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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喬衛不是一個按傳統思路出牌的公益人。采訪之前他就叮囑《公益時報》記者，千萬不要寫一大堆采訪提綱給他，那樣會讓他覺得不自在，聊起來也不痛快。業界熟悉喬衛的人都管他叫“喬老爺”，許是調侃，許是尊敬，喬衛倒也不推不惱，就那么笑瞇瞇地應著。
6月4日下午6點，《公益時報》記者對喬衛進行了采訪。他身著藍色格紋長袖襯衣，灰色褲子，休閑隨意。花白的頭發，開朗輕松的笑容，隨意自然的談吐，時而在細微處表現出的細膩和親和，很容易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喬衛告訴《公益時報》記者，他是地道的北京人，打小住在芝麻胡同，熟悉這個城市的一草一木。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喬衛成為當年第一屆大學生，學了工科。大學畢業后，他留校在團委工作，兼做人才學、社會心理學等教學工作，在學校一待就是6年。1988年，調至北京團市委工作。2000年，調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兼任北京市港澳臺僑同胞共建奧運場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對喬衛來說，他的人生轉折發生在北京奧運申辦成功之后，水立方場館的籌建開始。這也是他繼1993年在北京市團市委組建志愿者隊伍之后，與公益慈善事業的又一次親密接觸。
2001年中國申辦奧運成功之后，大家都很高興。很多僑胞希望能為中國第一次舉辦奧運會貢獻一份力量。最后應廣大海外僑胞的要求，經過北京市委市政府慎重考慮，決定拿出一座場館來，交由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和臺灣同胞捐資共建，最終確定了水立方。該場館扣除了規劃設計等前期費用，建設的總資金是1億美金多，按照當時8.3的匯率計算，相當于8-9億人民幣。
2003年7月間，北京舉辦了一系列慶祝申辦奧運成功兩周年的紀念活動，北京僑辦也邀請了70多家海外華文媒體參加。不過，媒體的朋友們還都不知道，除了了解北京籌辦奧運會的進展情況外，還有一個與海外僑胞相關的“重大消息”即將公布。他們只是被告知，15日晚上有重要采訪活動，務必出席。
2003年7月15號晚上，新聞發布會在北京飯店舉行。在各種“長槍短炮“的環繞下，喬衛和他的同事們很平靜地介紹了捐資共建“水立方”的事情。最后，喬衛說：“下面請大家提問，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會回答大家所有的問題。“
讓喬衛感到意外的是，現場回應他的并不是舉手提問，而是，沉寂了幾秒鐘后，在場所有人不約而同地熱烈鼓掌，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喬衛這時候知道，這件事成了!
這場新聞發布會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媒體記者問的最多的是捐贈人的名字如何體現?如何最大程度滿足捐贈人意愿?喬衛說，他都一一耐心細致地予以了解答，因為他理解捐贈人的心情，也不愿辜負每一份來自五湖四海的愛心。
新聞發布會剛開完，喬衛一回到房間，就有一位叫歐陽樂耕的日本華文電視媒體人揣著1000美金要捐給水立方。“我回來給我爸看癌癥，身上就剩這么點錢，全捐給你。”
2004年12月24日上午十點，水立方正式破土動工建設。其后的幾年間，喬衛四處奔走募款，也一次次見證了港澳臺僑同胞對北京奧運會的熱情和愛心。
美國華人積極參與奧運志愿者報名(左二為喬衛)
多倫多華人為奧運捐款(居中者為喬衛)2005年，喬衛陪同領導訪問香港，在港區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舉辦的歡迎晚宴上，他的任務是在宴會開始時介紹水立方建設。喬衛講完已經8點多了，服務員在門口站了一排等著上菜，這時突然有一個年輕的男服務員悄悄走到他身邊說：“您剛才講得真好!我也要捐款。”
為了不讓出席活動的朋友們攀比，喬衛定過一個原則，活動現場只介紹情況，不接受捐款，因此他婉言謝絕。但小伙子誤解了，以為北京只看得上老板的捐款。他把自己的身份證拿了出來，“我也是香港居民，為什么不能收我的捐款?”
