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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木蘭
資金雄厚的正規金融機構因風控、收益、技術成本等因素考慮，不愿意過多涉足農村小額信貸，而非政府組織的小額信貸機構卻因身份問題難以融資;政府試圖通過稅收政策刺激小額信貸業務發展，小額貸款公司卻在大多數省份不被列入金融機構行列。中國的農村金融版圖是否已成定局?究竟有誰在向農村的中低收入農戶提供小額信貸服務?這些服務主體又面臨哪些問題?
需求旺、正規途徑貸款難
盛夏的巴林右旗天晴得晃眼，藍天、白云、綠草組成的草原風光復制粘貼般，一眼望不到邊。7月10日一大早，“中和農信”巴林右旗農戶自立服務社信貸員楊勇就從單位出發，去一個偏遠的嘎查(蒙語的行政村)放款。
圖力嘎嘎查在巴林右旗的東南部，是一個純牧業嘎查，地廣人稀，每平方公里只有十幾個人。這個離旗政府所在地40多公里的嘎查4天前剛剛通了公路。之前，楊勇入戶調查、收款放款都只能騎摩托車。
楊勇抵達小組長烏云斯琴家時，同組的另外四戶已經到了。“中和農信”的貸款都是信用貸款，采取五戶聯保的方式。這組農牧戶是第二次貸款，還款沒有拖欠，被升級為二級客戶，貸款金額由上次的每戶8000元漲到每戶12000元。
“你這次申請貸款干啥用?”楊勇問。
“買羊飼料，還有日常用。”烏云斯琴說。
烏云斯琴家有5口人，丈夫、兒子、兒媳和孫女。四個勞動力全都放牧，家里共有153只羊和19頭牛。草原上有禁牧的時間，牛羊只能在家里喂。9月份孫女該上小學，撤點并校后，學校更遠了，兒子兩口子必須租房陪讀。烏云斯琴說：“這些都是花錢的地方。”
“敖特根花，你申請貸款干啥?”楊勇又問。
“我家商店該進貨了。”敖特根花的丈夫搶著答，“她漢話說不好。”“中和農信”的貸款只貸給婦女，丈夫們沒有權利簽字，但每次放款時，必須夫妻雙方到場，以保證丈夫的知情權。敖特根花家有一個小商店，幾千元貨款。夏天來了，她想再多進一點啤酒。
隨后，楊勇把幾家的貸款用途都了解清楚，強調了還款時間和還款數額后，正式放款。
楊勇介紹，自己上班一年，累計放款270多萬元，有效客戶335戶，覆蓋了全鎮14個嘎查村。“整個巴林右旗2013年的人均收入才6700多塊，單算牧民肯定更少，實際收入人均也就在5000塊左右。尤其到種地的時候，特別需要錢，沒有地方借。”
“沒有啥機構到我們這宣傳說能提供貸款，再就是農信社，手續也挺多的，放款還款必須得本人去。”烏云斯琴是嘎查的支部書記，她說嘎查里富戶很少，互相借錢也很難，有的牧民連字都不會寫，根本不知道可以去農信社貸款。
據CHFS(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發布的《中國農村家庭金融發展報告2014》顯示，農村正規信貸需求十分旺盛，有借貸需求的家庭比例達到19.6%。其中，低收入農業家庭有農業生產信貸需求的比例達到52%。
相對應的數據是：農村家庭的正規信貸可得性僅為27.6%，而這一數據的全國平均水平為40.5%。同時，未能獲得銀行貸款的72.4%的農村家庭中，有62.7%的農村家庭雖然需要資金但是沒有到銀行申請，只有9.8%的家庭向銀行提出申請貸款但是被銀行拒絕。
兩個月后，烏云斯琴將每月一次，分十次還清貸款，每月還款1320元。“中和農信”的貸款年利率為13.4%，屬于小額信貸利率的較低水平。
多種主體并存下的市場空白
“我國農村市場金融服務覆蓋的廣度和深度不足，其原因并非農村金融機構缺乏可貸資金。與此相反，農村金融機構并不缺乏資金，但由于缺乏良好的信貸風險控制機制和技術，他們要么不在農村放貸，要么貸款回收率不佳，結果是大量資金通過農村金融機構的存款、系統內上存和跨區域拆借途徑流出了農村市場，沒有真正為農民服務。”在中國人民銀行消費者權益保護局局長焦瑾璞看來，農村金融市場的主體客戶的業務特征具有小額信貸屬性，應將小額信貸與農村金融聯系起來。
實際上，目前我國農村市場并存著幾種開通小額信貸業務的發展主體。其中，規模最大的仍是包括農村信用社、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內的銀行類金融機構。
1999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下發《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管理暫行辦法》，開始在部分省市的農信社試點推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農信社小額信貸以其在農村地域所具有的“覆蓋面大、業務量大、機構網點多”的特有優勢，成為中國農村小貸業務最主要的供給主體。
“正規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業務更多是一種貸款額度的概念，在廣度上具備了一定規模，但在機制設計上缺少針對性，尤其是服務的深度有待改進。”焦瑾璞評價。
而“中和農信”，瞄準的則正是正規金融機構無法惠及的低端群體。“中和農信”品牌總監王靜艷介紹，“中和農信”的客戶52%是建檔立卡貧困戶，75%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我們信貸員常跟農戶說，你要是能在農信社貸到款，你就到農信社貸，利率還比我們低。我們不想跟農信社形成競爭，也沒必要形成競爭，客戶群是不一樣的。我們就是在傳統金融機構之外做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
