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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4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木蘭 口述 鄒緯
今年3月，西非再次爆發埃博拉病毒，據不完全統計，自從今年5月塞拉利昂確診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之后，該國已有3762人感染，其中1057人死亡，786人康復，其余的人仍在治療過程中。在西非國家，埃博拉病毒感染總人數已經超過1萬人，致死總人數將近5000人。
這絕不是埃博拉病毒的首次面世，全球最大的獨立人道醫療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曾兩度與該病毒交手。埃博拉肆虐期間，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成員趕赴西非，監控病者接觸過的人群、做傳染病研究、宣傳防病知識、安慰病人和家屬、隔離、治療、運營救護車、對病者房屋進行消毒、埋葬死者等。
無國界醫生組織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是一個由各國專業醫學人員組成的國際性的志愿者組織，是全球最大的獨立人道醫療救援組織。該組織的資金主要由私人捐助。他們的工作目標是幫助世界各地需要醫療援助的人，他們提供迅速而有效的醫療服務。“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工作不受種族、宗教及政治等因素所影響。
無國界醫生組織每年需用2億美元營運經費，大部分經費由大約200萬個熱心人士捐贈。財政上的獨立，確保了該組織在道德及運作上的獨立及自主性。其余的經費來自國際組織，如歐共體、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及個別國家或地區的政府。
鄒緯，作為無國界醫生此次對抗埃博拉援助隊伍中的唯一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志愿者醫生，向《公益時報》記者講述了那段日子中不為人知的苦辣辛酸。
■ 本報記者 張木蘭 鄒緯/口述
“事實就是這樣：埃博拉讓西非這片充滿熱情的土地迅速陷入了恐慌的氛圍。在偏遠鄉村的集市上，MSF的車輛不再那么受歡迎，甚至有人指著我們說：那是埃博拉車。”
——鄒緯
改不了的風俗
來塞拉利昂之前，我在阿富汗。
那是2012年10月，我開始了在“無國界醫生”(以下稱MSF)的第一個服務項目。抵達前我接受培訓，被告知絕不允許使用攝影和錄像設備，一是信仰的原因，阿富汗是穆斯林國家，女人不能隨便拍照;二是出于安全考慮，我們甚至不能單獨外出，外出時必須乘坐帶有明顯標識的MSF的車輛。
整個項目幾乎是封閉的性質，在我來之前，曾有炸彈在醫院里衛生間爆炸，導致醫院一度停開8個月。
我是兒科醫生，在廣州軍區總醫院工作了18年。來阿富汗之前我很難想象，困擾這里兒童的最常見疾病竟然是營養不良。
許多新生兒體重過低，有一個產婦生了三胞胎，其中兩個孩子生下來就死了，最小的一個在病房住了33天，體重長到1.2公斤。還有一個孩子在醫院養了26天，每天靠趴在媽媽身上維持體溫(醫院恒溫箱數量少)，他媽媽除了吃飯上廁所，一直抱著他，他在體重漲到2.2公斤時出院。
當地護士告訴我，營養不良的患兒也不是每年都一樣多。要是罌粟的收成好，病人就會少一些。而我在的這一年，剛好政府之前摧毀了一些罌粟田，所以病人數量特別多。
塔利班、毒品種植、缺醫少藥，這些預料之內的狀況都沒有給我帶來沖擊，但“拒絕母乳喂養”的風俗卻讓我深陷無力感。
項目所在地的人們認為產婦生完孩子40天以內的母乳是不干凈的，他們習慣喂給新生兒綠茶和糖水。我接收過一對雙胞胎早產兒的急診，體重低、血糖低，嚴重營養不良。在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后，體重有增長，體溫穩定就出院了，可出院不到一個禮拜又回來，因為回到家里以后，產婦還是不喂孩子母乳，只喂綠茶和糖水。我很難過，最后這兩個孩子死在了我們病房。
阿富汗項目結束后，我休整了一段時間，2013年10月，來到塞拉利昂的一個常規項目點，工作到今年7月。其實早在今年3月，埃博拉在西非被發現時，我就想到疫區去，但醫院的院長不放人。所以項目期結束后，我回國呆了三個星期，當MSF香港辦公室的人力資源部門發給我OFFER(到疫區工作的邀請)時，我馬上就答應了，又飛回塞拉利昂。
不能火化的尸體
我接觸的第一個埃博拉病人是一個六歲的小男孩，在MSF的臨時隔離帳篷里。他的癥狀是不停地嘔吐和腹瀉，我試著給他靜脈補液，但效果并不理想。沒有流血的癥狀，他很快就去世了。在我接觸過的埃博拉死亡病例里，大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沒有七竅流血。
男孩的尸體在殮房停了三天。因為尸體處理好以后，要等政府醫院或紅十字會的車子拉走，到遠離村莊的地方統一埋葬。但車子有限，不是每天都能到達我們項目點。