看著眼前這張充滿熱情和真誠的面容，喬衛不忍再拒絕，便收下了服務員和他的另一位伙伴捐贈的共2000元港幣，并在一張餐巾紙上寫了臨時收據，記下了他們的地址，回北京后，他很快就將正式捐贈收據寄回。喬衛不無感慨地說，那次香港之行讓他感受到了港澳同胞的大愛，當年的一幕幕至今仍難以忘懷。
喬衛在北京僑辦工作時留影水立方的捐贈資金達到一定數額之后，喬衛主動給北京市委市政府寫報告，要求監察局、審計局定期監察審計，每半年審計一次。他深知這里面每一分錢的分量，也擔不起這份責任。
喬衛表示，自己對捐贈資金的審慎和嚴謹來自當年非典時期的工作經驗和真實教訓。2003年非典時期，喬衛以市政府特命全權代表的身份被派到北京宣武醫院領導醫院改建和救治工作，當時有一位僑胞捐了1000萬，其中500萬元物資，500萬元現金。“最后人家一看捐贈明細不明白了：‘我捐了500萬對吧’?我說‘對啊’!‘那你這支出去500萬零2000是怎么回事?’”其實是這筆資金在帳上放了一段時間，產生了利息，最后喬衛將利息也都一并撥走了。
這件事給喬衛的印象很深——公益慈善捐款，一分一厘都必須經得起審查和考驗。不過，也正是經過了這么一檔子事，這位僑胞對喬衛的做事風格更加了解，原來說捐500萬美金，后來改捐1億人民幣，捐贈額翻了一番。直到現在，他還在支持華僑基金會的公益慈善事業，堪稱“鐵粉”。
為了做到所有捐贈收支的公開透明，喬衛專門為水立方開通了一個專用網站，強調“跑掉一分錢就是丑聞”的原則。“從開始到結束，每個捐贈人的名字這上面都有，捐了多少錢列的清清楚楚。對于每一位捐贈人來說，能明明白白查到自己的這筆錢到帳，才會相信其他人的捐贈也都落到了實處。”喬衛說。
在喬衛看來，愛心不分大小，所以他始終不斷地接收社會公眾的小額捐贈。時任北京市領導也表示，“就算群眾捐一塊錢，你也得給人家開捐贈證書”。那段時間，喬衛做了很多小證書送給捐贈者作紀念，眾人拾柴火焰高，水立方的社會募捐最終就是這么一點一滴完成的。
美麗的水立方2008年1月，水立方落成后將正式舉行測試賽，即當年的世界青年游泳錦標賽。那時，喬衛已經收到了107個國家和地區的35萬多名港澳臺僑同胞的捐款，總額達9億4千多萬元人民幣。開賽之前，喬衛叫了五六個人專門跑去水立方，游了第一池子水。喬衛說自己那天很開心，游泳池的水質好到可以隨便喝。
2009年7月，喬衛調任中國僑聯副主席，從那時起，他分管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華僑公益基金會)，2010年10月，喬衛擔任華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在他看來，與其他基金會最大的不同在于，華僑公益基金會的創立初衷是希望調動海外僑胞這支特殊的力量來支持國家發展建設。就公益事業而言，海外僑胞既是中國公益事業的先行者，也是主力軍之一，具有深厚的公益慈善認知和長期實踐。華僑公益基金會有義務和責任團結這支力量，為推動國內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2010年春天，喬衛視察北川中學援建項目采訪中，喬衛對《公益時報》記者說起了最讓他自豪的兩件事，一是精準扶貧，二是教育助學。
2018年，喬衛在扶貧攻堅的建檔立卡貧困戶調研中發現，該群體中大約有60萬左右是盲人。根據大數據分析，其中50萬人屬于通過手術可治愈人群。喬衛覺得，華僑公益基金會開展10余年的“光明行”公益項目剛好可以與此相結合，讓貧困致盲性眼病患者在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的基礎上得到必要幫助，恢復正常生活和勞動。于是，中國僑聯、華僑公益基金會、愛爾眼科醫院集團共同發起了“精準脫貧光明行”行動倡議，在眾多基金會的支持下，該項目自開展至今，已在全國20多個省區開展篩查與手術工作，為12萬貧困患者送去了光明。
