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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菅宇正
■ 本報記者 菅宇正
2017年9月19日，首屆一丹獎獲獎名單正式公布。作為其一手創辦的全球最大單項教育獎，陳一丹身著正裝出席在香港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并向兩位獲獎者表達了祝賀和感謝，祝賀他們能夠從眾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也感謝他們在教育研究和創新方面所作的杰出貢獻。
2013年正式卸任騰訊首席行政官的陳一丹這些年并沒有選擇遠離公眾視線，轉而更多地出現在媒體聚光燈下，只是與以往不同，他出席的大多是公益類活動，而媒體對他的稱謂也越來越多：騰訊集團主要創始人、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發起人兼榮譽理事長、陳一丹公益慈善基金會發起人、武漢學院創辦人、一丹獎創辦人、互聯網公益第一人、中國首善等。對于這些不同的身份和標簽，陳一丹并不太在意，他說：“身份、標簽不重要，我在乎的是在當下的崗位做有益的事。”
在獨立的會客廳內，陳一丹接受《公益時報》獨家專訪，講述了這些年和他有關的公益歷程。
“一丹獎”，匯聚教育理念的平臺
2016年5月22日，“一丹獎”在香港正式設立，旨在于全球范圍內評選并表彰對教育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或團體，高達3000萬港元(約380萬美元)的獎勵也使得該獎一躍成為迄今為止全球獎金額度最高的教育類獎項。對此，陳一丹的態度很明確：為教育，投入再多錢都值得。“雖然高考成績不理想，沒能進入理想的大學，但不可否認，教育改變了我的人生，所以，這些年來一直希望為推動教育的發展做些事情。”2013年的一天夜里，陳一丹曾在自己的筆記本中寫道：設立突破宗教、種族、國家限制的人文鼓勵獎項，旨在鼓勵倡導人類對宇宙人生的領悟和貢獻。“在我看來，一丹獎是一個平臺、一種媒介，除給予獲獎者鼓勵和肯定外，它能夠讓更多的學者、機構聚集在一起，讓優秀的教育理念相互溝通、交流，這是最重要的。”
一丹獎成立之時，陳一丹個人捐贈的25億港元(約3.25億美元)便已全部捐贈完成，資金由新設立的慈善信托管理，并設立一丹獎基金會負責具體項目運營。而如此大額的捐贈，此前并未被太多提及。“25億捐贈資金是一次性現金捐贈完成，為了保證一丹獎的持續運作，同時設立一丹獎基金會以及慈善信托。對于慈善信托而言，有專門的慈善信托管委會負責財產的管理及投資，保證充足的現金流支持一丹獎未來的發展以及獎金的發放;而一丹獎基金會在香港設立，專門負責運作一丹獎，包括與全球候選人、研究機構的對接、具體工作的執行以及獎金的發放與分配等。”
一丹獎選擇在香港設立，并以慈善信托的方式運營，有人認為是出于對內地慈善信托稅收優惠政策尚未明確的考慮。對此，陳一丹表示，之所以選擇香港，一方面是考慮到香港的政策、法律、信托、財務、運營等方面都處于國際水平，但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獨特的、中西薈萃的位置優勢和國際大都會的文化氛圍。“一丹獎本身的定位是國際性的獎項，而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中西文化、人才和思想匯聚融合的地方，在這里，可以更好地與全球不同國家或地區溝通和交流。”陳一丹說道，“過去十多年的時間，內地公益慈善行業的法律環境進步非常之大。《慈善法》尤其具有代表性，為行業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時，還使得包括慈善信托在內的新事物也逐漸發展。但法律的出臺到具體的落地執行，中間還需要有相應的實施條例，并且需要在具體實踐靈活調整，這還需要一個過程。”
首屆一丹獎的兩位獲獎者分別來自美國和哥倫比亞——美國斯坦福大學的Carol S. Dweck教授和哥倫比亞新學校基金會(Fundación Escuela Nueva)創辦人兼總監Vicky Colbert分別獲得一丹教育研究獎和一丹教育發展獎，每人將獲得3000萬港元獎金以及一枚純金獎牌。
而談到是否有中國學者申報時，陳一丹說道：“一丹獎下設兩個獎項，一丹教育研究獎和一丹教育發展獎。在首屆的一丹教育發展獎候選者中，來自中國的申請數量位列前三。但最終的評審是由獨立的評審委員會負責，‘優秀中選優秀’這樣復雜又頭疼的事情還是交給專業的人士負責，我關注的是持續維持一丹獎整體的架構和機制。”
執著教育，始終踐行“解行并進”
