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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照片上的女孩兒蘇明娟，就是那位感動了無數人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如今她已經走上工作崗位，她的照片和希望工程成為一代人對公益最初的理解和記憶。10月28日，臨近希望工程25周年之際，她的母校收到的李克強總理的回信。
信中寫道：“我清晰記得，當年來這里為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選址時，正是冬末初春時節，不曾想到，希望工程第一粒種子在大別山深處的凍土里，破土成長為今天這樣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這么多年，你們鍥而不舍踐行一個樸素理想：讓每個孩子不再因為貧窮而失去課堂。這也是政府的職責所系，我們的努力殊途同歸。貧窮固然可怕，但失去平等受教育的權利更加可怕;消除貧困或難短時兌現，可創造公平必須刻不容緩。讓我們共同持續不斷努力，為天下所有貧困孩子的幸福人生創造美好的希望!——李克強。”
25年間，國人的慈善意識伴隨著希望工程逐漸成長，帶著累計募款100.72億元，為農村貧困地區援建了18396所希望小學，資助貧困生490多萬人的成績，希望工程步入了下一個階段，面臨新的轉折、嶄新的起點。
它在當初是如何誕生，前行中預期是否達成，使命結束了嗎?2015年，希望工程再出發，仍將希望送給最需要的地方。
“回顧希望工程25年，我曾經用‘一騎絕塵’來形容它。在一段時期之內并沒有其他公益項目超過它，應該說‘希望工程’在前行的25年中，為政府做了很好的補充。我們20多年一直懷揣的一個樸素的夢想，讓每一個孩子不再因為貧窮而失去課堂。
——涂猛”
一次考察誕生“希望”
1986年，共青團中央派人在廣西柳州地區進行為期2個月的調查，結果發現：柳州地區下轄的金秀瑤族自治縣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在1949年解放后距當時37年間再沒有出過一名初中生，輟學率達到90%以上。
緊接著，1988年，共青團十二大召開，會議通過了體制改革決議，決定成立共青團中央事業開發委員會，當年委員會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籌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簡稱“中國青基會”)，并將慈善公益定義為基金會的發展標簽。
當時做什么類型的公益項目成為中國青基會首要解決的問題，而早在1986年廣西柳州地區的那次調研為這一問題找到了工作方向。
徐永光是當年參與調查的隊員之一，他在1988年被委任為中國青基會首任秘書長。那次考察后，柳州地區金秀瑤族大山里孩子渴望讀書的眼睛始終在徐永光腦海中閃現，最終徐永光和他的團隊們商議后，一個寄托未來無限美好的名字躍然而出——“希望工程”。
“撤點并校”風波
1989年，“希望工程”成為中國青基會的公益品牌項目后，建設希望小學和資助貧困學生就被確立為了項目實施目標，而后，一張由《中國青年報》記者謝海龍拍攝的大眼睛女孩蘇明娟渴望求學的照片更是將“希望工程”的品牌深入人心。
使得更多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加入進來，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市民，從花甲之年的老人到幼兒園的孩子，都是希望工程的捐贈者。那時的“希望工程”更像是一匹帶著善念的馬兒奔跑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但在當時，公益項目在國內算得上是新鮮事物，基本處于零狀態，發展更沒有現成套路可以借鑒。“希望工程”的行進過程并不平坦。
為了優化教育資源，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國家正式開始推行一場對全國農村學校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大量撤銷農村原有的中、小學，撤銷后這些學生將集中到少部分條件更好的城鎮學校就讀，而“希望工程”投建的希望小學也遭受波及。有統計數據表明，從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間，全國減少小學371470所，其中農村小學減少302099所，占全國小學總減少量的81.3%。撤校后學生上學距離平均變遠4.05公里，安全隱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費為1157.38元，成為農村家庭的額外開支。
當時有專家指出，學校撤并的確提高了校舍單位面積、辦學資金的利用率，降低了當地政府用于辦學的成本，但學校撤并把部分政府的經濟成本轉嫁為農民的經濟成本、學生的時間成本和安全風險。
“當時，我們都不忍心再下到村里去建設學校了，就怕建起來，被撤點并校給撤掉了，國家大政策是為了集中教育資源，但在有些地方就變成了‘一刀切’，只要是村小都撤掉，在縣城形成了超級大班，這樣希望學校在當地不但帶不來希望，還造成建設損失。”涂猛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希望工程”使命結束了嗎?