2018年7月，喬衛出席精準脫貧光明行 新聞發布會
2018年，喬衛在緬甸出席“光明行”揭盲儀式再就是華僑公益基金會開展的“珍珠班”、“樹人班”，吸納那些學習成績很好、但因家庭條件無法繼續完成高中學業的孩子，資助他們上完高中，截至目前已經幫助了7萬多學生。‘光明行’和‘珍珠班’這兩個項目我親身經歷，做的很扎實，效果也很好。我覺得很驕傲，也很欣慰。”喬衛告訴記者。
談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帶給公益組織的影響，喬衛不諱言會有一些公益組織會因此消失或死去，但他說相信那些真正好的公益組織不會死。
“公益組織要不忘初心，堅持做自己，始終堅守固有的、熟悉的專業和陣地，把它做好做透，你就不會有太壞的結果。比如，你的專長是給人治腿，你千萬別想著，現在大家都治胳膊，我也得治胳膊去，那你就完了。一旦偏離了機構宗旨和使命，你就很容易迷失和錯位。”
訪談
嚴格規范專項基金進退皆須表里如一
《公益時報》：近幾年有些基金會下設的專項基金在項目執行過程中陸續出現一些問題。您對旗下基金的管理如何?
喬衛：華僑公益基金會下設的專項基金，工作范圍可以盡可能的廣泛，只要合法合規，你做什么都可以。在運作過程中，我們也充分尊重捐贈人意愿。但作為理事長，我有一個特權，這個權限可能跟大多數基金會設置不一樣，就是我有一票否決權。我從不建議你的資金要用在何處，但我擁有否決你使用基金的權力。在我們基金會設立的專項基金，只要在你的章程之內，你愿意做什么事都行，但是，當我覺得你的資金使用與你的最初想法不一樣時，那就必須拿下，你說什么理由都沒用。
《公益時報》：那你就不擔心人家說你這個理事長霸道，搞“一言堂”?
喬衛：我就是“一言堂”，不合適你就必須退出。每一個基金在設立的時候都有自己的工作章程，也是經過理事會認可的。但如果你在執行層面做兩層皮的東西，偏離了最初章程的規定，那我劃一個圈就清走了，這是我的自由裁量權。你想繼續做，也有的商量，但你必須回到你原定的章程范圍內運作。
我的基本原則就兩條：第一，你的專項基金發展方向應該與我們最初設立的公益方向保持一致;第二，在執行過程中，你的執行人，包括我們基金會的人不能從中獲得好處，這個好處指的是具體的經濟利益。當然，民意的認可，社會的認可，這類“好處”我是大力支持的。
疫情是試金石好的公益組織依然具有生命力
《公益時報》：我注意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后，華僑基金會反應很快，從1月30號發出第一批資助，到目前為止已經28批了。在這次疫情的項目對接和工作執行層面，是不是也面臨一些挑戰?
喬衛：這次新冠疫情來勢兇猛，確實也牽動著廣大華人華僑的心。大概在武漢沒有封城之前，大家就已經開始商討如何支持抗疫。在此過程中，我明確了一個工作方向：只接受資金捐贈，不接收物資捐贈。
《公益時報》：為什么?
喬衛：我們基金會沒有力量接受物資捐贈。疫情期間，即使在國內做物資捐贈都非常困難，海外途徑就更困難了——海關、質檢等等環節，不僅瑣碎，而且風險高。
《公益時報》：這次抗疫你們捐贈的主要流向是?
喬衛：從資金捐贈角度講，盡管我們有外幣帳戶，各方面也給予了很大支持，但還是有很多管制，還是很辛苦的。所以，這次我們基金會執行現金的過程當中，除非捐贈人有明確要求說要捐給誰，具體執行層面我們就都捐給前方指揮部了，在我國目前這種防疫模式下，只有政府主動性最強，也是直接掌握大局的。
這次疫情期間，華僑公益基金會執行了大約3個億的捐款，不僅流程公開透明規范，而且一分錢管理費沒收，我們是自己“搭錢”做，一線抗疫確實太不容易了。
《公益時報》：有業界人士梳理抗疫期間公益組織的表現，給出的綜合分值比較低。你怎么看?