2013年3月20日，陳一丹正式辭去騰訊首席行政官，在給內部全員的郵件中，陳一丹寫道：“放開騰訊管理職務后，我依然是騰訊人，仍將繼續為騰訊事業的發展貢獻所能。同時在今后的實踐中，除了陪伴家人外，也會秉承騰訊精神，投入更多精力在社會公益和教育事業上。”
顯然，陳一丹對新的事業有著很高的熱情。正式卸任后第9天，陳一丹捐贈1000萬元人民幣在深圳成立陳一丹公益慈善基金會，并推出“一片丹心”和“一樹丹楓”兩個公益品牌計劃，前者主要支持傳統教育公益項目，包括《弟子規》公益親子課堂項目、陳一丹伉儷圖書館項目、慈英獎項目，后者則主要開展傳統梵唄音樂傳承項目、苗繡、以及非遺文化項目等。對于成立個人名義的基金會，陳一丹稱當時并沒有考慮太多，只是希望在公益和教育方面做些事情，“現在基金會有專門的項目在持續推進，但在當時，我并沒有考慮太多，覺得應該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開展公益項目，更像是一種‘隨緣’的狀態。很多時候，我做公益，都是以這種心態開始的。”
的確，這已不是他第一次隨緣開始的公益歷程。2006年，武漢的一所獨立學院找到陳一丹，希望他投資。陳一丹最初對這個項目并不感興趣，后來認為可以采取“公益辦學”這個方式做高等教育。2007年，陳一丹開始了對武漢學院的捐助。而此后，為了能夠推動這所高校的制度改革，當好一個辦學人，他用了近9年時間，直至2015年5月28日武漢學院正式脫離母體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成為華中第一家非營利的民辦本科高校。但對于以辦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的陳一丹而言，這僅僅是一個開始。2016年12月5日，陳一丹宣布，湖北一丹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完成首輪共建基金募集，資金將全部用于支持武漢學院的持續建設發展，這是中國民辦高校首次以共建基金形式完成捐資募集。對于為何要如此執著地為教育而付出，為心中對向往的教育模式而努力，陳一丹說：“如武漢學院的辦學宗旨‘公益辦學’一樣，就是用公益的方式辦一所非營利的民辦高校，讓它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我對于教育的認識和關注，是因為秉持著‘解行并進’的理念。它是一個過程，一個在不斷交流學習、實踐中，對教育有新的理解、新的認識的過程，而在新的認識中，愈發覺得教育的重要性，從而更加堅定認為教育值得去付出和投入。我本人對此深深地認同，并一直為之踐行。”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的十年：越透明，越收獲
曾經作為騰訊首席行政官，陳一丹全面負責騰訊行政、法律、人力資源事宜，亦負責集團的管理機制、知識產權、政府關系等。2007年6月26日，騰訊出資2000萬元人民幣在民政部正式注冊成立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騰訊基金會”)，開創“先河”，成為互聯網行業中第一家成立公益基金會的企業。彼時，互聯網行業快速發展，騰訊作為其中的弄潮兒，正與眾多企業相互角力，其互聯網增值服務、移動及電信增值服務、即時通訊服務等業務均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對于為何選擇那時成立基金會，陳一丹說：“企業的發展，終究還是要回饋自己的用戶，我們希望做一些事情，但希望形成自己的體系和制度。”
2004年6月1日，《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出臺，非公募基金會正式登上中國公益舞臺，打開了民間資本進入公益行業的閘口。兩周后，騰訊在香港掛牌上市，且一度成為中國第一高價網絡股。“很高興騰訊的發展與這個時代十分吻合。”陳一丹說，“騰訊一直都在參與一些公益活動，2004年騰訊上市后，怎么樣才能把公益做好成為了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而在國家有關部門逐漸以開放的姿態歡迎民間資本加入時，騰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公益理念，即成立自己的基金會，企業每年從利潤中拿出一部分做為資金保障，而基金會形成自己專業團隊，運作公益。為此我們做了很多準備，正式提交注冊申請后也得到了有關部門的支持和肯定，之后進展非常順利，我們成為了互聯網行業第一家成立基金會的企業。”
