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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8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木蘭
向榮，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云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設計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云南省第十屆政協委員。
她創辦的云南連心社區照顧服務中心2005年12月在云南省民政廳注冊，是云南省規模最大的專業社工機構。
此次云南社改，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她均有自己獨特的解讀。
《公益時報》：據你了解，“1+3”文件的提出，在其涉及到的各方面，包括民政部門、包括社會組織，有著怎樣的反饋和認知？
向榮：云南省的發展一直是很平庸的，官員治理這個省份的心態也是平庸的，云南省在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很多年來都沒有什么突破。所以省委這樣的舉動（“1+3”文件的提出）是出乎大部分人預料的，大家都在猜背后有哪些故事，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解讀。
我覺得，官員的認知普遍來說是不夠的，對社會發展究竟該怎么發展是沒有概念的。推進社會改革，需要有一定高度的視角和開放意識，雖然十八大口號喊得很響，但它畢竟不像經濟建設那么直觀、可控，效果也不那么立竿見影。所以實際上很多人對此持一個觀望的態度，真正愿意敞開積極去推動的看得遠的是少數。
社會組織的反應當然是歡呼雀躍，翹首期盼，尤其是草根組織，期望在注冊、稅收等方面能得到切實的幫助。
《公益時報》：政策的推進需要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如果官員持觀望的態度，一定會影響改革的速度。
向榮：所以一把手的態度是關鍵的。就像廣州的社會組織發展，取得的成績跟汪洋有直接關系。云南的社會建設，就要靠秦光榮秦書記。他的立場堅定、態度清晰、方向明確，就會讓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有所改變。
我們不能要求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員都有這樣的意識，但只要他們重視，就能找到突破口，就會發展。
《公益時報》：那你認為云南省在社會建設方面有哪些優勢和基礎？
向榮：云南省相比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地區，條件一定是有差距的，但跟其他省份比較，云南的社會發展和社會組織建設還是有一定基礎的。
首先老百姓之間的關系還沒有被破壞得一塌糊涂，整個社會的關系歸根結底還是老百姓之間的關系，傳統的社會就是依靠這些關系來支撐。云南省經濟沒那么發達的好處之一就是老百姓之間的關系沒有被破壞，群眾基礎是有的。
其次是早在90年代大量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到中國來，云南地處南疆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多民族文化，成為它們選擇落腳在這里的因素。云南有NGO發展的土壤和氛圍，NGO在一些領域做的工作已經得到了認可。09年出臺的《云南省規范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暫行規定》，開始實行“雙備案”，雖然讓一些草根組織因為斷洋奶而喪失了生存機會，但也規范了境外NGO的活動。
《公益時報》：回到征求意見稿本身，你對其內容有怎樣的看法？你認為其突破性有多大？
向榮：說實話，長期以來我對云南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看法是不樂觀的，一直以來，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態度是任期自生自滅。當然，好處是NGO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沒有受到過多干預。
所以我也很吃驚，因為在云南省內來講，這是邁出了很大的一步。但具體到內容上，說有多大創新和突破，對比之前廣州、江蘇、上海出臺的慈善促進條例或者募捐條例和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來看，是沒有的，整體的基調還是比較小心謹慎的。可能它的象征意義超過其實際意義。
最值得肯定的是政府找的抓手是非常正確的，大力發展社會組織，這讓一些被忽略的草根組織有機會浮到水面上。
《公益時報》：有公開報道說秦書記的愿景是：“想在云南下一場雨，讓社會組織像雨后春筍一樣發展起來。”你是否也持這樣樂觀的看法？
向榮：就云南社會領域改革來講，可能外界的人會比省內的人期待更高。我倒不認為云南省的社會組織會在短時間蓬勃發展起來，個人的成長還得十幾年，機構自身的治理能力不能單靠外界的推動。
包括數量上我認為也不會有大規模的上漲，之前廣州不是有統計數據，在登記放寬以后并沒有出現社會組織數量的大幅度上升。因為除了掛靠單位以外，還有場地、注冊資金、專職工作人員等問題需要解決。
（本報記者 張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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