“中和農信”是中國扶貧基金會下屬的一家民辦非企業單位，起源于1996年世界銀行在秦巴山區做的扶貧項目。2008年11月開始，基金會將小額信貸從項目制轉為市場化運作，成立了“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和農信”累計發放貸款80萬筆、計68億元。項目區覆蓋全國15個省的112個縣，其中80%的是國家級或省級貧困縣。
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有34.7%的家庭參與了民間借貸，而農村民間借貸參與率高達43.8%。事實證明，農村金融存在巨大的空白尚需填補。但同時，這塊因“空白”而造成的金融藍海，其市場價值也正在被發現重估。
創建于2006年的宜信公司把握先機，利用P2P的模式將出借人與大學生、工薪階層、微小企業主和農民進行對接。出借人通過利息收益獲得回報，宜信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務費。
2009年，宜信推出了具有公益色彩的“宜農貸”平臺：宜信與農村小額信貸機構合作，機構將需要借款的農戶信息上傳到該平臺，包括照片、家庭情況、貸款用途、期望貸款金額等。出借人可以據此進行選擇，出借給農民的資金會分成小份來由出借人認購。每份人民幣100元，可認購多份。每完成一筆出借，借款人的借款進度都會有所更新并顯示在網站上，出借人可以通過網絡了解到自己的資金流向何處，甚至是借給哪一名貧困農村婦女。
通常的借款期限為一年，出借人能收到貸款總額2%的利息，宜信收到貸款總額1%的服務費用，剩余收益歸農村小額信貸機構所有，用于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同時，從2005年在有關金融部門的推動下，我國第一批小額貸款公司試點起，到2008年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推廣到全國，近幾年商業性小貸公司出現飛躍發展，一些也在農村開展業務，但其很少瞄準低端市場。
拓寬融資渠道
“有誰知道，最早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做小額信貸的公益機構，現在活著的還有多少家?”三個月前，王靜艷在她組織的小額信貸交流沙龍上，以這樣的問句開場。事實上她心如明鏡：大多數公益性小貸機構因為資金匱乏、轉制困惑等原因最終難以為繼，現存的幾十家也大都步履維艱。
“上世紀90年代公益性小額信貸項目最活躍的時候，資金大多來源于捐贈，很多是海外基金會。2000年以后，項目陸續到期，海外的捐助大幅減少，機構融資越來越難，機構生存就成了問題。”在中國農業大學金融系主任何廣文看來，公益性小貸機構轉型成小額貸款公司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渠道多元化，而且它是個產權比較明晰的企業，有利于走向市場。”
對此，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則持保留意見：法律對小貸公司的負債比例限制得很死，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資本金的50%，很限制機構發展。另外給的政策也不夠，很多地方不承認小貸公司是金融機構，不享受稅收優惠的，這是身份問題。
2010年5月，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下達了《關于農村金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通知規定，對金融機構涉農的單筆貸款額在5萬元以下(含5萬元)的貸款，給予稅收優惠政策。
這是一個尷尬的現象：資金雄厚的正規金融機構因風控、收益、技術成本等因素考慮，不愿意過多涉足農村小額信貸，而非政府組織的小額信貸機構卻因身份問題難以融資;政府試圖通過稅收政策刺激小額信貸業務發展，而小額貸款公司卻在大多數省份不被列入金融機構行列。
雖然“中和農信”依托國務院扶貧辦的大力支持，在享受稅收優惠、獲得小額信貸實驗特許權和銀行資金等方面比其他機構占有優勢，突破了許多“民非”身份的桎梏，但其仍面臨著“融資難”的問題。據介紹，“中和農信”目前的主要資金來源是銀行批發貸款。2014年，為了拓寬融資渠道，“中和農信”成立了互聯網金融部，開發互聯網金融業務，但目前系統仍未上線。
2014年7月20日，有著豐富互聯網金融經驗的宜信公司CEO唐寧在“上海新金融年會暨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發表演講，稱“我們建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不能要求銀行什么都做，反而應該鼓勵不同的機構以不同的模式，用不同的產品和服務去解決不同客戶群的不同需求，這樣才能建立多層級的金融體系。”
8年前，唐寧在借鑒國外P2P小額信貸模式的基礎上，聯系中國社會信用的實際情形，首創性地推出了小額信貸服務中介模式，提供個人對個人的借款平臺。規避政策上禁止咨詢公司進行吸儲及轉貸款的規定，他采取了債權轉讓的方式：“比如我把錢借給張三，然后形成債權債務關系，我是張三的債主，再把張三的債權轉讓給您，您成了他的債主，我不承諾他回報您本金利息，這整個就是個債權的轉讓。債權轉讓過程中不涉及任何資金池。”而宜信推出的線下債券轉讓則是以唐寧本人為主要借出人，由唐寧先借款給需要融資的項目，理財者再從唐寧手中購買債權。
據了解，目前的宜信資產規模已經超500億。而從2009年至今，“宜農貸”共幫助農戶11966戶，金額為8259萬元。
公益時報記者 張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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