陳一丹對騰訊基金會未來的發展，并不僅僅是企業出資這樣簡單，而是要繼承騰訊的企業文化，在公益行業中尋找自身的優勢和特色。2008年因汶川地震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公益元年，而對騰訊基金會而言，這一年同樣重要。“騰訊集團和其他愛心企業一樣，地震發生后第一時間捐款2000萬元。除此之外，我們在思考互聯網能做些什么?網民能做些什么?我們原來一直做產品，具有了很多研發能力，比如財付通網絡支付的能力，以及即時通訊軟件連接用戶的能力。搭建一個平臺，一邊連接具備公募資質的基金會，一邊連接眾多網友，我們具備這樣的能力，網友也有著迫切的訴求，捐贈平臺應運而生。而最終的結果我們看到了互聯網所帶來的巨大能力，超過30萬人次累計捐贈善款2300多萬元，超過了騰訊自己的捐贈金額。”
但災難過后無人捐贈的情況隨之而來，陳一丹開始思考如何才能保證平臺的常態化運營。“不應該只是大災大難時才有捐贈和參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導人向善，所以中國人骨子里都有公益慈善的基因，讓這些基因釋放出來，融入日常生活里，形成人人可公益、人人可參與的大環境，成為了基金會新的目標。在不斷的探索中我們發現，用技術的手段讓不同的公益項目透明地呈現在公眾面前，用技術的手段讓公眾可以便捷地參與和支持公益項目，是一種喚醒公眾善心、關注公益的有效途徑，而科技正是那把釋放慈善基因的鑰匙，我們隨即推出騰訊月捐、騰訊樂捐等項目，并與眾多公益機構深度合作。從5年籌款1個億，到1年籌款1個億，再到如今99公益日3天捐贈超過8個億，我們走得并不輕松，但很高興，這條路是正確的，越來越多的網友通過科技的手段參與公益。而騰訊基金會也在這個過程中憑借自身優勢找準了定位和目標。”
成立至今十周年，在技術的推動下，無論在籌款、信息披露、用戶參與等方面，騰訊基金會都無疑為整個公益行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而在陳一丹看來，騰訊基金會最希望改變的，是讓行業更透明、更清晰。“從捐贈人捐贈開始，到公益機構項目執行，再到受助人效果反饋，這當中涉及很多環節，涵蓋包括機構、個人、企業、平臺等不同參與者，是一個公益生態圈，而其立命之根就是‘透明’。基于透明，公眾才能更加了解和信任公益項目，才會選擇支持;同樣是基于透明，公益機構和項目才會不斷創新和發展，吸引更多公眾的支持。”
在陳一丹看來，很多公益組織透明度做不好不是因為太難，而是把透明度建設當成一種負擔，認為需要披露的信息太多、太麻煩，這種觀念應該轉變，應該將透明度建設視為動力。“當你認真做了，會發現你可以獲得更多企業和公眾的支持。我們碰到過很多類似的事情，很多公益機構感謝我們把他們‘逼’進步了。所以很多時候，只是沒能邁開第一步而已，真的走出去，你會發現你得到的更多，你會更有動力去做。騰訊基金會要做的，就是推動公益組織走出去，更透明。”
99公益日：對的事，一直做下去
剛剛過去的99公益日，超過1268萬人次為6466個上線項目捐款8.299億元，加上騰訊基金會2.9999億元配捐資金和1.77億元的企業配捐，累計捐贈金額超過13億元，各項數據再創新高。騰訊聯合眾多公益機構和企業打造的公益節日，依靠配捐的新玩兒法，掀起了整個中國公益行業的狂歡，也顛覆了以往傳統的籌款模式。“互聯網+公益”成為時下熱門，而互聯網籌款更是成了公益組織的必修課。
但在陳一丹看來，不應該將99公益日簡單理解成籌款的比拼。“騰訊之所以會采用配捐方式，是希望撬動更多公眾參與和捐贈，激發網友的關注和熱情。2015年首屆99公益日，我們看到配捐資金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吸引205萬網友參與;到了第二屆，我們在自有配捐資金的基礎上號召更多企業、愛心伙伴加入，同樣取得了很大進步;而今年，來自于公眾的捐贈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提供的配捐資金，配捐機制的初期效果已經達到，網友的捐贈熱情和關注度已經被激發。一個項目最終成功與否，并不是獲得多少配捐資金，而是能夠獲得多少愛心網友的支持、慈善的常態化以及公益生態的持續健康發展。”
“無論是草根NGO，還是國字頭基金會，通過99公益日獲得公眾捐款、配捐資金，都不應該是最終目的，應該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如何通過我們搭建的平臺和節日，讓更多的愛心網友認識項目、了解項目，進而認同項目、支持項目，贏得公眾的支持和認可才是最重要的，這才是我們發起99公益日的初衷和目的。配比資金只是吸引公眾的一種手段，而3天的活動，只是給公眾傳播公益理念，號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養成關注公益的習慣。”
