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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佛教群體是歷史上最早開展慈善活動的群體之一，而在近代的動蕩之中，佛教又是怎樣由逐漸沒落的傳統過渡到現代佛教的?10月23日，湖南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副教授曾桂林在京師公益講座上，圍繞佛教在清末民國時期的變革，講述了近代人間佛教發端與慈善的密切關系。
內外交困下的主動變革
人間佛教在19世紀后期興起，時值晚清，中國佛教自身趨于衰落，佛理不興，天臺宗、凈土宗、華嚴宗等都呈現凋零景象。太平天國時期，兵戈所到之處，廟宇幾乎遭到毀滅性破壞，有統計，當時上海就有100多所寺廟被破壞。此外，隨著殖民者炮火一同而來的還有基督教，從沿海到內地迅速擴張。西學東漸之風，使接受西學的知識分子們更容易將佛教視為舊有的封建思想糟粕。
這時期，出現了一位“文化斷橋處的接引人”——楊文會，他創辦了新式佛學教育機構祗洹精舍，類似現在的佛學院，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影響了一大批僧俗弟子，其中就有后來革新佛教的太虛。
科學、理性思想的迅速發展及非宗教運動的興起使得太虛開始思索佛教未來的發展命運。佛教如果想要得到長足進步，就必須擺脫沒有學理性解釋的固化模式。太虛提出“教理、教產、教制”革命，主張革除佛教時弊，奉行利他精神，佛化民間，達到改良社會政治風俗的目的。教產革命指的是將廟產歸佛教公有，用于興辦佛教教育與社會公益事業，呼吁修行并非教人出家、遁世超生，而是濟世救人，佛教徒應該走出寺廟，積極從事文化教育慈善活動，使民眾都能蒙受佛法利益。教制則是將傳承制改為選賢制，成立現代的僧伽制度。太虛的思想，指引了佛教在巨大變遷的社會中，完成傳統向現代的轉變。
太虛的弟子慈航更直接地提出，教育、文化、慈善是佛教的三個救命圈，只有真正投身社會慈善事業，才能利濟群生，實現佛陀普度眾生的悲愿。
對廟產興學的自衛
內外交困之下，對促成佛教改革更直接的一個沖擊，是清末的廟產興學風潮。1898年，張之洞上書奏請沒收部分寺廟財產，作為興辦教育的經費，光緒帝準了。百日維新失敗后，慈禧下令禁止，但不久新政實施，地方官多以財政吃緊為由，繼續將寺廟財產充公，其中免不了有劣紳惡痞趁機漁利。袁世凱頒布了《管理寺廟條例》31條，仍然將佛教寺廟財產納入社會公益事業，此后多年，仍不斷有“打倒僧閥、解放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的呼聲，這對衰微的佛教來說正如雪上加霜。在前所未有的壓力面前，佛教內部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探索變革。
然而廟產興學既是危機，也是轉機，反而成了“人間佛教”的催化劑。佛教人士的應對策略，首先是成立了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如太虛成立的中國佛教會，一方面向國民政府懇請暫緩法令實施，另一方面自覺應對廟產興學之風，號召全國各寺廟主動出資舉辦各項公益事業。1928年之后，陸續有五臺山向善普化佛教總會、佛教慈善救濟會、龍泉孤兒院等佛教慈善團體成立。這時候慈善可以說是佛教的一種自衛方式。
中國佛教會還擬定了《佛教寺廟興辦慈善公益事業規則》，在行政院批準后于1935年公布。這份規則中寫道：各地寺廟應斟酌地方之需要，興辦民眾教育、濟貧救災、育幼養老、衛生醫藥及其他慈善公益事業。僅1936年，就有12省的30余個分會向中國佛教會呈報所做慈善事業。由于佛教團體的竭力維護，并順應時代發展而自覺變通，同時有國民政府公布的維護寺產訓令，廟產興學終于漸漸平息。
人間佛教著眼于中國社會動蕩的現實狀況，是順應社會變遷的有力舉措。它通過自身改革與調整，應對現代社會的挑戰，成功地實現了佛教的近現代轉型，以慈悲利他的精神，達到救世救國的目的。
亂世之中弘法利生
光緒27年(1901年)，常州天寧寺主持在寺內開辦私塾，收留孤苦無依的孩子，這可以算作佛教興辦慈善教育的先河。民國時期，寺廟以“教”和“養”為核心主題，根據各地方的實際情況，投身公益、開辦慈善事業。在“教”方面，民國佛教興辦慈善教育、開辦慈兒院;在“養”方面救蓄鰥寡，義診施藥。
20世紀20~30年代，是寺僧興辦教育的一個高潮時期，據統計，全國僅“教”一項就有幾十家多個分會興辦慈善小學及孤兒院。著名的有寧波佛教孤兒院、湖南佛教慈兒院、泉州開元慈兒院等，資金除了寺產、寺廟日常的捐款、居士們的常年認捐，也向社會各界勸募，泉州開元慈兒院的發起人之一圓瑛大師，是與太虛齊名的另一位佛教領袖，親身踐行慈善公益事業，他在南洋募捐時，還組織了基金會董事會，負責保管本息，將利息分期匯給慈兒院。
除此之外，晚清民國時期連年水旱災害、軍閥混戰不已，賑災濟貧、義診施藥、掩埋尸骸都是近代僧侶和居士們經常的善舉。成規模的就設立傷兵醫院、掩埋隊等，在戰爭救護中，亦有不少僧眾受傷或犧牲。
而從佛教宗派來看，由于各宗教理不同，在慈善方面的表現也各異，其中凈土宗、禪宗在近代慈善事業中貢獻最大，居士更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拓展了傳統佛教慈善事業的內容，社會影響也有所擴大。
從一定意義上說，慈善是佛教弘法活動的重要手段，其特點在于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情”。對于社會而言，佛教首先必須完成利生的首要任務，救濟下層社會中大量苦難的蕓蕓眾生，在民眾中重塑起佛門濟世的印象;繼而又要不斷“弘法”，擴大人間佛教的社會影響，推動佛教的復興與近代轉型，以使其適應現代社會發展。
當代的兩種變遷
由于歷史原因，1949年以后，人間佛教的傳承也分為兩支，在大陸可以稱之為趙樸初模式，臺灣則是印順模式和星云模式。
趙樸初繼承和發展了前輩太虛的主要思想，主張“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理念，對推動大陸人間佛教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現在我國的佛教慈善公益組織主要分為“救濟型”、“服務型”和“弘法型”三大類型，佛教公益組織功德會、同善會、基金會等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它們的活動作為“人間佛教”理念的實踐形式，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
人間佛教在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如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就是印順的弟子證嚴所創立。臺灣最具“人氣”的則是星云模式。蜚聲海內外的“星云模式”作為“人間佛教”在臺灣的有益嘗試，主張將佛教從神鬼信仰回歸佛陀的人文教育與關懷，由叢林走向社會。它側重以文教弘法，將佛教文化活動與修行相結合。1988年成立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正是以此為宗，“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通過倡導文教佛法共修，以達到凈化社會的理想。該基金會設立佛學院，舉辦佛教會議，舉辦公益性大學、高中職、國中小、幼兒教育機構等，在大陸也設有希望小學，同時以眾生的需要出發開展慈善救濟和生活化的佛法講座活動，在世界范圍內都具有較大的影響。
■ 本報記者 王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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