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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心怡
、■ 本報記者 王心怡
1989年10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希望工程，至今已有29年。為探討公益初心，致敬中國公益參與者、希望工程志愿者，前不久，“守住一道光，回望來時路——北大光華益行者之夜”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舉辦。
據了解，截至2017年，全國希望工程累計接受捐款140.4億元，資助困難學生574.8萬名，援建希望小學19,814所，希望廚房5,861個，援建希望工程圖書室29,170套，培訓教師106,558名。即將步入而立之年的希望工程是如何一路走來，讓我們一起聽聽他的老朋友們講述他們之間的故事!
希望工程創始人、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
希望工程的清白比我的生命都重要
1988年5月8日，共青團十二大結束，5月18日，團中央接受我辭去組織部長的職務。
辭職后我覺得下海經商不自由，就想到了成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為青少年發展向民間籌集資金。團中央為我們提供了10萬塊錢、一間辦公室，我們用一個乒乓球臺，各辦公室弄了一個椅子就開始工作，希望工程也是在這里誕生的。
在一次中央電視臺的訪談中，節目組把我和邱滿囤放在一起進行訪談，而這個邱滿囤是賣老鼠藥的，節目里他介紹怎么抓老鼠，我介紹怎么做希望工程，我心里覺得這次訪談很成功，可結束后底下的大學生擁上去圍著邱滿囤簽字拍照，沒有來找我的，我說我做了一個希望工程，居然不如一個賣老鼠藥的，這讓我很受刺激。隨后，我稍微調整了下，過去一定不要說徐永光什么的，一定說團中央青基會，別人并不知道你是誰，沒有個體，一個成功的公益事業背后應該有一個成功的個人，要樹立個性形象。
1994年，香港《壹周刊》質疑希望工程資金存在問題，我曾經和《壹周刊》進行了6年的馬拉松官司。當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這樣的非盈利慈善機構去告一個媒體，首要的風險就是要花錢，如果官司敗訴，我不只要身敗名裂，還將賠償2000萬元。面對對方律師向我提出的100多個問題，在8個小時里我100%都對峙回去。之后我拒絕了對方提出的和解撤訴賠償，因為在我的心里，希望工程的榮譽、清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希望工程報告文學作者黃傳會
“不幸”的被老鄉拉進希望工程
當年我參與希望工程的時候，全國有400萬非常不幸的失學兒童，我也非常“不幸”，我跟徐永光是溫州老鄉，所以他就拉著我參與到希望工程來。
當時我并不了解希望工程，徐永光就讓我去太行山看一看，當我從那里回來后就寫了一篇文章《一項工程和四百萬失學兒童》。從此以后，我邁出雙腳，走進太行山、沂蒙山、西部高原等，1992年出版《托起明天的太陽——希望工程紀實》。
當時，基金會給我的感覺是基金會的同志們每天講的、想的都是希望工程，一到了青基會，就是到了希望工程，雖然希望工程搞得好，但這些人在生活上待遇不高，包括徐永光。
而正是因為與徐永光的結識，讓我與希望工程結緣，希望工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讓我更了解中國貧困地區的教育，更了解中國的國情。
希望工程紀錄片、音樂創作者楊鐵鋼：
69場希望工程巡回義演，每場都有個真實故事
與希望工程的結緣在1991年，青基會要做希望工程全國百場巡回義演，第一場在山東濟南演出的效果不好，經人推薦把我介紹給了徐永光，讓我來接手希望工程的義演。
當時對希望工程不太了解，到了基金會才真正了解希望工程，半年的時間組織演出、協調廣告、捐款等一系列問題，歷經千辛萬苦，最后以69場義演告終。這么多場演出沒有出現任何問題，每一場演出都非常成功，我認為在成功的背后，是每場晚會都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每一場晚會，都是真情的感動。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大眼睛》拍攝者解海龍
70個膠卷、12個省、28個縣，我帶回了這組照片
1986年國家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那會我經常去山東、淶源，1990年年底，我在淶源看到了一個標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之后，我提交了一個報告，要用一年的時間跑遍全國的大山，拍出一組反映孩子渴望讀書、老師辛勤耕耘的照片。
在策劃報告的時候，在王府井的一個黑板，我看到上面是3月5日的學雷鋒日，寫著“朋友，讓我們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煙，少喝一杯酒，節約一元錢來幫助一個少年——中國青基會宣”。跟別人問了青基會的地址，我步行了一公里，爬上十樓，來到青基會辦公室，我跟工作人員說我是攝影的，我要加入到你們當中，我需要一封介紹信，一個貧困地區的分布圖。之后這位工作人員把徐永光請了過來，就這樣，我認識了徐永光。
我拿了70個膠卷，跑了12個省28個縣，并帶回了這組照片給他看，當時“大眼睛”是3個孩子，徐永光說女孩子更應該受到社會關注，最后把這張“大眼睛”定為標志性照片。
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文化書院副會長陳越光
在希望工程中做一個推車的民工
1991年，我當時剛參加希望工程不久的時候，發給我的一個紀念品，是一個刻著希望工程徽章圖案的石頭，當時應該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一塊石頭確實挺沉的，我在從1991年到現在，期間搬過4次家，我的辦公室搬過七八次，我始終帶著它。
這個石頭給人一種力量感，我們心中有一些軟弱的東西需要有一些堅強的東西和我們站在一起。因為這個石頭的形象是雙手托著日出，而就我們這一代參與公益的知識分子來說，希望工程也是我們心中的日出。
在希望工程中像我們這些人，我一直有一個比喻，淮海戰役打完以后陳毅元帥說過一句話，“淮海戰役是150萬民工用小車推出來的”。我希望在希望工程中做一個這樣的人，仗不是我們打的，沖鋒陷陣的是正規的團隊，完成這個事業的是幾百萬希望工程受助的學生，他們在時代不公平中，不去埋怨時代，而是用感恩的方式，來接受援助，他們才是真正的正規軍，我們只是一個民工在邊上推了一會車，挑了一點擔子，僅此而已。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康曉光
希望工程帶來了社會力量的爆發
我和公益最早的接觸實際實際上是作為捐贈者來參與的，記得我在內蒙古、云南做調研的時候，看到當地的小孩子，捐過100、200塊錢，當地的人就說康老師在做希望工程。所以在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做希望工程等于做公益，做公益等于做希望工程。
隨后我和希望工程的接觸是在1997年，當時做希望工程評估，我也是其中一員，之后我自己啟動了一項專門的研究，研究希望工程。
剛開始做希望工程的時候，被作為一個扶貧的專家。因為當時還認為希望工程是一個扶貧濟困的項目，但我接觸了之后，我感受到一種不一樣的東西。我觀察到希望工程不僅僅是一個一般性的扶貧濟困的項目，它關鍵讓我感受到這是我們社會自己去定義社會存在什么樣的問題，自己去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且自己行動起來，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這是在社會領域中社會自主性的覺醒，社會力量的一種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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