喬衛：分值低可能也有分值低的原因。因為這次抗疫完全由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實際上只能起到彌補政府不足的作用。當政府主導非常完備的時候，公益組織能發揮的作用就不多。而且我覺得這次疫情中，公益組織在整個應對過程中并沒有突破傳統模式。
《公益時報》：還是老思維?
喬衛：對。很多公益組織似乎還想著——收到捐贈或拿到物資，對方領導出面搞個接收儀式之類的，最后新聞媒體做個報道，這個過程才算完整。實際上這種模式在當下的實際狀況中已經完全不對路了，這時候，你不能還想著展示自己，你只需要想清楚的是，你能為抗疫一線做什么。
《公益時報》：今年的這場疫情導致國內經濟整體受挫比較嚴重，一些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的同時，會不會也有一些公益組織死掉?
喬衛：一些公益組織在疫情中死掉是肯定的。因為有些公益組織成立之初就很勉強，目的就不是真正為了公益事業。但我相信，真正好的公益組織不會死。比如我們基金會，抗疫期間都沒有扣捐贈管理費，我相信，如果我們遇到困難了，我的捐贈群體就會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和幫助。
問題的核心在于，公益組織要不忘初心，堅持做自己，始終堅守自己固有的、熟悉的專業和陣地，把它做好做透，你就不會有太壞的結果。比如，你的專長是給人治腿，你千萬別想著，現在大家都治胳膊，我也得去治胳膊去，那你就完了，一旦你偏離了機構宗旨和使命，你就很容易迷失和錯位。
未來中國公益道阻且長公益組織需提供個性化服務
《公益時報》：在華僑公益基金會工作了十年有余，你覺得公益好不好做?
喬衛：我覺得這跟社會背景有關。去年年底我們接連召開了幾個會議，會上我表明了一個觀點：從今年以后的一段時期，基金會工作將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我提醒行業人士注意——如果去年年底之前我們考慮的主要是公益項目如何吸引捐贈人，那么從現在開始到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思考及其模式已經遠遠不能應付未來的發展現實了。
《公益時報》：那你的觀察是什么?
喬衛：我覺得公益組織可能需要學會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
《公益時報》：比如說?
喬衛：比如說，你現在有20萬想做公益，我來幫你設計這20萬怎么用，如何做到既能產生社會效應，也能提升機構發展。說白了，無論是企業還是公益組織發展，以后沒有那么多時間和精力擺花架子，也不允許你拿著社會捐贈玩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就是要踏踏實實干。
《公益時報》：你可否對自己在華僑公益基金會的十年公益路做個自我總結和評價?
喬衛：老話說“修路、搭橋、治盲”是三大善事，這三件事我都做了，而且通過我們的持續努力，已經有12萬盲人恢復了光明。要知道，一個人失去光明是多么的無助，能夠幫助他們重新看到眼前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讓他們的生活得到質的改變，我覺得很自豪。
《公益時報》：你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發展之路?
喬衛：我覺得可能還是在激發民心吧，當大家都覺得這個事應該做的時候，無論是公益組織還是捐贈人就都有積極性;當大家都覺得這事與我無關的時候，所有的人也都沒有積極性。
《公益時報》：那誰來激發呢?
喬衛：這是個大的社會問題。有關中國公益組織的未來發展。我比較認同理性經濟人假設，認同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維茨提出的激勵相容理論。就是讓你的個人努力方向和你團隊的努力方向保持一致，這個制度設計好了，大家才能共同進步。
從本質上來說，我覺得中國未來公益組織和公益事業的發展，可能還要仰仗于全社會對公益事業的共同關注。當民間個體并沒有感受到公益組織帶來的好處和便利時，更多時候會覺得這種組織可有可無，存在感很弱，只有公益組織的能動性真正潤物無聲地滲透到整個社會，惠及到更多民眾的時候，他們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被普遍認識和接納，公益組織本身也才能得到蓬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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