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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的轉型時期，這一期間，社會劇烈變動，弱勢群體大量存在，赤貧者彌漫于城鄉，社會治安問題尤為突出。貧民習藝所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建立的，它是清政府官員通過學習西方試圖解決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的嘗試。
中國的習藝所很大一部分用于代替傳統的封建監獄，用以囚犯懲治，其宗旨是：“懲戒犯人，令習工藝，使之改過自新，藉收勞則思善之效，并分別酌收貧民，教以謀生之計，使不至于為非。”習藝所成立后，相繼教習犯人、貧民織布、織帶、鐵工、搓繩、印刷等項技藝，確實收到了一定社會效果。
源于英國的社會救助機構
于1838年問世的文學巨著《霧都孤兒》曾記載了英國社會的貧民習藝所，按作者自己說，乃是“正古以來一切大小城鎮幾乎都菲不具有的”一個機構。
16世紀后期，英政府已認識到：對流浪者的懲罰措施不足以維持社會秩序，政府應采取措施幫助他們。激烈的社會變遷使原來由教會或私人興辦的慈善事業無法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因而國家不得不將救濟貧民視為己任。于是，16世紀末在歐洲出現了國家濟貧制度，即由國家通過立法，直接出面接管或興辦慈善事業救濟貧民。
1601年，英國頒布《濟貧法》，后經修訂，直到1948年才被廢除，共延續3.5個世紀。17世紀開始，在濟貧法精神引導下，英國建立了大量的貧民教養院、貧民習藝所等。當然，濟貧法也以其“懲誡性”、“恩賜性”著稱于世，接受濟貧者不僅受到了許多限制，還被剝奪選舉權等政治權利，這是對貧困者在政治上的一種懲罰。
最初貧民習藝所的建立，旨在把對貧民的消極救濟變為使他們成才以自救的積極教育。到1834年，經修訂的新濟貧法更使貧民習藝所成為政府對貧民進行救濟的唯一方式。
貧民習藝所進入中國
西方的貧民習藝所在其社會功能上來看是一種福利性的救濟機構，這與中國設立貧民習藝所的初衷截然不同。
庚子之役后，1902年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率各道、府官員前往八國聯軍都統衙門接手天津防務。袁世凱為了整飭社會治安，在天津首開貧民習藝所，其主要用途是代替了傳統的封建監獄關押囚犯。這些人犯大多數是一些無房無地的農民，由于失去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又沒有其他的生活來源，便淪為了打家劫舍的匪徒。晚清是一個政局動蕩不安、戰事頻發、經濟凋敝的時代，為了支付數額巨大的戰爭賠款，各種稅捐厘金名目繁多，土地兼并嚴重，這便成為滋生土匪的根源。匪患加劇了社會的動蕩與混亂，而傳統的嚴拿非但不能解決這種每況愈下的社會秩序，反而加劇了流匪拉幫結派的武裝反抗。奉天民政使張元奇在宣統元年向東三省總督“覆議安置留民籌設貧民習藝所辦法”一折中談道：“現在各處游民太多，無業則不免于饑寒，饑寒則不免于盜竊。實應欲為游民籌生計，使人人皆有恒業以絕盜匪之根源而保地方之安寧。是非設貧民習藝所別無善策。”所以建立習藝所成為了中國官員試圖學習西方改變混亂局面的一種手段。
貧民習藝所最初是由地方各級政府統一撥款建立。其后財政支出既有地方捐稅的墊補，也有其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獲得利潤作為自支。例如奉天省籌辦習藝所其經費皆由官出，“光緒三十四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因擴充監所覆經奏咨立案。該所應支藝犯衣食雜支公費等項，由工藝余利項下動支，向不請領正款。唯所中員習夫役護隊等，應支之薪金、工食、餉項，按月由度支司請領，在捐稅正款項下動支，系屬內結向有定額。”習藝所在中國的建立是一種政府行為，并且它的性質和監獄類似，同屬于國家機器。
自生自養的社會機構