在疫情蔓延的疫區，收尸是一份復雜又令人心碎的差事。項目點有專門的團隊負責尸體收集：穿著防護服把尸體放進雙層的收尸袋，用0.5%的氯溶液噴灑消毒病人接觸過的一切東西，包括桌子、椅子，甚至墻面，私人物品和無法消毒的直接燒毀。
病毒感染者的遺體也會傳染病毒，所以在感染人數眾多的利比里亞，對遺體的處理方式是實施安全的火化。但塞拉利昂是穆斯林國家，超過60%的人信奉伊斯蘭教，即便是靠行政手段，火葬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還有許多家屬要求取回自己親人的尸體，當然，無論他們如何哀求，都不會獲得許可。通常，我們會花上幾個鐘頭向家屬解釋為什么會這樣。
醫生的作用
我們隨便就可以在網絡上查到：針對埃博拉病毒無任何疫苗或治愈方法，康復率低于40%。埃博拉病毒感染初期，會出現發燒、肌肉酸痛、身體虛弱、頭痛和喉嚨痛等癥狀;中期常出現嘔吐、腹瀉、皮疹、肝功能失調和腎功能失調等癥狀;在末期，患者會出現嚴重的內出血、外出血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在疫區的每一天，我們都跟尸體打交道，聽起來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但事實上我們沒有時間思考，也沒有時間害怕。
埃博拉無任何疫苗或治愈方法，針對它沒有真正的專家，也不論你是哪個科室的醫生。我們只能為病人提供隔離和好的支持治療，原則上不做靜脈穿刺，如果病人缺水嚴重，也考慮做靜脈補液，其他方面就是針對不同癥狀的治療，止吐、止瀉等等，不同類型抗生素的使用。
有時，我們也鋌而走險。中心曾接收過兩名孕婦，一個懷孕7個月，一個懷孕9個月，孩子都已經死了，但孕婦的情況還不錯。我們當時沒有婦產科醫生，中心沒有分娩室，并且做引產的過程極其危險，會出現大量液體：血液、羊水、分泌物，里面都含有高危病毒。后來我們在其他醫院借了分娩室為她們做了引產。很欣慰的是，她們最后都活了下來。
埃博拉的康復率低于40%，所以病人提出所有生活上的要求我們都盡量滿足，一名來自菲律賓的護士甚至會半夜給病人燒水泡茶。我們的第一批病人里有三兄妹，他們的哥哥在政府醫院工作，因為防護措施不足，所以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傳染給全家，一家人死了8個，三兄妹住到中心以后，每天的要求都不一樣，今天想吃黃瓜，明天想吃辣椒醬，后天想吃木薯葉子，我們很樂意為他們準備，他們有食欲說明體征很好，最后三個人都熬過來，住了一個半月以后，出院了。
當然，令人心碎的故事也常有發生。中心接收的年齡最小的埃博拉病人只有8個月。他第一次來中心時跟媽媽一起，他們村子里有90%的人都感染上了埃博拉，他媽媽做血液檢查查出是陽性(病毒攜帶者)，但他沒有癥狀，我們就把他送到了紅十字會辦的孤兒中心里。過了三天，紅十字會的人打電話來說他開始發燒，我們又把他接回來，特意給他做了一張小床，放到他媽媽身邊。但是他媽媽情況很糟糕，每天偶爾起來吃個飯，剩下時間幾乎都在睡覺，對孩子的存在也沒有什么反應，很淡漠。這個孩子的照顧都靠我們，包括醫生、護士，甚至打掃衛生的阿姨，每個隊伍進到病房都會看他，幫他喂飯、喂水、換尿布，他除了發燒以外沒有什么癥狀，我們都抱著巨大的希望，覺得他可以熬過來，但沒想到幾天以后他還是死了，那么小，我們都很傷心。
穿著防護服擁抱
這場也許是史上最嚴峻的疫情日復一日地吞噬著鮮活的生命，它使每一個身處疫區的人都變得萬分謹慎。在進入隔離區之前，我們必須穿上防護服，帶好眼罩、口罩、頭罩，每一寸皮膚都不能暴露在空氣里。埃博拉的傳播途徑主要靠與病人的接觸，哪怕是一滴汗水都可能傳染病毒。因此我們的項目是“無接觸”項目，核心的指南就是誰也別碰誰，握手也不行。
后來我們形成了一個習慣，就是在穿好防護服后，彼此擁抱一下。目前MSF在西非的埃博拉疫區共有3300多個員工，有23名被感染，其中13名不幸去世。在嚴格的防護措施下，有這樣擁抱的機會對我們也很難得。
項目的隔離區分為高危區和低危區，之間有兩層護欄，離得最近的地方是送飯的位置，相隔差不多兩米。高危區里所有的東西只進不出，哪怕是一張紙。我們中心有60多個病人，每天查房病例要修改、病情要記錄，全靠腦子根本記不住，我們就先記在一張紙上，查完房，就站在送飯的位置，讓低危區的的護士拿著另一張紙，我們口述查房結果，一項一項說，護士一項一項記。
每天最難熬的，就是你已經穿著防護服查了一個多鐘頭的房，然后記病歷還得喊十幾分鐘。隔離區內禁止通風，室外溫度已經有三十幾度，室內非常非常熱，病人大都半裸著，你裹在防護服里不透氣，感覺隨時會脫水。
病人吃飯時，護士先穿防護服進到高危區，把病人的碗盆清洗干凈，然后放到送飯地方的桌子上，外面的食堂師傅用長柄勺把飯菜一勺一勺舀進去，勺子絕對不能碰到盤子碗，打好以后，護士再端給病人。瓶裝的水、飲料就直接從低危區扔進來。總之就是里外不能有任何接觸。
偏偏塞拉利昂又是一個熱愛肢體接觸的國度，我在之前的項目點，每天不知道被多少個人拍肩膀。讓他們跟親人朋友保持距離非常困難。
但事實就是這樣：埃博拉讓西非這片充滿熱情的土地迅速陷入了恐慌的氛圍。在偏遠鄉村的集市上，MSF的車輛不再那么受歡迎，甚至有人指著我們說：那是埃博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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