文興/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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