“希望工程”伴隨著國家政策而出，在行進過程中也時刻影響著政策，適時地推動政策的改變，但這種改變有時也意味著公益項目的轉型升級。
2001年，為了解決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上學難，讓每一個適齡兒童都能夠接受義務教育的客觀要求，我國政府開始對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就學實施一項名為“兩免一補”的資助政策。
主要內容是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中央財政負責提供免費教科書，地方財政負責提供學雜費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
2005年是該政策實施的第5個年頭，“兩免一補”政策在農村地區全面實施，并逐步向城市擴展，2007年以后，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均享受到了“兩免一補”政策。
還有一項也是被涂猛認為影響到了政策改變。
2011年11月，一項旨在改善貧困地區農村學生營養不良狀況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正式實施，這項計劃覆蓋了680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2300萬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中央財政為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標準為每生每天3元、全年600元，全年總計支出160億元。
但中國青基會伙伴三部的古嵐團隊調查發現，孩子們每天補貼3元按標配吃上了雞蛋、面包和牛奶，但每天都吃同樣的食物，孩子們有些吃不消。
而另一份調查似乎也印證著古嵐的想法。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2010年發布的《2010農村學校供餐與學生營養評估報告》顯示，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攝入嚴重不足，受調查的學生中12%發育遲緩，72%的學生上課期間有饑餓感。
早在2009年開始，古嵐就冒出為希望學校自建希望廚房和種植美味菜園的想法，并開始著手實施，讓孩子們吃上熱騰騰的飯菜。
涂猛稱，“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經開始配比相應資金陸續投入到希望廚房建設中，，很快國家層面也要開始著手投入了”。
從上世紀80年代末“希望工程”實施開始，教育扶貧就一直是其主戰場，建希望校舍、助貧困學生從未間斷，這種長期的堅持換來了國家政策的關注，但每一次的政策關注都可能讓“希望工程”面臨著轉場，而以建設希望學校和救助貧困學生為宗旨的“希望工程”這樣的轉場是否意味著希望工程的使命結束?
“我不認為這個使命已經完成，在慈善救助過程中，政府肯定是主力，民間機構是要干好補充的角色，這兩者分工明細，并不會有沖突，我們不期待公益組織關注的所有項目政府都會關注或者接盤，但政府一旦出臺相關政策進行補位，政策到位后公益機構也會適時對項目進行調整，延伸出新項目進行政策補充。”涂猛說。
25年后再出發
“希望工程”這一公益項目走過25年，站在新起點上，必然有著新計劃，這些新計劃帶領著新產品，朝著公益方向繼續前行，而這些新計劃也同樣關注著政策性的缺位。
2001國家施行撤點并校政策后，政策性滯后的矛盾凸顯，而在不久之后有所收緊，并不允許搞一刀切式的撤點并校。
“這應該說是青基會的一個新機會，又一次轉型升級。”涂猛說。按照涂猛的想法，下一步，中國青基會準備推出“微校計劃”，走“點包村”的教育扶貧模式”。
“‘微校計劃’已經準備了好幾年，現在是正式推出的時候。原先都是選擇一些村級小學進行希望小學建設，現在要將目標下移更加深入，選擇村級以下的那些教學點、教學屯來投入建設，這里承載著更多基礎教育的希望。”涂猛說。
為了配合“微校計劃”，現代互聯網技術也被很好地應用到了新產品的開發上來，“希望工程同e課堂”將選擇在農村建立網校，將縣城里甚至是市里的優秀教育資源通過遠程方式輸送到村小和教學點，讓這些地方的孩子和老師都能享受到同一的教學資源。
同時，中國青基會歷史上最大一筆原始基金，旨在激勵青少年用科技創造希望的“小平基金”也正式落戶中國青基會。
1990年9月5日，鄧小平同志為“希望工程”題名，并兩次向“希望工程”捐款。2014年，鄧小平同志將以140余萬元稿費成立的“小平基金”落戶中國青基會。
2015年，中國青基會擬將“小平基金”本金擴充至2億元，即在140余萬元的基礎上，中國青基會注入1.1億元非限定性凈資產，同時向社會募集9000萬元，構成2億元的種子基金。種子基金的收益部分和社會后續捐贈資金，將根據小平同志的遺囑，用于青少年科技創新獎勵活動。
■ 本報記者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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