從第一屆99公益日過度刷屏、消耗愛心，到今年飽受爭議的“套捐”、“刷單”，關于99公益日的質疑聲從未間斷，陳一丹認為是整個公益生態不同發展階段呈現出的不同現象和問題，應該以開放的眼光看待，同時積極地予以應對和解決。“其實出現刷屏的現象，反而不算是壞事，就像前幾天朋友圈刷屏的‘一元購畫’，引發了全民關注和參與。而‘套捐’，一些機構把錢分散出去再捐回來，從中套取配比資金，原本用來幫助受助群體的錢，現在反而更改用途拿來套捐，這在法律層面上已經涉嫌違法，只要舉報，我們查實后立即處理，絕不姑息。而對于公益項目中存在的‘刷單’現象，是把技術往錯誤的方向引入，對平臺而言，違背了我們制定的規則，破壞了整個活動的公正性，我們不但不鼓勵，而且也會堅決抵制這種情況。”
而對于外界猜測未來騰訊可能會停辦99公益日，陳一丹說：“99公益日無論在公益理念的傳播，還是互聯網公益模式的發展上，都是成功的，這也是騰訊一直致力于推動的事業。所以無論從內在動力還是未來發展前景上，騰訊只會將其辦得越來越好，而在資金的儲備上，騰訊基金會的資金池足以支撐99公益日今后的發展。更加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認為99公益日是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只要它有推動公益慈善的價值，就有持續辦下去的理由。”
中國公益行業進入了黃金時代
“當下，中國公益已經進入了黃金時代。”這是陳一丹對中國公益行業發展至今的認識，他說，“整個大環境都是非常適合行業發展的，法律政策在不斷完善，而且是以一種開放、鼓勵的姿態，讓一批批的企業家、社會機構根據自己的理念和認識投身公益，憑借自身優勢和經驗推動著包括環保、教育、醫療等領域的進步。雖然說商業與公益的最終目的不同，但像戰略部署、項目執行、財務預算、人力資源優化等商業手法同樣適用于公益行業，企業家的加入，無疑會為公益行業帶來新的思維和經驗;其次，科技手段的引入，讓中國的互聯網公益不斷完善、不斷進步，而技術的創新還將為整個公益生態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再者，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身到了公益行業當中，這當中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隨著行業的逐漸發展，越來越多的具備專業能力的青年選擇公益作為職業，這無疑會推動行業更快、更好地發展;其二，是隨著科技手段的引入，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關注公益，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為實現人人公益的理想更進一步。”
“在與其他國家的交流過程中，我們同樣看到，時至今日中國公益行業已經探索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互聯網公益，且在全球范圍內我們做得最好，它符合我們國情和社會需求，是任何一個國家無法復制的，這樣的成果來之不易、且是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應該更加珍惜。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還將有不同形式的問題出現，我們應該以一種開放的態度看待問題、直面問題、解決問題，需要法律不斷完善和優化，需要公益機構不斷提升專業能力及自律，需要平臺不斷完善和審核，更需要每一位公眾和媒體的監督，每個人都成為公益的參與者、傳播者以及監督者，大家共同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維護公益生態體系健康發展。”
訪談結束前，習慣性地問及對公益的理解，陳一丹說：“中國的先哲們很聰明，解文拆字最厲害，我的理解是：公益公益，對公有益。公益不僅僅局限于慈善的范疇，也不單單是捐錢，有人失落時給一個善意的微笑，有人傷心時一個溫暖的關懷和問候，做一些力所能及而又對大家有益的事情，就是公益。再比如教育，在我看來，教育就是‘教+育’，恒在教學，重在育人，‘教’是教授技能、知識以及認識世界的能力，‘育’是育人的品格、人生觀、價值觀，所以‘教育’的含義遠超學校所培訓的知識理念，而是一個人所應該具備完整的知識體系和德行、觀念。”
整個訪談過程中，陳一丹多次提及透明化建設，在他看來，公益行業的發展，最根本的問題是透明和信任，而二者又是互生互利的關系，只有機構更透明，才能讓人更信任，而只有更信任，也會推動公益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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