清末的習藝所在財政來源上還沒有完全脫離政府。然而到了民國初年各項公共事業及職能都在改良和維新當中，習藝所也必然走向一個轉制的過程。習藝所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多，這使得其財政來源進一步多樣化，同時也解決了部分習藝所釋放人員的工作與生存問題。例如，民國元年錦新營口兵備道袁祚廙札飭營口直隸廳一文中說道：“前據警務局條陳，請留貧民內挑選精壯者編為清道隊，都令掃除街道。清道隊用人不多，所余未必盡皆老弱。若任其逸居無教飽食暖衣，將貽惠而不知為正之讖，殊非經久維持之道。自應改辦貧民習藝所，令各習藝所庶自食其力，免成倚賴性根。”據此可以看出習藝所逐漸走上了自生自養的道路。
民國時期的習藝所職能發生了轉變，它更多地承擔起了收容貧困者和流民責任。這一點可以從“營口貧民習藝所試辦簡章”中得到佐證。章程中明確了入習藝所人員的資格：“甲、貧苦子弟之失業者;乙、乞丐游民之無依者。前項藝徒應令于入所時出具志愿書，及鋪戶保條各一紙留所備案。”并且試辦章程中還規定了習藝過程中的獎懲辦法，以及習藝期間的薪金和習藝后分配等問題。例如：“習藝年限，擬照社會上普通慣例以三年為限，限內不準無故告退。三年期滿準其自謀生計，有愿留所工作者，獎勵;藝徒習藝在一年以上，無甚過失并有成績可孜者，于第二年起每年得酌給十元以下之勞金以資鼓勵;懲罰，藝徒有違犯所中各項規則者，應隨時革退并責成保人追繳膳費及歷年勞金。”從試辦章程的規則不難看出，中國的習藝所漸漸脫離了監獄職能。其承擔的責任逐步靠近了西方習藝所的宗旨，即救濟貧民修養技能，自食其力。
減緩社會矛盾
貧民習藝所的出現，代替了傳統監獄的簡單圈禁與刑罰。從人道主義角度來看，這或許是一種人權的進步。它減少對人肉體上的傷害，用勞動工作代替了刑罰。習藝所同時解決了社會一部分的流民問題，減緩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傳統監獄僅是簡單粗暴的關押和用刑，其目的是通過暴力懲戒恫嚇違法者。這樣的做法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實質問題的，甚至可能會出現壓而不服的現象，激化社會矛盾。監獄作為國家機器的統治工具，似乎從來還沒有過疏導社會矛盾的功效。而習藝所或多或少起到這樣的效果，人犯受到懲罰的同時還獲得了一定的勞動技能。而且習藝所還參與了社會的經濟活動，成為了產業元素，這是舊式監獄所沒有的。
中國與西方的習藝所不同之處在于，西方的貧民習藝所是一種社會福利性機構，類似于今天的避難所，它所收納的人員并非是違法者，且沒有監獄的限制自由、執行法律的職能。西方貧民習藝所的宗旨只是使貧困者脫貧，融入了濃厚的基督教精神。而中國的習藝所可以說是舶來品，并沒有傳承某種宗教精神。中國的習藝所一開始就與本土的監獄相結合，它的出現實質上是改良了中國舊式監獄的傳統。其目的是解決出獄刑徒的生計問題，避免其再度淪為匪盜，而且習藝所也接納了一些流民希圖緩解社會壓力。進入民國時期，我國的習藝所進一步發展，它逐步剝離了監獄的職能自成機關，其目的主要是救濟貧民和流浪者，其福利性增強了。
習藝所的社會功能
從中國習藝所的社會功能上來看，習藝所雖然最初具有監獄限制自由的職能，緩解了一部分社會的矛盾和政府的財政壓力，但它始終沒能夠代替監獄，反而中國監獄制度受到了習藝所的影響，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過程。中國監獄采用了習藝所的一些措施，完善了現代的監獄制度，它從思想到勞動工作等多方面，進一步加大了對犯人的改造力度。而社會中又出現了收容所等多種福利性機構，這些機構起到了收納救濟貧困者的職能。習藝所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它的出現是監獄與收容機構向近代化過渡的產物。
習藝所發展到民國時期，側重于教習貧民生產技能，其目的是使貧者持恒業以自養。這又為中國建立現代收容所等一些福利機構提供了借鑒。習藝所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穩定和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并減輕了社會及政府的壓力。雖然習藝所沒能夠走到今天，但現代的監獄制度以及福利性機構的建立，卻證明習藝所曾經存在的價值。
(據《蘭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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